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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om 陈亚军（CHENYajun）** 大约十多年前，我对罗蒂这个人以及他的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罗蒂的许多著述中，布兰顿的名字一再出现，并获得罗蒂很高的赞誉。这让我不由得关注起这位以前很少听闻的新实用主义“后起新秀”来。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布兰顿在学术界早已名声鹊起，但他的哲学晦涩深奥，并不被圈外人所熟悉，而即便是学术圈内，也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去碰他的那部长达七百多页的成名作的，故长期以来他并不广为人道。但罗蒂对他的罕见好评，再加上哈贝马斯的“里程碑”的溢美之词，使我对他产生了十二分的好奇。慢慢地，我对他的哲学轮廓有了一些粗浅的辨识。他的哲学抱负非同凡响，分析哲学的论证方式加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哲学视野，使原先分裂的英美与欧陆哲学两大传统有了弥合的可能。这不正是我向往的哲学吗？而且在我看来，它也昭示了实用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 本来对再去美国做一年访问学者已经毫无兴趣，但为了就近考察布兰顿的哲学，2009年，我申请了“富布莱特学者”项目。对这次申请的通过我是信心十足的，因此在申请过程尚未结束时，便给布兰顿写了一封邮件，除自我介绍一番外，也表达了自己想去匹兹堡的愿望。第二天便收到了布兰顿的回复，信写得简短、干净： 亲爱的陈亚军：感谢你的自我介绍。我很高兴支持你作为访问学者来匹兹堡大学哲学系。你应尽快决定来的时间，应给哲学系负责这些事务的管理人员卡茜·瑞武特女士去信，她的邮箱是×××。她会告诉你需要什么文件以便为你申请签证写一封正式邀请函。鲍勃·布兰顿（2008年9月13日） 看着这封回信，我在想，这布兰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来信看，估计一定是位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的学者，就像他那部大部头著作一样，充满理性的严肃。这些先入之见后来证明都是错误的。 2009年8月25日，我抵达了匹兹堡。行前我曾给布兰顿去信，告诉他我的行程并约他在8月25日见面。此时学期还没开始，住下不久，我便收到了布兰顿的来信。这次来信完全改变了我原先对他的刻板印象。布兰顿在这封信中告诉我，办公室已经为我安排好了，要我和他的研究助手艾科联系，让他帮我熟悉环境，尽早安顿下来，同时建议我立即和秘书沟通，办理身份证以便使用电脑等。我没想到，这些小事他还记挂在心上。而且，更使我有些惊讶的是，几乎同样内容的信件，他居然写了两封，前后相差五分钟分三次发给我。不要说一位世界著名哲学家，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教授，怕也不会对一个外国来的访问学者的生活安顿如此上心，这让我深感意外。 8月的最后一天，在布兰顿的助手也是他的在读博士生艾科的导领下，我参观了哲学系，又来到了系里为我安排的办公室。推门进去，右手是一间几人合用的大一点的房间，左边是留给我的一个单间。据艾科告诉我，这是专门留给资深访问学者(senior visiting scholar)的。更有意思的是，这办公室还有一段来历。它曾是塞拉斯的办公室，当年匹大哲学系主任动员身在耶鲁的塞拉斯来匹大，要他提条件。塞拉斯的回答是：别的我不要，我只要你系主任的那间办公室。系主任二话不说，拱手相让。而这个办公室正是我现在所用的这间！塞拉斯在这里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尊敬，匹大哲学系能有今天的辉煌，和塞拉斯的贡献是分不开的。[1] 当天下午5点，哲学系的迎新聚餐会开始，我晚到了十分钟。在这次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布兰顿和麦克道尔。布兰顿个头不高，大约一米七左右，壮实、精力充沛。脸上不见皱纹，看上去比照片更年轻一些。他随意地穿着一件黑色T恤衫，裤子也显得松松垮垮。