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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山亭》 （曾巩 公元1079年） 闽，故隶周者也。至秦，开其地，列于中国，始并为闽中郡。自粤之太末，与吴之豫章，为其通路。 其路在闽者，陆出则阸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辄破溺。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揖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汉尝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盖以其陿多阻，岂虚也哉？ 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闽江）其南，大海在其东，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之状，盖已尽人力。 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得闽山嵚崟之际，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壒之外，其志壮哉！ 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既新其城，又新其学，而其余功又及于此。盖其岁满就更广州，拜谏议大夫，又拜给事中、集贤殿修撰，今为越州，字公辟，名师孟云。 白话文： 闽，原来隶属于周朝，到秦时，开辟了这方土地，列入中原，这才合并为闽中郡。从越国的太末县，和吴地的豫章郡，是（自中原通向）它的通道。这通道到了闽地，陆路就被阻塞在两山当中，而山相连没有间断，接连过了几个驿站才能见到一块平地，小的作为县，大的作为州，然而州、县（城）的四面望去也都是山。它的道路有的迎着山坡像攀援着粗绳登上，有的垂直挂在山崖上像一丝头发，有的小路蜿蜒在深不可测的溪流上，（路旁）都有石刃从峭壁上刺出，要看准了脚下的地方然后才可以举步。背着、顶着东西的人即使是本地人，也还要侧着脚然后才能够前进。不是那个地方的人很少不被绊倒的。走水路，水都是从高处奔流而下，岩石交错出于水中，如树木竖立，如兵马遍布野外，上下千里，见不到头尾。水流穿行在它的空隙间，有的曲折盘绕流淌，有的逆行侧射，它的形状像蚯蚓盘结，像虫形雕刻，旋涡像轮子，水流激射如箭。船逆行而上或顺流而下时，要善于利用水势，稍微有分毫差错，即刻船破溺水。即使是本地人，如不是一生下来就练习水上功夫，也不敢担任起行船的职责。闽地水陆两路的艰险就是这样。汉代曾经把这里的人民迁徙到江淮之间，而使这地方空着，大概因为这地方险狭多阻，难道这是虚言吗？ 福州的州治所在侯官，对闽地来说是土地的中部，就是所说的闽中。它是闽地最平坦宽广的地方，离四面的山都很远，而闽江就在它的南边，大海就在它的东边。城内外都有路，路旁有小河，小河可以沟通大海，船载的人和货物昼夜都可以聚集在家门。山上多大树，工匠中有很多是手艺精湛的。人们竞相夸耀自己房屋的大并且华丽，即使是下等贫苦的人也一定要使自己的住宅宽敞。而佛教、道教之徒，他们的庙观又特别壮丽。城中有三座山，西边的叫闽山，东边的叫九仙山，北边的叫越王山，三座山鼎足而立。沿着山势，佛教、道教的庙现有数十上百处，它那宏伟奇异绝然不同的形状，也许已经用尽了人工之力。 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主政福州，在福州的高耸处，建了一座亭子，这里的山水胜景，城池的宏大，宫室的繁荣，不用走离竹席就尽可观望四面景色。程公认为这里在江海之上，作登山四望的观看，可以和道家所说的蓬莱、方丈、赢州三座仙山并列，所以为它起名叫“道山之亭”。闽地由于道路险远，所以做官的常怕到此任职，程公能够依照这地方的长处筑亭，用来寄托他耳目的欢乐，不但忘掉了它路远而险峻，又将他的思想提高出于尘埃之外，他的志向多么壮阔啊！ 程公在这个州府由于治理得好而闻名，既改造了城墙、又革新了学府，并且利用公事之余的时间又办到了建亭这件事。他一年以后就改任广州知府，随后又赴任诛议大夫，接着任给事中、集贤殿修撰，现在担任越州知府，他的字是公辟，名字叫师孟。 《道山亭》作者介绍 曾巩，生于公元1019年9月30日，卒于公元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曾巩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 曾巩之父曾易占任泰州府如皋县令，因如皋学风淳正，胡瑗、王惟熙、王观、王觌、王俊乂等皆学有大成，故曾易占将14岁的曾巩带来如皋，寄读于中禅寺东厢房，曾巩在如皋度过了两个寒暑。到了二十岁，曾巩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曾巩18岁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并。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 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其父去世，曾巩只好辍学回归故里，侍奉继母。 嘉祐二年（公元1058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北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曾巩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 北宋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曾巩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曾巩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这一年发生了饥荒，曾巩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浙江省宁波市）、亳州等知州。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曾巩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 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朝廷认为曾巩的史学能比得上士大夫，适宜掌管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 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四月，曾巩擢拜中书舍人，述说年岁已老，望另选贤能。同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 曾巩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曾巩积极参与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他散文内容广泛，义理精深，节奏舒缓，感情醇厚，气质内潜;主题明确，说理有条不紊;精于炼句，语言净洁，尤善用排比句、对偶句。《宋史·曾巩传》称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又称其文“纡除而不烦，简奥而不悔，卓然自成一家”。 