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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 “Heidegger and Metaphysics”, transl. by Thomas Sheehan, in: Heidegger. The Man and the Thinker, edited by Thomas Sheehan, Chicago: Precedent Publishing, 1981, 163–172. 一、引言 当我们谈及一个思想家时，总会有这样的危险，那就是将其思想的多样性加以简单化，而仅仅通过评论一些看起来容易掌握的议题来代替他思想中振奋人心的努力和其道路的不确定性。远而观之，流动变成僵硬，点燃想象力和使人富有激情的议题则变得乏味和无聊。当我们谈论这些议题时，他的思想所引发的变化——事实上是革命——看起来是要停息了，而且逐渐地变得枯燥和无关紧要。 然而，有待指出的还有，在谈论一个思想家时最大的危险，乃是我们将他的语言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语言，以便让我们能够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却是斩断了思想家自身所认为的适当的东西，因为他通过他自己的语言出场、发用和延续。他的语言就是他的思想：如果我们放弃了他的语言，我们也就放弃了他的思想。不过，我们会认为，我们可以将他所言说的东西表达得更好、更清楚、更容易理解，所以我们暗暗揣摩，他是为了突出自己，以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才有意以一种如此艰难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这种责难与思想本身一样古老。它是针对赫拉克利特——被称为“晦涩”（Obscure）哲人——而提出的，而今天它所针对的是海德格尔。但是，以此种方式进行讨论，是无法获知某人要说什么的。放弃或者避开他的语言来尝试理解海德格尔，这就像尝试在没有水的地方游泳一样。谈论一个思想家这一任务并不意味着，尝试置换他的语言——这是荒谬的——毋宁说，我们所要做的乃是，引导自身朝向他的语言。并非谈论（speaking about），而是对话（speaking to）。 如果我们谨记所有在尝试谈论一个思想家时的困难，那么，我们究竟还能够做什么？在此，我将选取一个问题，并以此来表明，为何海德格尔是这样一个思想家，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他发起了一场其结果延续至今的思想革命。 正如19世纪以黑格尔为标志（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其他重要哲学家毫无影响），我们也可以说，20世纪是以海德格尔的著作为标志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看重现象学和胡塞尔以及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级别的哲学家所拥有的意义。没有人可以避而不谈海德格尔，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无论强调的是《存在与时间》（1927）还是与“转向”相关的后期著作。（“转向”这个词意味着，海德格尔自己更为彻底和专注地致力于他的基本问题亦即存在问题，而这对于那些受过传统哲学和思想训练的人而言就显得十分奇怪和难以接受。）他的影响扩及到所有从事哲学的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在那里，《存在与时间》引发了所谓的存在主义运动（在此仅提及萨特和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的影响很早就已波及日本，而近年来其著作的翻译在南斯拉夫和捷克也已告罄。在美国，海德格尔以一种尤其显眼的方式处于哲学讨论的核心；此外，很长时间以来，拉美的哲学兴趣也与他相关。在这里我们无须重申海德格尔的思想对各种学科的影响，从精神病学、医药学、心理学到语言学、艺术、历史和神学。然而，让我们看到其思想的独特性的却是这样的问题：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立场是什么？而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海德格尔曾说，未来的思想不再是哲学，这是何意？ 二、存在问题的提出与对形而上学历史的关注 海德格尔的划时代巨著《存在与时间》于1927年发表在胡塞尔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上，并且题献给胡塞尔。