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的一年[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与米沃什的自传《故土》一样，《猎人的一年》也是“追寻对自我的限定”。这本日记记录了这位诺贝尔奖得主1987年至1988年一年的生活。贯穿始终的是，米沃什试图解释他所成为的这个人与记忆中他曾经所是的那个年轻人之间的断裂。穿梭在对现在的观察和对过去的重建之间，他试图回答一个未被阐明的问题：考虑到他的诗人个性和他的历史环境，他是否体面地度过了他的一生？ 1987年8月1日 无休止的惊讶，每天都是。我开始进入人生的第七十七个年头。我一遍遍告诉自己这个事实，却不能让自己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在我身体里和我周围发生的一切，并不会发生在别处，而只在这里，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维尔诺是多么遥远)。 一个美丽的夏季，不多的日子有雾，即便有雾时，正午仍很炎热。露台上，花疯了一样盛开：香紫草、半边莲、喇叭花、新几内亚凤仙花。泡桐树已开花一个月，并将持续到深秋。我们去年植下的沙棘仍呈锯齿状；它被梅花鹿啃过，邻居矮树上的花朵也未幸免。 昨晚我们又徒步登上灰熊山顶。汽车停在两边路沿，人们喜欢俯瞰海湾开阔的风景，大桥、旧金山、奥克兰、本地日落出名的色彩，此时尤为柔美，宛如一幅东方的画，蒙上暗淡的光线。 接着桑拿浴，在夜空下的泳池里游泳，仰泳，仰望星星，尽管总会发生疑问：那是一颗恒星、行星，还是一艘宇宙飞船？ 1987年8月2日 “我不知道伯克利的群山会是我的终点，”我曾在诗里写道。也许不是，因为只要人还活着，一切就不确定，但看来很可能是我的终点。维尔诺已是亚特兰蒂斯。我也不能想象生活在波兰，即便团结工会赢得大选后，在那个相对自由的时期我重访过那里。巴黎的熟人越来越少，朋友一个一个离世：齐格蒙特·赫兹、神父约瑟夫·萨齐克、科特·耶伦斯基。不管怎样，无论在哪里，我都是一种离群索居的状态，如同在这里，我找不到屈尊下到城市里生活的理由。 书和字典。我的人生里有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但我高兴于我不写小说。也许，这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自负，我认为我的名声是有限的，仅限于诗的读者。当然，我不拒绝名声，如果我的书印数更大；但我珍视镌刻于我命运里的这份幸运的宁静：声名从不巨大，我只拥有恰当的一份。 小说的优点在于描述我们与他人关系的可能性，无须拿手指指着他们；换言之，可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而在写日记或日志时，你没有那种特权；写日记时，仿佛可以抛开一切顾虑，正如今天很多人所做的那样。 未经许可，原因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华沙的报纸《政治》(Polityka)发掘并重印了我的《挽歌》，那是我四十年代后期的一篇文章。甚至为《纽约时报》撰稿的华沙记者迈克尔·考夫曼也提到了这篇文章，因为我的文章描述了华沙犹太人聚居区墙壁旁的旋转飞椅，当然不只这些。于是，该文被看作是由杨·布沃尼斯基的文章发起的一个讨论的延续，布沃尼斯基发表了批评波兰人冷漠的文章。考夫曼从字面上翻译了“karuzela”这个词，译为“旋转木马”，意思成了孩子们骑着用来兜圈的木马，实际上，这个词应译为“旋转飞椅”，它是指夫妻或情侣荡秋千的飞椅。但“旋转飞椅”不太为人所知。 我已经完全忘了这篇文章的存在，重读它时，好像是别人写的。另一个证明是，我们对自己行为的好或坏，往往没有意识，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知道得太少，假如没有最后审判日，无论我们还是别人，都不会知道。在这篇我不特别喜欢的文章中，我所流露出的同情是真实的。 假装我是自己行为的评判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因为我总在思考我的自我意识究竟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不然，我们如何区分真实的自我评价与痴迷、幻觉、象征性的行为？我只是确切地知道，内疚的感觉和不断的自责，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标志，而一个基本原则是，我们应最大限度地意识到它的诱惑，从而武装起自己以反对极端的自我中心。 1987年8月9日 到核桃溪去参加艾娃的婚礼，然后出席在丹维尔一个公园里举行的招待会。1960年，我和杨卡及孩子们一起第一次来到伯克利时，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驱车带我们在这个区域看了看，就是从伯克利群山往东的农村——山谷里的栗树园更高一些的地方，是浅黄色的斜坡，一年四季都被黑色的橡树遮挡。现在这里已经完全是城市了：绿色树荫覆盖的街道和房屋、草坪、网球场、游泳池、公园。还有地铁，不过这里的地铁是在地上，从旧金山一路延伸而来。我不确定我是否全然赞成保存自然因而反对发展。这些地方太荒凉，只有干枯的杂草和坚硬的橡树。因为气候不同于伯克利，海上的雾到达不了那么远，天总是蓝的，一切都是焦干的；因此，人总是往有绿色植物的地方跑。 可以说，这里让我在此生见证了乡村的终结。在这里发生的，代表了整个地球的一个模式，不是说到处都跟这里一样，只是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是整个地球的一个明确的模式，这还只是考虑到涌现的密集人口。