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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1年春，西戎涌入渭河中游谷地，他们劫掠了周都丰镐二京，杀死了最后一任周王——幽王（前781—前771在位），西周王朝走向灭亡。在新的周王——平王（前770—前720在位）即位之时，平王决定将王室迁往东都洛邑，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 “西周的灭亡”并不仅仅意味着周都地理位置的改变，它实际上宣告了周王室对黄河中下游长期统治的结束，西周国家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从此陨灭。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至少从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建立开始，中国早期国家一直支撑着东亚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而公元前771年则宣告了这一长期历史的结束。 在这些年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才导致周人走向最后的崩溃？单纯是一次军事上的灾难？抑或是西周国家内部矛盾的积聚到了不得不引起政治破裂的地步？我们或许永远不会遇到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关王朝如何灭亡的详细金文资料，因为西周贵族不会将如此不光彩的事件铸在那些常常用来纪念荣誉和表达敬意的青铜器上。 我以为西周的灭亡是由一次对形势严重的错误估计而直接导致的。基于这种估计，周人的王师被派往泾河谷地进攻周人的一些同盟国，以此来解决西周王室多年积压下来的政治争端。接着，王师遭到了玁狁的回击，并且一败涂地，为敌人进军周都开辟了通道。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00公斤。口饰重环纹一道，敞口，双立耳，三蹄足。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由于对西周灭亡的传统阐述长期以来一直被褒姒这一神秘的角色所掩盖，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廓清褒姒之谜。 从《国语·郑语》中史伯批评幽王昏暗统治的叙述来看，史伯征引了两份资料：一首童谣和已经佚失的《训语》，但这两条引述本身似乎与褒姒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并且它们也不能支持史伯将褒姒描绘成一个邪恶女子。另外还有《国语·晋语》中的一段文字也提到了褒姒，叙事者是史苏。与《郑语》中将褒姒记述为褒人为一次可能的败诉而支付给幽王的抵偿品不同，《晋语》中谈到了幽王对褒国的一次讨伐，这与献公伐骊戎十分类似，褒人将褒姒献给幽王以换取和平。史苏继续说道，褒姒得宠，生了伯服，随后她与奸臣虢石父勾结，驱逐了王位的继承人宜臼。史苏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潜在的哲学：褒姒是被征服者向征服者实施报复的工具——“雌性杀手”。但在史伯的版本中，她却是一位古代邪神的转世，奉上天之命前来惩罚周王的倒行逆施，并且将周王朝引向灭亡。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可能只是代表了褒姒身世故事的两个并存传统。 这两个版本自然都为司马迁所熟稔，但在《史记》中，他显然将史伯对褒姒身世的详细叙述与史苏关于褒姒导致西周灭亡的说法结合了起来，而且还添加了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整个故事中最著名的一部分——“烽火戏诸侯”。 这个特殊的部分极可能来源于《吕氏春秋》，但太史公对其做了一定的修改。“烽火”之说显然是司马迁的虚构，因为《吕氏春秋》中仅说到了“鼓”，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烽火”这种报警系统在先秦即已存在，自不必提西周时期了。更重要的是司马迁为褒姒添加了一种更为神秘的特征：她不爱笑，甚至连话都不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她邪恶的力量“驱使”幽王费尽心思去取悦于她。这种特征并非《吕氏春秋》或《国语》中的褒姒所有。在《吕氏春秋》中，只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不计后果的统治者如何戏弄他的臣子，而司马迁却利用它来显示邪恶、心怀鬼胎的褒姒是如何引起西周王朝灭亡的。鉴于《史记》对后世历史著述有着巨大的影响，《史记》版本因此晋升为褒姒故事的主流。 褒姒故事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妖女祸国”这个古老的信仰。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或许只有将褒姒妖魔化，西周王朝的声望与其耻辱的结局之间的矛盾才可以得到适当的调和。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他们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 传统史学同样将一些不详的征兆归置到幽王身上。幽王统治的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变故不断、殊不平静的一个时期。王室的政治斗争交织着王室与一些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冲突，同时再加上政治危机和自然灾害之间的相互作用，幽王时期的整个情况显得错综复杂。但最终引起西周王朝崩溃的政治混乱之根源却是在宣幽两世的权力交替。 幽王掌权后的最初五年间，周王室的政治牵涉到一位叫“皇父”的重要历史人物。