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在胡塞尔发起的新兴现象学运动的保护和支持下，另外一部重要著作产生了。胡塞尔自己带着这样的希望开始阅读这本书，希望在其中找到他的学说在他自身曾经忽视的历史领域的一个拓展。然而，保存在鲁汶胡塞尔档案馆内的胡塞尔的手抄本中所作的边注，证明了这本书给他带来了惊慌。他并未发现他所想寻找的东西。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种新的发问、寻求和研究方式产生了。现象学还原不再被提及，先验自我这一现象学研究的最终基地也无迹可寻，甚至对“现象学”这个词的解释也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而非胡塞尔。以此方式，其最核心的问题对胡塞尔是陌生的：亦即存在之意义问题。 早在高中，当海德格尔读到布伦塔诺的著作《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存在的多重含义》时，他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那时没有人，包括送他这本书的那个人（后来成了弗莱堡的大主教），会预料到这一问题会如何引发20世纪哲学的剧变。在此所发生的，不仅仅是某本特殊的书对某个哲学家的影响，毋宁说，这是哲学家与一个彻底不同的问题的相遇。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完全抛弃了所有以前的哲学，而将他的哲学活动作为一个绝对的开端，从而从根基上重做哲学。那是胡塞尔的做法，那也是胡塞尔从根本上止于对哲学史的狭隘知识的原因。胡塞尔想要重建哲学，所以笛卡尔的怀疑对于他是一个榜样，尽管这个榜样还进行得不够彻底。 对于海德格尔，情况则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应该回到他对笛卡尔的立场。）他没有像对待多余的包袱那样抛弃传统，而是自身根植于传统，并且确信传统是必须被掌握的东西。尚未读过海德格尔的人难以想象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史知识是如此周详；只有在未发表的讲稿出版的时候（我想特别是他关于亚里士多德和谢林的讲稿），我们才有可能大致明白，海德格尔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与传统的持续对话中。而已出版的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的著作以及他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解释也表明，他的思想源自西方思想的开端并直至形而上学的完成。我并非想说，海德格尔仅仅是积累了大量知识，就像我们对哲学史家所期待的那样。并非如此。事实上，海德格尔并不关心哲学史，他企图做的事情是独一无二的：对形而上学整体的全新理解。 三、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历史的全新理解 迄今为止，形而上学的历史被看做一系列不同的理论和体系，在其中每一种新的体系或学说旨在让先前的学说变得冗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看起来是偶然或任意的。然而，海德格尔以全新的线索勾勒了一个新计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野，它立马揭示出形而上学历史的内在含义，将其从相互矛盾的混乱意见和观点转换为一种前后一致的自我展露。海德格尔这样理解从柏拉图到尼采的整个形而上学史——这是一种新的解释——它伴随着存在问题一道向他敞开。《存在与时间》开头所援引的柏拉图《智者》中的段落表明了这本书的内容：“当你们在使用'存在’（存在着的）这样的表述时，显然你们早就熟悉你们究竟意指什么。但尽管我们曾经认为我们理解了它，我们现在发现自己陷入困惑之中。”（《智者》，244a）这一困惑不只体现在柏拉图那里。当今时代，它正令人苦恼，即使我们可能不愿承认这一点。海德格尔将其作为所有形而上学思想家的基本困惑而认真对待它，那就是，在每一种哲学的伟大计划中，他都看到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亦即“存在”（存在着的）意味着什么。如此一来，形而上学便成了一个舞台，在其中，直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为回答这一问题表演出诸种可能。 按此方式，形而上学的统一视野厘清了。但海德格尔的计划不止于此。下一个任务是，表明这一系列的答案是杂乱的抑或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我们可以如此推测他的解答：“存在”意义之问题的诸种答案组建了由相应时代所组成的可能历史的视野。