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长达一尺多的髯须。见到我，他露出了和善温和的笑容，问我什么时候到的，是否已经安顿下来等等。我简单向他介绍了这一年的打算，他点头称道，除应允接受我的访谈邀约外，还主动提议每周一次讨论他的《使之清晰》（英文书名：Making It Explicit）。他的热情一下子消除了我的拘谨，我们谈天说地，完全没涉及学术。与布兰顿相比，麦克道尔更像一位英国绅士。他上身着衬衣，下身西裤，声音低弱，表情恬淡。我主动上前向他打招呼并介绍了我们读他的《心灵与世界》的情况。他问我读的是不是中译本，我告诉他不是，读的是他的英文原著。借此话头，我们谈起翻译，谈起维特根斯坦，谈起塞拉斯，谈起他自己的哲学主张。麦克道尔兴致勃勃，话匣子终于打开了：“我对维特根斯坦是很认真的！”“罗蒂并没认真对待塞拉斯”。随着谈话的深入，我忽然发现，麦克道尔笑起来很可爱，像孩子一样的单纯。由于房间人多拥挤，他的声音又弱，很多话我并没有听得很清楚。想起来十分遗憾，因为后来我再也没能见到麦克道尔的笑，而他的腼腆内向也使我再没好意思去打搅他，原先约好的访谈也未能实现。 9月3日，我第一次和布兰顿单独见面。下午2点，我准时来到他的办公室，进门后，先将一把扇子作为礼物送给他，并向他解释了王羲之的书法和苏州园林。然后，我向他展示了自己的扇子，告诉他扇面上“难得糊涂”几个字的含义。听罢解释，我们一起会心地笑了起来。[2]在布兰顿那张宽大的书桌前我们开始了围绕他的著作的对谈。这张书桌据说是塞拉斯曾经用过的，布兰顿视塞拉斯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塞拉斯去世后，布兰顿专门要来了这张书桌，置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既有实用的考虑，更有纪念的味道。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推论主义的基本论点是，我们不可能理解一个概念，除非我们知道它在概念推理中的地位。但如何解释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因为他们不可能在推论中学习概念涵义的？”布兰顿对此回答道：“一岁的儿童对于环境只有刺激反应，四岁的小孩开始知道了后果等，能由‘冒险’推出‘失火’以及失火伤人的后果，这时他开始理解了‘火’的涵义。”我接着又问“皮尔士的符号学强调人居住在符号世界，理解一个符号只能通过另一个符号……”我本想问皮尔士的这种推论主义和他自己的“皮尔士准则”是否矛盾？但我的问题还没结束，布兰顿已经抢先回答问题了。他想强调的是，他与皮尔士确实有相近之处，但也很不相同。接着我们又聊了人与动物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黑格尔的哲学，以及他思想中的现象学背景等。第一次的交谈十分顺利，但我能感到自己的困难。我对布兰顿的哲学话题缺乏知识储备，对于他的论证方式缺乏亲切感。 和布兰顿每周一次的谈话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段时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研读他的《使之清晰》一书中，常常被弄得痛苦不堪。此前我对布兰顿的思路完全不熟。乍一接触，只感到不知所云，像是啃上了一个硬核桃。这种硬着头皮读下去的读书体验在我整个读书生涯中是从未有过的。好在布兰顿是个善于捕捉话题的高手，有时我的问题还没有结束，他便已经明白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饶有趣味的是，有时我自己甚至都不清楚我想要表达什么，常常是通过他的阐释，反过来对自己的问题有了更深的领会。布兰顿的口头表述十分清晰流畅，比起他那部公认的艰涩之作，他的口述显得那么的深入浅出。他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善解人意。我每次总要带着十多个问题加上自己的理解去和他见面，现在看来，这些问题特别是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有一些是离题不相干的，但布兰顿从未显示出任何的不耐烦。相反，他总是非常耐心地甚至重复地讲解他的观点，从我的角度引出他的论证。