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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托马斯·梅耶说，在1938或1939年，海德格尔说，他以前低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必要性。从1939到1941年，海德格尔的思想变得激进了，在他对现代性的衰败的哲学论述中，犹太人成了内在的组成部分。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说：“按照我的猜想，海德格尔只有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暂时联系起来，才能为他后期时间化的源始哲学找到一条进路——他在1935年的时候甚至还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内在的真理和伟大。令人困惑的是，纳粹垮台之后，这位哲学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也缺乏承认错误的能力。他不承认他犯有导致严重政治后果的错误。相反，海德格尔推崇这样一种法则：有罪的不是凶手，而是受害者。在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他写了一封辩解信，认为自己选择法西斯主义，纯粹是由于大学校园政治的小伎俩。他把他的行为言论同他作为一个经验人的自我分离开来，并归因于无法承担责任的命运。” 不仅反犹 意大利哲学家多梅尼克·洛苏尔多在《卫报》上撰文说：“海德格尔的笔记被称为黑色笔记本，这是按照其封皮的颜色命名的；现在我们发现这些笔记首先在内容上是黑色的。”他说，海德格尔在别的地方已经表达过他的反犹立场，在黑皮笔记本中他毫不隐讳地把种族原则的重要性加以理论化，甚至为第三帝国的种族法辩护。它为我们已知的东西提供了毋庸置疑的新材料。 希特勒上台后海德格尔马上就加入了纳粹党，那时他怀着兴奋的希望，认为德国人正处于重新发现其本质、配得上其伟大命运的边缘。在德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落败之后，德国人将要胜利复兴了，把全世界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尤其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中解救出来，结束十月革命体现的平等主义的大众化。他认为，纳粹形成了或能够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和政治起点。海德格尔1935年在《形而上学引论》中就表述过这种思想。在他看来，现代性是颠覆的同义词，因为它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民主和共产主义）破坏了共同体和把成员团结起来的纽带，把人们跟领土和历史分割开来。对现代性的批判必然就会论及犹太人。海德格尔的黑皮笔记本确认了这一点：犹太人在许多国家都有，他们跟都市而非乡村生活有关，犹太人是无根性的化身，远离土地，因此是颠覆性的。 洛苏尔多最后强调了两点。首先，不能忽视海德格尔的人生和作品的历史背景，他的“犹太人恐惧症”出现于整个西方认为十月革命的真正的罪犯是犹太人。1920年，汽车大亨亨利·福特说，这起事件有其种族而非政治的根源，它虽然使用了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的语言，但实际上它表达的是犹太人控制世界的志向。在希特勒的书房中，被摆在尊贵的地方的是福特而不是海德格尔的照片：纳粹的起源和意识形态动机不只在德国。 其次，虽然黑皮笔记本确证了海德格尔到最后仍是一位纳粹分子，但这不等于不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德国是最需要跟帝国主义的普遍主义作斗争的国家：撇开古罗马和奥古斯都皇帝的远征不论，我们要记住，先是拿破仑三世在1870年，然后是协约国在1914年以文明和民主扩张、以普遍主义价值的名义发动战争。所以尼采最早激烈、反动地反对普遍主义，然后是海德格尔和施密特，二人都支持第三帝国。这是激烈的、反动的反普遍主义要为之负责的悲剧和恶行；但是这不会赦免西方帝国主义的普遍主义本身的责任和罪行。” 英国哲学家乔纳森·雷则在《展望》杂志上明确提出“为海德格尔辩护”：“如果海德格尔因为反犹主义而受审，那么新出版的他的笔记将能为他提供充分的辩护而非控告。他在日记中说，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同一枚硬币（西方现代性去人性化运动）的两面。犹太主义跟法西斯主义一样，参与了现代性腐败的计算文化，虽然它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但犹太主义跟19世纪出现的各种民族主义有着结构上的差异。他的笔记本提醒我们，他不仅反犹，而且反对其他一切，包括法西斯主义和现代性的其他各个侧面。他的笔记跟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充满敏锐的观察，对这些观察我们的反应不该是去赞许，而是让它们刺激我们去再次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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