这一历史并非关于诸模糊理论，而更是关乎规定历史时代之结构的某种持续的根本性洞见。为了避开模糊的一般性之危险（这样的断言可能消解在一般性之中），让我们来讨论现代这个阶段，将其作为所有这些意指之物的一个具体例子。 1、存在与真理在现代的转变 发生于现代的情况是这样形成的：较之中世纪对存在者作为被造物的理解，存在者的意义产生了变化。对这一变化的直接表述是关于真理之本质的全新概念。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象学的解释和根据存在之历史的解释之间的不同。对于胡塞尔，笛卡尔是榜样、先驱、解放者，因为他敢于质疑一切，将他的怀疑方法置于哲学活动的核心。与其相反，在海德格尔的解释中我们发现，依照笛卡尔，人开始有了在存在者整体中弄清和确定人之存在的要求。神圣者不再属于超越，而是“在人对他的一切创造能力的自由的自我展露中。” “方法”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被把握为“只能通过人的能力来奠基的对真理之本质规定的道路。” 现在，基本问题乃是：“人通过何种方式自发和自为地达到某种第一性和不可动摇的真理，并且，这种真理是什么？” 同时，关于存在者的问题和关于真理的问题是等同的。人自身变成了真实的主体，即“基底”，因为他自己能够达成一种保证的真理，也就是说，他自己可以提供对真理的保证。自从真理之意义的这一转变，真理不再与希腊的aletheia亦即无蔽有所关联，也不再是被揭示的真理，而仅仅是真理-生成-证实——这一改变转而成为精确科学对被给予之物的研究的前设。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能出现精确的自然科学，因为通过真理的这一新概念以及作为基底的主体，所有非主体的存在者成了“我思”所规定着的客体，它们必须能够以一种不模糊的方式被确定和定义。只有通过存在者的这一架构，才能给精确的自然科学创造领地，这一点在希腊和中世纪不可能存在，因为真理的这两种概念不可能为这种科学的兴趣留下空间。 2、从笛卡尔到尼采：现代形而上学之为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 真理变成证实，这一转换对我们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试图阐明真理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如此困难（尽管这正是海德格尔所做的）。而随着真理的这一转换，发生了另一种基本变化，它的最清晰的表述可以在这一事实中找到，即现代历史是一种关于强力的历史。让我们再次引用海德格尔，“[现代人的]这一自由往往包含了人对他自己的正确的人类本质规定性的主宰，在一种本质的和明确的意义上，这一主宰需要强力。所以只是在现代历史中，强力才第一次拥有本质的权威，而能够成为基础的现实性。这事实上是现代历史之所是。” 其结果是，只是在那样的历史时代才有作为强力意志的强力，在那里，人作为主体而成为诸存在者的核心，让所有其他存在者指向他自身，依据与他自身的关系来衡量所有存在者。 这种时刻和情境为技术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强力意志最明显的标志之一。他的技术概念如此宽泛，它包括，“客体化的自然，文化事务，人为的政治，以及理念笼罩任何事物的光泽。”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情境，让我们再次让海德格尔自己发言： 确保人类一切能力的至高的和无条件的自我发展的需要，即人类一切能力朝着对整个大地的无条件的统治，乃是促使现代人达成新的巨变的隐藏动力，这也促使他去承担那种义务，这种义务保障了他的进路的可靠和目标的安全。这些在科学上建立的义务以众多形态和伪装表现出来。它可以是人类理性和它的法则（启蒙运动），或者是由这样的理性来安排和组织的现实性和事实性（实证主义）。它可以是其诸结构和谐统一而被塑造成美的形态的人性（古典人文主义思潮）。它可以是自力更生的国家强力的展开，或者是“全世界无产者”，或者是个别的民族和种族。它可以是人类在普遍理性之进步的意义上的发展…… 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是为现代形而上学奠基的决定性开端。他构想一个存在者作为主体，而所有其他存在者作为客体，也就是作为可以被规定的或者可以被放在规定着的“我思”面前的，因此，客体乃是可以被设定的，更进一步是可以被摆置的。因而，在笛卡尔那里，根据意志来解释存在者这一图景的种子已经埋下了。随后这一解释被莱布尼兹所接续，通过他的被斗争规定而呈现为强力核心的单子概念。继而是康德，他通过先验的转向或者说哥白尼革命，构想出这样的主体，它与使得经验成为可能的东西一样地完全开放，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做出其有效性无可置疑的先天判断，我们必须知道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只有通过研究主体及其认识能力（强力），我们才能获得这些条件。