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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伦理学术5——存在论的伦理学：以海德格尔为中心的探讨》，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8期（总第188期）哲学·宗教学栏目转载，本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朋友，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唐娜泰拉·迪·切萨雷，(Donatella Di Cesare，1956—) ，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哲学家伽达默尔生前最后一名弟子，曾出任海德格尔协会(Martin⁃Heidegger⁃Gesellschaft)副主席，研究重点为古希腊哲学、海德格尔哲学、诠释学。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学术关系和私人关系相互交织。他们在现象学上的共同工作和分道扬镳，以及胡塞尔越发强烈感受到的、来自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情绪，决定了两人的关系发展。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因笛卡尔主义的自我概念，重新落入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中去，并耽搁了存在问题。在1939年的《黑皮本》中，海德格尔坚信，在犹太民族的种族身份与奠基于形而上学中的对存在者的谋制活动(Machenschaft)之间，存在着一种共谋帮凶的关系。他对胡塞尔的攻击，针对的既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也是犹太民族的基本思维特征。海德格尔的使命在于，反对谋制，促成让存有之真成为可能的决断时刻。本文是对作者“海德格尔的‘人道主义书信’还有现实意义吗?”[Prolegomena 8 (1)2009: 55 78]的扩充和改进文本，原文是 2008 年在早稻田大学的一个演讲，发表于:Reinhold Esterbauer & Martin Ross (Hg.): Den Menschen im Blick. Phänomenologische Zugänge.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12.译文出处：Donatella DiCesare，“Mein‘AngriffaufHusserl’”，in：Heidegger，die Juden，die Shoah，Vittorio Klostermann：Frankfurtam Main，2016，S.182194. 《伦理学术6——黑格尔的正义论与后习俗伦理》 2019年春季号总第006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19年6月 我“对胡塞尔的攻击” ——海德格尔、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 [意] 唐娜泰拉·迪·切萨雷/文 曹忠来/译 燕宏远/校 1938年4月29日，这一天人们为埃德蒙德·胡塞尔举行了葬礼，这位犹太现象学家改信了基督教并且终生保持对德意志祖国的忠诚，而他的家人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鲜血代价。只有寥寥同事在场，哲学院只来了格哈德·里特(Gerhard Ritter)。晚上国民经济学家卡尔·狄尔(Karl Diehl)在一场他常常称为“正派人学院”的同事小型聚会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缅怀讲话。 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海德格尔既没有参加悼念仪式，也没有表达他的哀悼。许多年后他为自己辩说，他那天“生病卧床”。他在明镜访谈里不无悔恨地承认了他的错误：“我在胡塞尔卧病在床期间与去世时都没有再一次表达我的感恩与敬意，这是一场人道上的失误，为此我后来在一封信中请求胡塞尔夫人原谅。”