皇父非比寻常的地位我们可从“皇”这个头衔中窥见，皇父是幽王继位时西周王室的一位核心人物。《今本竹书记年》载：“（幽王）五年，皇父作都于向。”皇父在洛邑北面的向（今河南济源）为自己营建新邑，并且永久性地离开宗周去那里度其余生。显然，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政治事件，这并非因为一个年长的官员必须要退休，而是因为，由于某种原因，他都必须离开陕西王畿地区，将自己的住所永久地迁往遥远的东部。有趣的是，同一年，王位的正当继承人宜臼也被迫离开都城，前去申国避难。这又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政治事件。我认为这是幽王统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西周末日的开始。 皇父隐退东部是否标志着这位受人敬重的王室大员平和而体面地让出权力呢？抑或只是他屈辱地败于政敌之手呢？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著作没有提供有关皇父隐退的详细内容。但在周人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线索。 皇父隐退东方是《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主题，这首诗实际上揭示了地位显赫的皇父与新近即位的幽王之间严重的政治裂痕，并且这一政治冲突最终迫使皇父离开周都。诗人将皇父隐退以前发生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日食，同其隐退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皇父的隐退是与地震一样悲惨的事情。诗人抱怨皇父，因为在他看来，皇父不负责任地离开王都，使周王身边少了保护之人，并且他的东迁造成了都城地区的骚乱和资源的流失。同时，诗人对皇父也明显抱有同情之心，认为他是政敌诽谤（52—56行）及周王猜忌（11—12行）的牺牲品。更重要的是，第42—48行显示，许多王室元老都追随皇父从周都撤离，一同迁往东部，这似乎暗示了宣王朝的老一代官员与幽王刚刚培植的新派系之间的一次决裂。 在与皇父的政治争斗中，幽王可能得到了他年轻妃子褒姒的协助，而后者也可能正觊觎着王后之位。这一新的释读也得到了另一首诗《诗经·小雅·节南山》的支持，这两首诗的内容明显是有关联的。诗人显然是站在皇父一派说话的，他尖锐地批评与幽王一派的反对政党。第1—24行再明白不过地强调了皇父对维持西周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并且也表达了对皇父失势的同情和悲哀；第25—36行谴责皇父的政敌蒙蔽周王，在政府中随意安插自己的亲信；第37—48行抱怨幽王无视民众愤怒与憎恨心理的增长，允许邪恶之人操纵权力。诗的最后一部分（53—64行）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诗人呼吁皇父与周王和解，这正是本诗的主旨所在。 毋庸置疑，“节南山”这首诗向我们呈现了西周晚期政治中一种激烈的派系之见。这种观点甚至在《正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它直接对褒姒进行公开和尖锐的批评。诗人显然是站在皇父这派人的立场上说话的（他原先可能是皇父的盟友之一），在无法同新的派系相处的情况下，被迫离开皇室。 这些诗有着深刻的政治观点和历史现实意义，而这都已经成为周人文化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显示了幽王早年西周王室中曾经有过的一次激烈的政治争斗，结果皇父被迫隐退东部。这场争斗可能是围绕着王室政策的控制权而展开的，争斗的双方是年轻的幽王与宣王时期留下的前朝元老，同时还纠缠了两个女人为她们的儿子争夺王位的争斗：一个是正统的周王室王后申后，另一个则是势力逐日上升的褒姒。需重点回顾的是，根据《今本竹书记年》，王权的合法继承人宜臼在皇父隐退的同一年也被迫出逃。我认为这两起事件必定有联系，俱源于皇父集团败于幽王—褒姒集团的政治争斗。随着斗争中皇父集团的失败，西周政府的权力结构也逐渐按照一条完全由周幽王掌控的政策路线进行重建。但周幽王对政敌的胜利不仅为王室权威的重建创造了机会，同时也开启了西周王朝灭亡的大门。 最终导致王朝倾覆的问题之根源依然在于周王室的政治，尤其是在跨越宣幽二王的世代权力更替。与传统解释不同，通过重新释读《诗经·小雅》中的三首诗，同时联系历史著作，我们便可揭示以皇父为核心的老资历官员与新立的幽王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幽王得到他的新宠褒姒的支持，褒姒则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儿子抬上王位继承人的位置，从而使自己成为合法的王后。公元前777年，皇父很可能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而离开都城，前往东部，而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宜臼也逃到西申避难。幽王自此赢得了王室政策的全部掌控权。 然而好景不长，幽王权力的巩固却导致了王室对西申（王子宜臼的庇护者）错误地采取了一种更具主动性的政策。西申为了保护自己，同鄫和西戎建立了军事同盟（我们有理由将西戎与周的宿敌玁狁联系起来）。在西申附近的第一场战役中，王师被西申、鄫和西戎的联军击败。联军乘势顺泾河而下，洗劫了周都。直观来讲，西周的灭亡看来是由周王室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一次严重错估引起的。在这点上，倘若周幽王不贸然进攻西申，或许周王朝能多苟延残喘纪念。但从西周国家的各种因素以及幽王早年的政治争斗这种本质来看，灭亡是长期处于衰弱过程中的西周国家的最终归宿。 选摘自《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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