笛卡尔在探究指导心灵的原则的第一原则时，宣称知识必须始于一种关于主体的强力的知识，此时，他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做出了表率。 康德仍然认为主体是有限的，对于他来说，有限性是基本前设。然而，在德意志观念论中，它被遗弃了。至此，一种关于绝对的形而上学被创造出来，首先是费希特，然后是谢林，最后是黑格尔。费希特从绝对自我开始，谢林把自然作为无意识的精神，而黑格尔认为绝对是绝对观念，回归自身的绝对精神。意志这一环节始终保持着作用。最终，在尼采那里，即现代形而上学的最后一个阶段，意志本身变成了基础。“通过尼采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写道，“哲学达到了它的完成，那就是，它完成了对它预设的所有可能性的巡视。” 尼采把自己当做柏拉图的颠覆者。当柏拉图将真存在置于观念和理性中，尼采想要将它带回到生命中，将其构想为强力意志。 上述回溯应该已经表明或暗示，海德格尔是如何构想和展开形而上学之发展的。迄今为止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实施此种计划的人。但至此，我们只是解释了关于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问题的一个面向，也就是，他如何将其理解为一种前后一致的发展来解释形而上学的历史。但海德格尔对此并不满足，正如以下这一引语所表明：“形而上学在其所有的形态和历史性阶段中，都是西方的一种惟一的——但也许是必然的——命运，而且是它的全球性统治的前提。” 为了理解这一宣称，我们需要向前回溯。为了能够解释形而上学的整个过程， 海德格尔必须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没有形而上学，他必须同时进入和走出形而上学。但我们不应误解这个“走出”。这不意味着形而上学的消除，因为那么做只是缺乏对形而上学的任何理解。在有些地方，特别是盎格鲁-美国的哲学界，形而上学被当成无意义而被拒之门外。在那里，人们不可能欣赏形而上学造就历史的能力，相反，它作为一个错误和死亡的终点被消除了。 3、重返形而上学的基地：形而上学之为存在之遗忘 然而海德格尔——这对于他的进路是决定性的——寻求形而上学的基地。在《返回形而上学基地之道路》中他回溯到一封信中，在其中，笛卡尔将哲学比作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而从树干引出的树枝是其他诸科学。海德格尔评论到，“根据这一图像，我们问：哲学之树的根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中？树根——乃至整棵树——从什么样的基地获得它们的营养和力量？隐藏在基地中的什么要素，渗透并活跃在树根，从而支托并滋养这棵树？” 为了经验这一基地，他回到形而上学的开端，直至柏拉图乃至回到我们通常称之为“前苏格拉底”的思想家。但这一称号已经是一种评价，它通常表明这些早期思想家并没有行至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么深远。海德格尔逆转了这一评价。在这些最初的和源始的思想家，如阿纳克西曼德、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那里，存在问题首次破土而出。这一事件是决定性的，严格地说，借此，人的历史性才得以开端。正如他在《论真理的本质》中所说的：“只有当存在者自身清楚地停留并保存在它们的无蔽中，而且只有当这种保存是在对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追问的基础上被构想的，历史才得以开端。” 希腊词aletheia通常被译为“真理”，但赢获aletheia之本质的翻译则是“无蔽”或“无遮蔽”。海德格尔已经表明，用同一术语来翻译希腊人的aletheia、罗马人的veritas、现代人的truth或verite或Wahrheit（译注：分别是英文、法文、德文，意为真理），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真理源始地意味着某种从无蔽状态中生长出来的东西。” 这是希腊人关于真理的经验，认为这些概念在历史的诸时期中始终保持相同的意义，似乎它们是跨越不同时代的普世真理的不同表述，这是一种幻觉。那是一种反历史的、不恰当的真理概念，它忽略了人类的历史性。 但在柏拉图那里——通过这位哲学家形而上学得以开端——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解释中他表明，真理作为无遮蔽这一意义是如何被转换的。