曾巩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 曾巩文章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 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 曾巩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曾巩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 《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曾巩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 《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 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 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 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 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 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 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 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在语言色彩上，客观朴实。在语言表达上，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力求准确。 曾巩的散文，很少有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曾巩词仅存《赏南枝》一首。曾巩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以“仁”为怀。 曾巩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他师承司马迁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 曾巩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他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 曾巩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 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做了实事、好事，是北宋一代少有的干练之才。 曾巩在京师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编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列女传》等古籍，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家中藏书两万余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又收集古今篆刻，编为《金石录》500余卷。 曾巩存世有《曾巩集》《元丰类稿》 《隆平集》等。其中《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 曾巩散文存世名篇有《答李沿书》《与王向书》《回傅权书》《赠黎安二生序》《越州赵公救灾记》《醒心亭记》《游山记》《道山亭》《辞中书舍人状记》《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 曾巩诗歌存世名篇有《胡使》《追租》《东轩小饮呈坐中》《人情》等。 《道山亭》作品介绍 道山亭是程师孟所建，并约请他的前任、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作《道山亭记》,记述了乌山风景和福州面貌、风土民俗。道山亭旁有篆刻“天章台”。 曾巩的散文在当时声名极著，在八大家中对后世的沾溉也最为深远。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温醇深雅、思想深邃，更主要的是他出入诸家，文章中包含了丰富的表现艺术，足以为后世所师法，《道山亭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道山亭记》是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作者受程师孟之请，于明州所作的一篇名作，在当时传诵甚广，作者对程师孟这样在偏远的地方犹能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旷达情怀十分佩服，所以写下了这篇文章，来称扬程师孟的旷世豪情，道山亭亦因此文而传名千古，至今犹存。 道山亭在福州城内乌石山天车台左，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郡守程师孟所建，登亭远眺，海门景色，尽纳眼中；鸟瞰墟市，万家楼阁，尽悉入足下，其状可比道家蓬莱三岛，故改山名为道山并以名亭，十年后，又请曾巩作记。 《道山亭记》一改曾巩文章平常平正雍和的风格，奇崛纵肆，巉刻多变，极似昌黎的古风。如其首段“其途或逆坂如缘绠，或垂崖如一发”一节，前状山行之奇，后摹水行之险。巧妙地运用了移步换景的手法，险状迭出，炫人眼目。又从高处俯视，一展全貌。文章短句纷陈，用字尖新巉刻，视觉感受非常强烈。清人林纾以其亲历其地，赞扬这段文字能“穷形尽相，毫发不谬”，诚为的评。道山亭本以道家蓬莱三山而命名，本身实难落笔，而这段景物描写，却使全文“于无出色处求出色”，又能和文章立意相彰，洵为作手。由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种效果地取得除了取决于作者高超的描写手段，更主要得益于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和独特的表现手法。
《道山亭记》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的处理是融为一体的，可以概括为“寓主于客”，也就是寓主意于客位。这里的主客关系，涵义比较宽广，它实际上包含了寓大于小、寓正于奇的意思在内。易言之，也就是文章看似避重就轻，淡化主要意图的直接表达，把主意蕴含到其他内容的描述中。 《道山亭记》文章开头具体详尽地描绘闽地的险且远，极为具体，读之使人惊心动魄。次段又极言福州人力的瑰诡殊绝，但这些都不是不是此篇的主意。后面叙写福州郡守程思孟处于偏僻险远、一般做官的皆视为畏途的闽地而能“因其地之美，以寓其耳目之乐”，且为亭曰道山，以表示他“抗其思于埃壒之外”。亭名道山，是说登临之胜，可比于道家所说的蓬莱三山。因其亭而“其山水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这一段短短百余字，才是这篇文章的主意。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用了寓主意于客位的手法，写闽地山水之险不是主意，写程思孟不畏其地险远，而能安于其居，抗思尘外，这样好整以暇，才能做出政绩来，才是全文的主心骨。而这一层却没有明说，而是化了大量篇幅在客位上铺张渲染，将背后的含义蕴于其中，这就是这篇文章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运用的寓主意于客位的方法。 《道山亭记》运用了寓主于客的表现手法，突破了传统论说文的写作范式，文章显得新颖别致，因而具有很高得艺术性。 曾碑存世约300年，到元亡前4年张闾还“登道山读曾文定公记”，是后来某年亭圮碑没。终明之世，山上新添石刻未提道山亭。证明明初这一遗迹不在了。亭子后重建，隔又二百年，亭记碑却没找到。万历初，胡定复作道山亭，诸士侧竖感知碑，并无修复曾碑记载，刻有一篇好文章的碑竟如此泯灭，如今在乌山所立《道山亭记》石碑是二十世纪90年代福州市政府请当代书法家书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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