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似乎忘掉了他”，“这样轻易忽略掉一个先贤，不应该啊！” 大明王朝曾经涌现出诸多功臣良将、治世能臣，就边事而言，他们能征善战，尽忠职守，沿海平倭，北驱鞑虏，为大明疆域稳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所熟知的有戚继光、胡宗宪、王崇古、俞大猷、谭纶等等，而在这其中还有一颗闪耀的将星却常常被人忽略，他就是原籍天津，迁居沧州的刘焘，戚继光将军曾在刘焘麾下任参将。 刘焘正德6年，1511年生人，26岁中举，次年进士。由于能力出众，一生之中竟然两次被夺情，委以重任。 先是济南府推官，后发现其戍边之才，所以升任兵部主事，后兵备佥事。外虏兵犯京师，正在守孝的刘焘被夺情参与了卫戊行动。后补缺苏州兵备副使，因为还在守孝期间，所以向领导陈述了自己的情况，继续回家守孝。哪知时值江浙东南地区，倭寇猖獗，刘焘再次被夺情任嘉湖兵备。 再后来，一路升迁杭嘉湖副使、按察使，曾经巡抚福建、大同、总督蓟辽保定，倭寇猖獗，又总督两广军务，安定岭南。最终，上疏陈情辞职安享晚年。 一片混乱的背景，忙忙碌碌的各方势力，最清闲的怕是只有嘉靖帝 有明一朝。倭寇问题如影随形，直至国灭，始终相伴，所表现出来的不离不弃真是执着的令人“感动”，所不同的，也无非就是历史时期不同，倭寇的构成成分不同，再有就是匪患的严重程度和祸乱地区也不尽相同而已。 当时的日本全国大乱，战祸频生，日本对于民众的束缚力逐步减弱，所以在战争中失败而又无处容身的闲散人员为了生存，加入了倭寇行列。但倭寇的人员构成，却并不只是这么简单，除了战败的士兵，日本浪人，日本商人，其中也还有不堪忍受战乱的流民，难民。甚至包括一些中国人也都参与了进来。 而此时的嘉靖皇帝，在永寿宫，不亦乐乎，耽于政务。好在他对战事还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和重视，其他的事务则已经很少过问，究其原因，当然不是什么所谓的内阁先进性，但错误不应该嘉靖帝一人承担，内阁、文官系统、士大夫阶层、桎梏人性的所谓礼法还有普遍僵化的思想意识都是主因，但别管蒙冤也好，负气寒心也罢，嘉靖帝确实懒政，虽然换了谁都不原意再次面对那些一根筋的腐儒。 当时的严嵩祸乱朝纲、营私结党、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打击异己，朝堂之上乌烟瘴气，升官，升什么官都看贿赂多少，是不是自己的阵营。 “诸边军铜岁费百万，强半赂嵩”，所以“使军无饰银，军士饥饿疲急，不能御敌”造成“军士嗷嗷待哺，救死不瞻，敌至闭城，任其得利而去”而“嵩为元辅，匿不闻”。 朝堂如此，沿海、边境政务、军务也是如此，这样的军队怎么会有战斗力，饭都吃不饱还去训练？多歇歇省些粮食吧。再加上承平日久、军事驰废，这一切条件都令大明军事实力直线下跌。 外贼凶悍，“内贼”也不容易防备，多年以来，沿海地区的百姓以海为田，享受着海洋自有贸易带来的富足，再加上有很多中间商赚取差价，您也可以说是走通物流、繁荣贸易，一时间海上贸易深深扎根融入了沿海地区的经济血液之中。甚至成为了很多人赖以生存且无法替代的职业，商民逐利的特性，并不会因为海禁的实施而变化，国内沿海商人、居民铤而走险，同样加入到海贼的队伍中去。 反倒是到了隆庆年间，明廷解除海禁，虽然没有根除祸患，但倭寇作乱算是基本平息，所以很多人将这段时期的倭患称为---伪倭之乱，商人有钱赚，百姓能靠海过活，谁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当倭寇呢。而在倭寇之乱最为严重的嘉靖年间，本文的主人公刘焘任职于浙江、福建地区，并在与倭寇作战中多次取得胜利。隆庆年间，刘焘任职两广总督，平定増一本作乱，为保卫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定立下汗马功劳。 比如对徐海的剿灭战中，刘焘夜伏于乍浦城中，最终成就乍浦大捷，因战功升为参政。嘉靖三十六年，又因岑港大捷剿灭王直余党被任命按察使，总结来说，刘焘在对匪首头目徐海、王直、陈东、麻叶等的清剿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些曾经嚣张对抗的头目们或死或逃，如果他们能有好结果，那让我们的英雄们情何以堪。 