1950年3月6日他写给玛维纳·胡塞尔( Malvine Husserl )：“我今天请求您从您心底的贤明善意中，原谅我在尊夫仙逝时陷入的人道失误。除却这个失误，我的思想中从未有过疏远甚或敌意的痕迹。” 艾迪特·施泰因( Edith Stein )尽管在修道院中隐居，但她通过与胡塞尔的另一名女学生保持联系，在胡塞尔最后几年的生命中，一直援助她昔日的老师。那个人就是本笃会的修女——埃德古迪思·耶格尔施密德(Adelgundis Jaegerschmid)，本名艾美利亚(Amélie)，她是一位1921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当时生活在弗莱堡的圣利欧巴修道院(St. Lioba)中，并且因此能够帮助这位伟大现象学家的家人。艾迪特·施泰因1938年5月15日从科隆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向她写信说：“对这场葬礼我完全一无所知。关于此事也未见任何报告。大学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海德格尔又如何？” 沉默伴随着胡塞尔的死。1933年4月14日他从教学活动中“被解雇”，并且从1935年起基于希特勒帝国引证的“德国法律”被看作是非—人(Un-Person)。如他在纳粹统治年代完全没有得到丝毫支持一样，后来也没有一篇告别演讲被发表出来；没人给他发出最后的致敬。即使海德格尔，他的学生，他的继任者，对20世纪哲学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逝世，也没有耗费一丝笔墨。已经把胡塞尔的名字从教职员群体中划掉的弗莱堡大学，免除了进行纪念的义务。 但是当胡塞尔的死讯传到位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时，汉斯·约纳斯用希伯来语在收音机电台发表了一场纪念他的老师的演讲。其中写到： 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胡塞尔，我们这个时代哲学上的伟人之一，在5月初去世了。他在弗莱堡逝世，在那所大学里，他作为一门哲学流派的首领，一直教学和研究到1929年退休为止，学生们从四面八方向胡塞尔涌来，而给德国哲学生活的深远影响就出自这个哲学流派。他在思想中培育了一代人，他赢得了名声，却又在一种转变了的环境中孤独地死去，这个环境甚至不再题赠任何悼词。与他发生影响的国度的沉默相对，我们有一项光荣的义务，在这里去纪念他。胡塞尔本人在青年时期离开了犹太教，身为一位德国的教授，完全自感是欧洲科学的仆人，是西方文化遗产的保管者，他一定没有想到，在弗莱堡被搁置疏忽的事，在耶路撒冷做成了。今天一位多年前曾坐在他的脚旁的学生，可以在耶路撒冷电视台用希伯来语表达他的怀念，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 不仅是约纳斯，勒维特也强烈谴责了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作为。勒维特记录道：“海德格尔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在1927年献给胡塞尔的著作中的‘敬意和友谊’，即对纪念和哀悼事宜，他没有浪费一句话，也没有勇气写下一句话：既没有公开的、也没有私下的，既没有口头上的、也没有书面的。”约纳斯强调了海德格尔对待胡塞尔的态度多么卑劣可耻，并且在一个报告中，自己重构了他们的共同历史。 卡尔·勒维特（Karl Löwith） 下面这件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也许是在一种官僚式的下意识活动中，海德格尔签署了禁止“非雅利安人”——而且也是他的朋友与老师——胡塞尔进入哲学系甚至图书馆的指令。海德格尔是否只是在尼迈尔出版社的压力之下，撤回了1941年《存在与时间》新版扉页上给胡塞尔的题词，这件事也几乎难以查明。对这些以及更多的事件，海德格尔虽然做了自我辩护，但在德国却众说纷纭。对这些事，甚至在文学上也有所见证。 “你这条存在者层次上的狗!阿勒曼尼亚狗!你这条头戴尖顶帽，脚穿搭扣鞋的狗!你对可怜的胡塞尔做了些什么？[……]你这条前苏格拉底的纳粹狗!”