因此，大片分散在远近地区的房屋用地，还保留了一点乡村遗迹，却也人为地维持了某些东西：灌溉系统、树木、体育空间。耕作是分开的，只是不再有小村落。 我在乡村度过的童年，迥异于今天的童年。到处是嗡嗡叫的昆虫，它们叮人，直往人眼睛里钻。赤脚上满是伤疤和不断抓挠后的结痂。蟋蟀在草地上蹦跶，甲壳虫在身边竞跑；红蚂蚁(数它咬人最厉害)和各种大小的黑蚂蚁在成群移动；各种颜色和形状的毛毛虫出现在树叶上、室内、厨房墙壁和某些房间里；苍蝇呢，飞在挤奶棚的周围，密密麻麻就像一层黑色的罩子。 玻璃器皿被用作捕蝇陷阱，里面淹死厚厚一层苍蝇。在我的童年，也使用化学方法对付这个蜂拥的世界。在有大量的鸟类云集时，就会使用这种方式。今天，食虫鸟类的日子很不好过，尽管已经少了很多，它们的数量不再让人惊讶。 1987年8月11日 对气候的敏感可能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的生活已经过去了，现在每一天都是珍贵的。在晚年，莱奥波德·斯塔夫写过一首诗《桥》： 站在一条又宽又急的河流的岸上 我不相信 我会越过那座桥， 细而脆的芦苇 编成的桥，被固定在树皮上。我像一只蝴蝶小心地走过 我像一头大象沉重地走过，我肯定走得像一个舞者 摇晃得像一个盲人。 我不相信我会越过那座桥，现在，我站在桥的另一边 我仍然不相信我已越过了它。 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是如何越过那座桥的呢？盘点自己的人品听起来可能不真实，对自己进行评判也不合宜。奥斯卡似乎想找出米沃什家族这一边的遗传缺点，曾经说：“你知道，就像米沃什家族的人。”意思是：“像个疯子。”这是他评说他祖父的话，祖父是一个老兵，在奥斯特罗文卡之战中受了伤，娶了一位意大利歌手；奥斯卡的父亲在生命弥留之际，患有临床妄想症；而他在德鲁加的堂兄弟一家，也有不少毛病。没错，奥斯卡所言让我很是震惊，因为它正好击中我的怀疑：如果不是有特别近的关系，来自切雷加和德鲁加两边的米沃什族人，为什么那么相似呢？会不会是某种先天性的缺陷，在对抗悠久的库纳特家族的强大血统，甚至更为强大的塞茹奇家族的血统？ 艺术家和反常之人。因为自浪漫主义之后，我们已习惯这种联系，甚至与疾病的联系，托马斯·曼将它置于他忧虑的中心。可能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我想到“替代品”“补偿活动”的观念，但我对于“病天才”真没有任何同情。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如果我的雄心壮志没有被平凡的美德更好地滋养？即使那可能意味着我不会创作任何一部作品。 平庸作为一种理想？因为那样对自身的存在便没有内疚之感。在伯克利，当人们称我为“博士”或“教授”时，我会从中获得乐趣。有一种属于一个备受尊敬的大家族的满足感，但是也不太过分，因为，毕竟，正如莱谢克·柯瓦科夫斯基的剧本《伊甸园酒店》里化身为经理助理的魔鬼所说，“一切都有代价”。 昨晚在伦纳德·内森处晚宴，我们在一起讨论到，在表达拒绝时如何措辞才好，尤其是在拒绝一个邀请，比如参加个没有意义的演出，而它的策划又有着某些国际性的原因。 礼仪要求我们说出为什么认为。但是人们喜欢花他人的钱去巴黎旅行；如果拒绝，他们更喜欢采取礼貌。 1987年8月12日 马莱克准备土壤，然后我们植下了簕杜鹃。它是纤弱而精致的，不易移植。我去年在芒通老城给内拉买的那株，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叶子都掉光了。 所以，我在试图理解我的生活。必须承认，我对“病天才”的恐惧，以及对与之相关的一切的恐惧，完全是强迫性的，这也解释了我的许多决定。固执、多疑、小气、谨慎，是个真正的立陶宛人——我尽可能节约地使用我的资源，因为我相信如果我忘记了自己的弱点，我可能会崩溃。不管怎样，我的婚姻持续了将近五十年。我选择杨卡，是为了让她的眼睛、她的判断力能够控制我的行为，尽管我给她带来过许多痛苦。也许，正因为担心自己身上那不负责和疯狂的一面，我给自己施加了太多的惩戒，以使自己总能保持准确、精准、守时，这样的性格，几乎无须努力便可成为一个出色的面包师、科学家或者生意人。 在加利福尼亚，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对欧洲的地狱了然于胸，就像索尔·贝娄笔下的塞姆勒先生。我对美国诗人们自认为合适的特权，佯狂的特权，也持有某种怀疑。酗酒、吸毒、进精神病院、自杀——这些都被认为是极有才华的人的标志。从埃德加·爱伦·坡开始，美国就一直在推进这样的情形。这是可能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浪漫主义的神话，将“异常”视为伟大，而为了“异常”，就从一个放任的社会中寻求新的刺激，现在，这产生了一些真实而非想象的结果。 当罗伯特·洛厄尔住进一所医院时，我不禁想到，如果有人用皮带给他裸露的后背十五鞭子，他也许会立即康复。我承认，这是“嫉妒”通过我在说话。如果我不能放纵自己，他为什么可以自由地放纵自己？ （《猎人的一年》[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李以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我的确成了一个猎人，尽管是不同意义上的猎人：我狩猎的目标是整个看不见的世界，而且我倾尽一生，在词语里试图捕捉这个世界，用词语击中它。——米沃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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