在他的《使之清晰》中，有一部分内容十分重要，那就是如何在社会交流中借助对方的理由引出自己的观点，布兰顿在这方面是高手。他不仅将这种理性交流的结构分析得细致入微，而且也在实际的理性交流中，施行了自己的这套理论。我们的交谈主要围绕他的《使之清晰》展开，但也经常穿插了许多轻松话题，比如他与塞拉斯的交往、昔日对克里普克的印象、学界趣事，再比如匹大哲学系对教师的考核、对引进教师的审查，以及中国文化、德国经验、美国生活等。在涉及这些话题的聊天中，我发现，布兰顿是一个没有心计的人，他更像一个纯粹的书生，有什么说什么，哪怕对一个不知根底的外国访问学者，也不隐瞒自己的好恶。聊到开心时，仰天开怀大笑，一尺开外的美髯颤动不已。 2010年1月20日，第二个学期开学后，我和布兰顿又一次见面。刚一落座，布兰顿就告诉我，他想邀请我和妻子安娜，去他山中的别墅度周末。据他说，除了我们和他的妻子芭芭拉之外，参加聚会的还有哲学系的一位年轻教师卡尔（K. Schafer）。当晚，布兰顿给我寄来了正式的邀请。关于这次聚会，我在后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昨天（1月24日）上午10:30，在Hillman图书馆前，准时和卡尔见面，然后乘他的车子前往布兰顿山中住处。一路驱车，大约用了一个半小时。市区已几乎没有什么残雪，山中却仍是一片白雪皑皑。大片树林，结着冰锥。放眼望去，到处闪闪发光，宛如童话世界。在银装素裹下，森林成了一片冰的海洋。顺着山路，车越行越上，大约在海拔二千一百米的地方，终于抵达了布兰顿位于树林中的别墅。别墅面积很大，完全掩在森林中。我们到时，正是午饭时刻，布兰顿和夫人芭芭拉早已准备好了午餐。稍事休息便开始就餐。夫人芭芭拉居餐桌顶端，右手是布兰顿，左手是我，布兰顿的右手是卡尔，我的右手是安娜。说是吃饭，其实更是闲谈。漫无边际，从山说到鸟，再加各种逸闻趣事，气氛轻松。芭芭拉气度优雅，自然平易。她是一位优秀的儿科教授兼医生，是2008年全美100位最优秀儿科医生入选者。和布兰顿一样，已经年届六旬。她风趣幽默，不时揭布兰顿的短，显然，布兰顿已经习惯了这种交流方式，丝毫不以为忤。餐厅的左手是客厅，几张沙发，随意地躺在地毯上，对面墙上悬挂着几张兽皮。据布兰顿说，这是他们从丹麦带回来的一种类似狼一样动物的皮毛。墙的对面是一个壁炉。下午，我们围坐在此，看着壁炉中燃烧的火焰，感受着燃烧所带来的温暖。话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同时也聊了哲学系的一些趣事。其间，卡尔问起布兰顿的《使之清晰》是否有中译本，布兰顿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回答。我告诉卡尔，这本书翻译的难度很大，如果要翻译，首先应该是理解。谈话中，我问了布兰顿一个关于麦克道尔的问题，他们两人的关系如此密切，而观点却彼此冲突，一个主张经验主义，一个坚持理性主义，却又都宣称自己是新黑格尔主义者，这怎么可能？布兰顿说，这是很多人都感到难以理解的。比如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皮平（R. Pippin）就对他们两人怎么竟然在一个系里共事，而且还能保持深厚的友谊感到困惑。布兰顿解释说，这样的批评、交流和私人友谊完全是两码事。他和麦克道尔的情谊如此之深，用他的话说：“我不会在麦克道尔仍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离开这里的”。 下午，布兰顿带着我们参观他的“庄园”。他以大约每公顷一千多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方圆五十公顷的土地。这块土地上的树木、湖泊等，都是他的私人财产。我们一行四人，穿着高筒雨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蹒跚而行，观赏布兰顿所拥有的大自然。这是真正的大自然，小溪、小湖、不同的岩石、鸟类。没有篱笆，更没有铁丝网，我禁不住好奇地问：“不担心安全问题吗？”布兰顿告诉我，这里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情。 从雪地散步回来，布兰顿兴致勃勃，系上围裙，下厨为我们准备晚餐。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布兰顿是一个非常平易的人，做饭、收拾房间、招待客人，样样都很拿手。据他说，当孩子们小的时候，他每天还要为他们讲故事，陪他们玩游戏。