这段嘲讽的滑稽作品出自君特·格拉斯2的著名小说《但泽三部曲》最后一部的《狗年月》；在这里面，海德格尔主义者以不同形象登场，逃兵、溃逃者、前共产主义者，用带y的“存有(Seyn)”去书写“存在(Sein)”的人，口口声声谈论“沉沦”和“无化”的人。他的哲学行话是许多讽刺漫画的创作源泉。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充满紧张的关系，既不能追溯到通常并非罕见的师生冲突，也不能追溯到他们之间的哲学争辩。迄今出版的书信集展示出一段厉害的分歧，它随着时间不断扩展和加深。甚至那个关键词“现象学”，它本来应将两人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使他们分道扬镳。“你与我就是现象学”，胡塞尔在1928年前经常对海德格尔这样说。但在1930—31年冬季学期的一个讲座课上，海德格尔宣称：“我们最好将来只把这种东西叫做现象学，即胡塞尔本人已经创造的和将要带来的东西。”
海德格尔走近胡塞尔以《逻辑研究》为标志，这部著作在1900至1901年之间给现象学打下地基，而正如海德格尔自己回忆的那样，他在1909年自己的神学学习的第一个学期就阅读了它。对这两卷书的阅读带给他的魔力并不能消除他的怀疑和顾虑：一方面胡塞尔驳斥了“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另一方面他描述了“对知识的建构来说本质性的意识行为”。如果现象学既不是逻辑学也不是心理学，那么它究竟在于什么？ 当胡塞尔1916年来到弗莱堡并开始教学时，海德格尔得以熟悉他那种“现象学观看”的方法，它既不考虑对未经确证的哲学知识的使用，也不考虑与伟大哲学家们的对话。这对海德格尔则意味着，正当他在与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思想家的文本的争辩上开始变得富有成效时，他却不得不与它们分开。 尽管他把对胡塞尔的接近看做只是一段“插曲”，并且表露出对被描绘为“太过狭隘和没有生气”的现象学的不宽容，但海德格尔依然加强了与胡塞尔的共同合作。11919年海德格尔成为他的助手，他大力支持海德格尔的学术生涯。1923年起海德格尔前往马堡。在他们相互远离的期间，他们的哲学争论也开始呈现出来。1926年春天在托特瑙堡对《存在与时间》主题的争论，以及稍后在1927年秋天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现象学”条目的共同工作，都证实了他们继续加深的哲学上的疏离。在胡塞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样书上记下极端批判性的注释之后，海德格尔接着就在1929年4月8日他老师70岁生日之际，作了一篇嘲讽影射的演讲。数个月之后的就职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不仅标志着他重返弗莱堡，而且标志着他“与现象学的告别”。胡塞尔既在添加在英文版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的观念》的附录中，也在他于1931年6月10日柏林所做的一场演讲中，对此都有所回应。据海德格尔所断定，在这篇演讲里，胡塞尔“当着1600名听众”在“一种体育宫气氛”中没有提及名字地攻击了他本人。 在这些事件之外，胡塞尔对那个学生的依旧保持辛酸之情，他想把现象学的未来托付给他，而海德格尔也依旧保持对那个哲学家的怨恨，他嫌恶那个人的自言自语和作为“现象学奠基人的使命”的人生。特别是一种哲学争论的诸多理由保持下来，这个争论直至今天还未能解决。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转向是不是对现象学的内在深化？或者存在着某种差异，它令海德格尔从起初就与胡塞尔有“天壤之别”，并且他很早已意识到这点了呢？这个问题关涉存在，而且正如伽达默尔正确地察觉到的那样，关涉胡塞尔现象学依旧形而上学式的存在概念。 胡塞尔“回到实事本身”的口号是爆炸性的。这种思想既不能被还原为理论的建构，也不能还原成哲学史。从实事出发意味着，如实事就其可见的和在主体间际被分割的现象性所显现的那样来描述它；因此有必要从任何一种过滤器中解放出来，而只遵循感知。胡塞尔想要回转到的实事并不独立于意识；毋宁说实事唯一地在意识的意向性中被给予。现实之物只以这种方式才是可通达的。解释学能够与意向性分析衔接上也就不令人惊奇了。 但是争执的理由在哪里呢？在哲学思考的起点和终点。