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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哲学以语言分析特别是语言的逻辑分析为特色，实用主义以实践为要旨。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自《清晰阐释》开始，通过《阐明理由》《言行之际》等一系列著作，力图以“分析的实用主义”为纲领推进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的融会，以规范语用学和推理主义语义学打造语言哲学的“地基”。布兰顿认为，语言意义的确定性和思想推论的可能性，均来自语言使用者就相互之间的推理承诺和资格所进行的“道义计分”活动。这种分析的实用主义批判了早期分析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沿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路径，遵循塞拉斯“理由空间”的规范性进路，将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表达主义融为一体，赋予分析哲学以实践的生命力，赋予实用主义以概念的清晰性。 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始于20世纪40—50年代，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莫里斯的科学经验主义、刘易斯的概念论实用主义以及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第二次结合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个结合的产物通常被冠以“新实用主义”。可以称为“新实用主义”的不仅有蒯因、塞拉斯、古德曼、戴维森、普特南等人的哲学，罗蒂由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而来的教化哲学也在其中。单就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而言，这一融合结出了丰硕成果：蒯因在致力于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行为主义理论；塞拉斯对“明显影像”和“科学影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批判“所予神话”的基础上开启了分析哲学中的“推理主义”转向；戴维森提出了“戴维森纲领”；古德曼和普特南两人也各有建树。美国学者斯坦利·罗森曾在总结20世纪语言哲学的发展之后，预测其中一些争论将在元层次上继续推进，而以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为代表的匹兹堡学派就代表了分析哲学的这一发展趋向。 “匹兹堡学派”的说法由梅尔（Chauncey Maher） 提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长期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更重要的是其共同的哲学关注点：一是拒斥“所予神话”，以此为基础批判传统分析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二是“概念”或“推理”都是“语言性”的，要进入“理由空间”，我们必须进入自然语言的空间，对感官感知和意向性行动的理解都离不开对语言的掌握。三是对规范的强调，谈论推理的正确性就是在谈论语言使用中的规范，而推理是语言使用者所做的事情，规范就隐含于其中。除此之外，匹兹堡学派摒弃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峙和成见，从欧陆哲学那里汲取灵感和养料，其中借鉴最多的欧陆哲学家是康德与黑格尔。按照罗蒂的说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而布兰顿则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将分析哲学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阶段。 国外学界对分析的实用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的实用主义的理论主旨。分析的实用主义赞同理性主义而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赞同推理主义而反对表象主义，赞同整体论而反对语义学原子主义，赞同对逻辑的表达主义的解释而反对形式主义解释。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义，而推理主义与整体论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传递意义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义就预设了在特定推理构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这一整体论会导致功能主义；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实践对理论具有优先性，那么，这又与实用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推理就是做事。因此，分析的实用主义强调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结合，为拓展分析的语义事业提供了特别的资源，也就是单一关注对意义之间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包括意义和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此外，分析的实用主义是以规范性为主题的实践哲学。在此意义上，分析的实用主义不是一种自然主义、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层面的实用主义思想，而是以实践为基地的方法论层面的实用主义。 塞拉斯的推理主义研究。塞拉斯提出了“理由空间”与“逻辑空间”或“自然空间”的区分，前者是从理由、意义、目的等所谓规范的维度对事物进行考量，而后者则是将事物置于自然主义式的因果链条中。以此为基础，塞拉斯认为语言与人类的生活和行为密切结合，它不能够独立于公共的“生活形式”而得到正确的理解，因为其本身属于“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因此，塞拉斯一方面将语言的中心看作是推理活动，即语言存在于真实的语言行为中，它和人们的互动发生在因果、时空的领域中。另一方面，语言有一个内在的结构，这个结构由组成它的规则所决定。因此，语言实践—推理游戏给我们的语言带来了一种由形式和实质推理规则所构成的整体论的概念框架。 麦克道威尔的最低限度经验论研究。虽然麦克道威尔并没有直接称自己为实用主义者，但他在很多方面具有新实用主义特征。塞拉斯在批判“所予神话”时提出了两种空间的区分，但是二者之间截然对立的划分使得经验难以横跨两种空间同时发挥作用，心灵与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麦克道威尔对此问题采取了看似轻松的解决办法，即祛除人为建立的二元对立，还经验以本来面目，也就是说，经验本身就是概念化的，经验是接受性和自发性相互作用的结果。麦克道威尔在面对塞拉斯遗留下来的传统经验论的难题时，没有像布兰顿那样放弃“经验”，而是把经验理性化、概念化，如此一来，有主体理性参与的世界也能真正制约着我们的感知经验，心灵与世界之间的鸿沟就不复存在了。 布兰顿的规范语用学研究。布兰顿以规范语用学为基地，构想了一种不同于经验主义的语用表达主义，根据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的表达作用来理解意义和知识。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所具有的独特的表达作用不是描述或者解释经验世界，而是清晰阐明概念框架的本质特征，正是这些概念框架使得对世界的描述和解释成为可能。赋予概念内容的推论性实践的基本特征既是语义学的，也是语用学的。布兰顿的“分析的实用主义”以语用分析为主要工具，详细刻画了以语用学为中介的语义学研究进路，从而结束了传统语义分析拒斥实践、排斥价值的传统，不仅赋予了分析哲学以价值论研究的可能性，而且进一步扭转了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局面，挽救了分析的形而上学进路。 由此可见，分析的实用主义在批判传统分析哲学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路径的基础上，发展实用主义传统中的积极要素，从而建构性地而非解构批判性地拓展分析哲学的事业，为分析哲学寻求一条新出路，为形而上学开拓新视野。因此，我们认为，分析的实用主义路径构成了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结合的新模式，奠定了分析哲学研究的新范式。因此，探讨分析的实用主义所引发的重大变化，及其开拓出的各种发展方向，对于研究当代哲学范式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对分析的实用主义路径的研究及时把握了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趋向，勾勒了当代分析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研究，以内在的方式涉及了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相互对话与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展现了百年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的推理主义转折，勾描出了一幅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历史、现状和趋向的草图。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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