柏拉图将真存在定义为理念，他认为理念授予事物以显现（appearance）和形式，因此严格地说，理念已经与可能的——事实上是正确的——知觉相关。柏拉图仍然保留了真理作为无蔽的特征，然而同时他也将真理转换和引向正确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有相似的模棱两可，他一方面认为真理是无遮蔽，而另一方面说，“真和假并不在事物中，而在理解中。” 这些引文想要表明，在希腊人那里真理的源始概念——作为揭示、作为从遮蔽中夺取某物——被改变了。对于海德格尔，这一改变意味着某种根本性的东西，它可以简要勾勒如下。在源始思想家那里，性命攸关的是第一次追问存在意义的经验。这一经验在后续的形而上学中丢失了，因为形而上学不再追问关于存在的问题，而仅仅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问题。对于海德格尔，返回形而上学的基地就如同返回存在。他在自己的思想中走得越远，这一点就越加清晰，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能思考存在自身。形而上学给存在者多种解释：作为理念，作为实现（energeia），作为被造物，作为主体或强力或精神或强力意志，但是它无法返回自身的基地而思考，从而追问这些解释从哪里得到它们的权威，以及它们奠基于何处。所以我们触及了海德格尔思想中最大的难点之一，也就是，将形而上学整体的历史对应于存在的遗忘。形而上学不断地谈论存在者，而没有反过来追问支持这些解释和发生在其中的东西。因此海德格尔才说道，“形而上学在其所有的形态和历史性阶段中都是西方的一种惟一的——但也许是必须的——命运，而且是它的全球性统治的前提。” 四、技术时代与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努力 通过他对形而上学的解释，海德格尔想要将我们引回到源始的思想家和他们关于存在的经验那里，他将其视为对形而上学的克服。形而上学并不是要置身于某种后-形而上学之上，或者被其超越；毋宁说，通过以形而上学来思考，我们应该被引向这样的状况，即思考存在。黑格尔要求哲学放弃它的“爱智慧”的名称，以成为现实的智慧与知识。海德格尔并未要求这一转变，而要求哲学自身应该被转换而成为“思想”。而这不仅仅意味着筹备与存在自身的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再允许存在者整体成为客体，也不再将规定着的主体理解成全能的和可以掌控一切的，毋宁说，它意味着将人看作存在的开放场所。存在本身被思想和建设为人伫留、守护和照管的林中空地。当海德格尔这么说，以及当他从一致的观点考察形而上学的发展史时，他同时也构想了一个无人可以预言的时代。我们看到海德格尔不只是要面对已经存在的东西，他也要考虑将要和可以存在的东西。如此考察未来看起来是大胆的，但我们这个世纪没有一个哲学家像海德格尔那样，对主体性的不断增长的强力这一标志如此地明察、理解和大胆断言。他喜欢引用赫拉克利特的名言，骄傲比大火更需要毁灭。 处于形而上学正自我完成的时代的我们，在遭遇海德格尔的视角时，肯定会感到陌生。即使不算上我们还未得到的无限久远的东西，不久以前尚且不可想象的一幕已经现实地发生了：人登陆月球，照片从火星上发回。但所有这些毫无疑问蔚为壮观的技术成就只是表明，通过技术性的知识和控制——现代形而上学的结果之一——一切良好。它们不能上升到关于人自身如何运转的反思，这一反思被认为承受着存在的开放性。这就是何以海德格尔的思想有那么多的反对者，这是自然的，尽管同时必须指出，这样的反对没能触及海德格尔思想所极力开启的东西。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真正的对话或讨论，因为这种对话的参与者极其缺乏。可以这么评价海德格尔，就像康德有一次针对他自己的哲学所说的：我早来了150年。 然而，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过去和未来相遇了。正如我们所看到，他返回到前形而上学的源初思想家的同时，也指明了形而上学的路径，并且表明了在形而上学中已经发配到西方人身上的命运。对此，形而上学不只是任何成就；在此之中，存在表明自身，尽管是以被遗忘的方式。 与黑格尔——他想要揭示绝对精神的运动——相反，海德格尔并非先知。他没有将自己看成发展的顶峰，它的完成或终结，相反，他将自己理解为一个可能的开端，一种在方向上的可能转换。他对荷尔德林诗歌的仰慕和关注出于他们两人经验的相似性。荷尔德林将它的时代带入诗歌，这是诸神飞行的时代，需要的时代，就如等待上帝来临的时代一样。诗与思彼此之间处于一种本质的相邻性中，其所包含的事实乃是，在最后的分解中，两者都相关于存在自身，且显明存在自身。为了表明它相关于存在，就让人去关注它吧——这正是在其一切所言和所行中触动海德格尔的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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