对胡塞尔来说，职业哲学家必须从悬搁出发，从对自然态度——即我们对事物的日常观点——的中止出发；只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学还原，才允许我们看见那些隐秘运作，它嵌入我们在生活世界中的体验。对海德格尔来说，哲学源出于一种回转，它并非一种刻意的行为，而是将此在包括在其情绪建构之内，并迫使他不仅仅追问存在者，而且也追问此在自身。存在问题在这个瞬间能够显现出来。如哲学并非职业而是一种使命那样，存在问题也是一个既面向所有人、也不面向任何人的问题，因为所有人最终都会被存在问题所击中；在一个人并不追问存在者的时候，没人是一个哲学家，这种追问通过一个人超逾存在者的直接性并转向存在的方式 进行。胡塞尔因他的先验主体而固定在近代哲学的传统中，尤其固定在自觉的我思里，固定在那种笛卡尔主义的自我之中，它在自身当中安置着而不能思考他人。对海德格尔来说，主体并不是不可动摇的地基；主体就它是时间性的和有限性的来说，是可以动摇的。正如人们不再能够从一个源始的自我出发一样，从科学的确然典范中解放出来也变得可行了。胡塞尔想要推进的最终奠基的一种神话也就在哲学中被放弃了。 对海德格尔而言，现象学不代表任何一种哲学流派。毋宁说，它展示了朝向存在者之显现，朝向其去蔽和揭示的道路。但是这一点不是已经被亚里士多德思考过了吗？因为逻各斯让存在者如其自身敞开的那样被看见，去谈论存在论难道不更正确吗？不再被理解为符合一致的真理，难道不是alétheia，不是无蔽吗？因此，虽然海德格尔能遵循把思想从锁闭的图式中解放出来的现象学的要求，但是他同时能够询问希腊人，为了回转到对存在的一种源初经验上去。 对海德格尔来说，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重新落回到形而上学中去，它处理时间依然采纳了诸多唯科学主义的特征。因为它把存在还原为存在者，而且错过了存在问题。 胡塞尔因此感觉自己被误解和背叛了，他考虑在一篇论文里表态。在1927年12月26日的一封书信里，他向他的朋友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承认他对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和在人生上的疏离的巨大失望，承认对“把整个青年时光刮走”的海德格尔的失望。但他感觉到，这可能要损失更多的东西。几年后，1933年5月，他向他的学生，那时在马堡教书，而且是少数与他保持联系之一的哲学家迪特里希·曼科( Dietrich Mahnke )求助： “这段臆想的哲学灵魂友谊的最美妙的终结是，(非常戏剧性的)在5月1日公开实行的加入纳粹党。由他实行的与我交往的中断发生在前面，(就在他被聘任为教授之后不久)，最近几年他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反犹主义——就在他的那组热情的犹太学生面前，而且就在院里。”
在《黑皮本》中出现了许多哲学家，首先是尼采，但之后也有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甚至托马斯。人们在一个不可能被误解的语境里碰到胡塞尔的名字。在出自1939年的《思索XII》的第24则笔记上，海德格尔相信，必须断言在犹太民族和形而上学之间有一种共谋帮凶关系。在一个括号中——它应当被理解为对已经说过的东西的一种更进一步的考察或者更详细的规定——海德格尔着手对胡塞尔一次的攻击。更值得注意的是：就海德格尔超过胡塞尔，并且反对对存在者的谋制(Machenschaft)而言，这种谋制与犹太民族相等同，那个论战性的立于引号中的“攻击”——好像海德格尔再次拾起一个已经经常被提起的指责——是有根据的。 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内页 “因此胡塞尔迈向现象学考察的脚步具有持续的重要性，它中止了心理学的解释和对意见的历史学清算，但是它决没有达到本质性决断的区域，毋宁说处处以哲学的历史传统为前提；必然的后果马上在转向新康德主义的先验哲学上显现出来，它最终无可避免地在形式意义上发展为黑格尔主义。我对胡塞尔的‘攻击’不是仅仅指向他的，并且完全是非本质性的；攻击针对的是对存在问题的耽搁，也就是说针对的是形而上学自身的本质，在它的基础上对存在者的谋制能够规定历史。这个攻击为在存在者的优先地位与存有之真的建基之间作出至高决断的历史性瞬间建立根基。” 这个批评是个通常的批评：胡塞尔的功绩，即把现象学发动起来，有其局限。他从未离开先验哲学的范式。