他是一个很好的厨师，喜欢烹饪。晚餐前，布兰顿喜欢喝一些餐前酒，或是调制的混合酒。看得出来，他十分善饮。他收藏了各式各样的葡萄酒，也喝一些其他种类的烈性酒。那天的晚餐很正规，布兰顿制作了烤排，还有一种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的蔬菜，主食是烤土豆，餐后有苹果派加冰淇淋甜点。在摇曳的烛光中，大家品尝着布兰顿挑选的红葡萄酒。那天晚上，我因为头痛早早上床就寝，卡尔也返回匹兹堡了。布兰顿、芭芭拉和安娜三人，一直聊天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当我起床来到餐厅时，只见布兰顿已经在准备早餐了。他笑着告诉我，他早已经起床工作几小时了。昨天喝了那么多酒，深夜才休息，况且又是周末，他居然第二天凌晨还在工作！ 早餐后，布兰顿领我参观他的楼上工作室。他告诉我，他的《使之清晰》一书，主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眼下，工作室正在重新装修，但站在工作室的窗前，放眼眺望，山峦起伏，森林环绕，心境一下子变得无比的澄明、宁静。这是哲学家理想的工作之地。布兰顿在此，每天至少写作三到四个小时，长年累月，坚持不懈。他的成功，与其说出自天赋，不如说出自勤奋。他和麦克道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那种非常高的聚精会神的能力。据布兰顿告诉我，普特南在这方面甚至更加突出，“他居然能在牛津做洛克讲座的时候，利用上一讲后的空隙时间准备下一讲的内容，要知道那里有多少餐会的干扰！”在布兰顿开车送我们回匹兹堡的路上，他说起自己和麦克道尔工作方式的不同。他自己每天坚持写作，先做大量笔记，然后成文。而麦克道尔则一直蕴酿，最后才动笔，而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则几乎废寝忘食，直到论文完成才能罢手，“《心灵与世界》写完后，麦克道尔差点被送进医院”。 布兰顿是个非常健谈的人。每次见面，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在匹大，我偶尔也听到过抱怨，说布兰顿是哲学系最傲慢的教授。我无法为布兰顿辩解，但我想说，就我和他的交往而言，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一点。相反，我看到了他身上那平易近人的常人的一面。 * 作者注：老朋友唐浩来信，约我从访问学者的角度写一点布兰顿印象之类的文字。因为此前已经写过，怕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增添。但唐浩说没有关系，可以在原先文字的基础上补充增加。于是，就有了这篇松散的回忆。其中最后一部分“做客山中”来自我此前发表的《匹兹堡问学录》。 **陈亚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CHEN Yajun,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1]本专栏组织者唐浩注：塞拉斯办公室一事，陈亚军教授多半是听布兰顿说的。但布兰顿在转述事实的时候，往往和原来的事实有相当距离。他不仅在转述逸闻趣事的时候这样，更重要的是在转述或者诠释其他哲学家观点的时候也这样（这当然和他自己的哲学思想是否有趣无关）。这方面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在系里待久了的人也都知道。所以塞拉斯办公室一事，陈亚军可能被布兰顿误导了。我在匹兹堡读博时有个同学叫David Miller，本科毕业于耶鲁哲学系，曾受耶鲁哲学系之托专门研究过一下耶鲁哲学系系史，包括塞拉斯从耶鲁被挖到匹兹堡的这段历史。他的说法是，当时塞拉斯在和匹兹堡大学文理学院（哲学系属于这个学院）的院长谈话时，顺口说了一句：“这间办公室不错嘛！”院长当场就说：“那就归您了！”Miller还说，其实这位院长当时本来就要搬办公室，正好做了个顺水人情。 [2]布兰顿的名著是《使之清晰》正好和“难得糊涂”构成一副对子。这也表明了中西哲学的某种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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