这种耽搁一方面妨碍了与希腊哲学家的解释学对话，这些哲学家因此被交付给了历史编撰学；另一方面，胡塞尔重新落入了新康德主义思潮中，而他本来必须赢获与它的距离的。哲学上的指责被准确地表达出来了：胡塞尔还停留在形而上学之内，他没有向前推进到那些区域当中，只有在其中，向存有的一个决断才成为可能。就这方面而论，攻击不仅是针对他的。这个攻击只有作为私人性的才是“非本质性的”；实际上，攻击针对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针对的是谋制，它通过对存在者的优先地位的断言与对存有的遮掩而规定历史的进程。在这种时代性的冲突当中，海德格尔把自己看作一位能促成“至高决断的历史性瞬间”的哲学家，他能促成那个时机(Kairos)，它反对存在者的优先地位，而让存有之真的建基成为可能。 如海德格尔自己承认的那样，诸多不同的层次在这个论断中混杂在一起。它关涉的不仅是形而上学的统治地位。毋宁说，与犹太民族的对立一再被阐述，犹太民族威胁着欧洲。存在论问题显露为一个政治问题。而“攻击”——一个属于明显好战性的哲学的术语——如同胡塞尔隐约认识到的那样，负担着远超出私人性的或哲学论证性的意义。胡塞尔作为犹太民族的一个代表而被攻击，好像是犹太人决定了他的形而上学式思维似的，好像他的思维方式是他归属犹太民族的后果似的。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所以他不能抵达决断的区域，不能抵达存有问题似的。在紧靠着上述引文的前一行，海德格尔写道：“将来的决断与追问愈发变得源始和具有开端性，这个‘种族(Rasse)’就愈发不能通达它们。”这个问题变得多余和令人不快：胡塞尔之所以站在焦点上，是因为他作为犹太人只能形而上学地思考吗？或者反过来，是因为他的形而上学立场是犹太民族的一个典型后果？海德格尔在1948年的《黑皮本》中再次提起胡塞尔，并献给他一大段话，或许是悔恨与罪恶感的一个标志。也许他感觉到，他对他老师的“攻击”是其人生的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同时他被必要性所迫，要提供对发生事件的他自己的版本： “胡塞尔。——自从胡塞尔在1930/31年在一些几乎已是集会的演讲中(柏林、法兰克福)，公开地表态反对我，并把我的工作当作‘非哲学’而加以拒绝(参见其《大观念》(1930/31)的后记)，我便绕开他而行了。我从未做过一点儿反对胡塞尔的事。人们撒谎说，我将胡塞尔从大学里驱逐了出去，并禁止他进入图书馆。胡塞尔自1928年起便按照自己的意愿退休了，从那时以后，他从未开过讲座课或者练习课；他从未使用过大学图书馆，除了1920年及以后几年的几个例外。那时有什么可以驱逐的呢？他的著作从未被移出系图书馆，不像犹太作家被命令的那样；而民族社会主义主义的书籍，像罗森伯格(Rosenberg)和他一类人，被尽可能少地购买，而‘元首像’也没有挂起，不像被命令的那样和在其他的系里被遵循的那样。我说出这些不是为了辩护，而只是作为确证，这一点也属于确证，即我在1933至1944年间一如既往地，并且以相同的客观性指出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以及研习《逻辑研究》的必要性。无论在讲座课上，还是在练习课上，我都从未说过一句批评的话，而即使有的话，它也是可能的、有根据的，而不是犯罪。 我绕开胡塞尔而行。这是一种痛苦的必然性。否则人们也会把我的其他的任何一种态度仅仅解释为礼貌的姿态。但那些谈论可憎的背叛的人并不知道，他所谈论的只是复仇，而且他对之前发生的一无所知：人们曾将我自己的思想道路解释为堕落，而当我的道路用别的方法不能阻挡的时候，人们便乞灵于宣传。人们现在导演着一场巨大的历史骗局。 但是我觉得，我自《存在与时间》以来的种种尝试，正是对我归功于胡塞尔的那些东西的最庄严的见证。我通过这种方式向他学习并为他的道路作证，即我没有保持为他的追随者，而我过去也从来不是。但正是这一点违反了家规，早在人们开始谈论民族社会主义和迫害犹太人之前。也因为在1948年时，还有诋毁和辱骂在酝酿中，没有人费力去从客观认识出发客观地判断，或者竟然深入研究我的著作，并且把那些以往常常被使用的讲座，作为我思想的见证来引述，这一点还要再次说明，这不是为了公众，不是为了辩护，而是作为确证。参见《教师》。”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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