经过有效、有力的清剿，嘉靖年间，沿海倭寇方面，祸乱程度被这些功臣们有效降低，之所以加个“们”字，当然不能把清剿倭患的全部功劳算在其中某一个人身上，这是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也包括那些为沿海稳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普通一兵。 失当的政策只能造成病灶转移，而无法彻底根治 在失当的政策下，倭患虽然收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仅限于某一地区的某几场战役，说是倭寇，其实就是商人，唯利是图是他们的特性，赔本的买卖不能做，这里打击力度太大，无法承受，那么倭寇群体就转而将目光投向福建。 刘焘在清剿倭寇的战斗中，立下战功无数，崭露头角，受到了上级应有的重视是重用，匪患移至福建地区，于是“浙江按察使刘焘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开始了他新的任务，同时也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条“绊马索”，这种现象在大明王朝屡见不鲜，没什么根基背景的人，不参与结党的人，哪怕稍有寸功也会遭人嫉恨进而打击报复。 刘焘发兵征讨之处，倭寇皆尽溃逃，难与争锋，虽然也曾做过负隅顽抗，比如纠结更多倭寇作乱，但是这些都被经验丰富的刘焘正面击溃，刘焘也因此提升为副都御使，然而并不是一切事情都能顺心如意，在剿匪过程中，刘焘同样饱受诟病，比如对极少数和小股倭寇的袭扰反应不及时，部队发生叛乱等等，虽然轻易化解了兵变叛乱，但是躲来躲去，他却没有躲开“同事”的嫉妒和诋毁，说他养寇自重，于是刘焘离开了这个他刚刚熟悉的战场。 事实告诉我们，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隆庆年间，朝廷取消海禁，这也符合大明藏富于民的基本政策，被逼出来的倭寇们自是不愿再盯着匪类招牌，那么浮出水面的那就只剩下真的倭寇、水匪了。所要重点清理的也是这些人。 东南沿海仍有小股倭寇作乱，这些人都是打家劫舍的正主，不同于参与海上贸易的沿海居民和商人，其中匪患最严重的就是广东，而在广东最嚣张的倭寇就是曾一本，不止劫掠船只财物，上岸也从不伪装成良民，可见其嚣张程度，就连朝廷命官知县刘师颜也被其所杀。 刘焘临危受命，出任两广总督，为便宜行事，两广和福建的军务也由其一手操持，出于对倭患的重视，明廷着急了俞大猷等经验丰富的将官配合作战，俞大猷献上开门头彩，三战三捷大破曾一本匪众，那个时代不知道戚继光、俞大猷的人极少，更何况曾一本这种“业内人士”，但曾一本还是悍不畏死的纠集势力再次与明军决一死战，结果死战变成了战死，俞大猷尚未出阵，总兵郭成就再次大败匪众，生擒曾一本夫妇，还未执行，曾一本便病死狱中，死后被枭首，头颅被挂在城头示众。 还好，此次突出的军功并没有给刘焘带来麻烦，他每到一个地方，地方上的官员便会压力山大，能力不足，没有有效的清剿倭寇，刘焘一来全部解决，这证明什么，证明他们无能，活脱脱的打脸行为，所以在福建，刘焘被无辜弹劾，这次广东的一番作为同样显示了当地官员的无能，但还好这些人远比福建官员豁达，并没有死命弹劾刘焘，看来也是有感激的成分在里面吧。 虽匪患大减，英雄岂能无用武之地 有嘉靖帝在，英雄岂无用武之地，大明与蒙古的争端始终围绕着边市贸易，而嘉靖帝停止了与蒙古的互市，蒙古单方面的诉求也不被皇帝、官员们重视，所以无休止的争端层出不穷。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做过论述，明廷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缺乏亲和力的，甚至是错误的政策指向，再加上天朝大国的华夷之别心态，造成高高在上的大明王朝自然也会培养出不在少数的具有华夷之别心态的官员，明廷只看到了王杲恬不知耻的一再“求和”，其实就是勒索财物，上位者却没有看到王杲在明朝官员那里所受的一肚子鸟气和蔑视、欺辱。 当时北方边事，最令明廷头疼的几股势力由强到弱依次为：蒙古→女真→西番（明代的西番定义为西羌）→苗蛮→内陆反贼。 刘焘到任蓟辽总督的时候是1563年，那时候努尔哈赤才4岁，女真部还没被统一，诸部自己都打得不亦乐乎所以相对来说对明边袭扰不少，但威胁不大。蒙古当时的战力彪悍，明边总兵、副总兵、游击死了一批，造成了后来的“恐蒙症”。 还是1563年，这一年刘焘一再被提拔，先是临危受命，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大同，在边事日颓的态势下，以胜绩鼓舞了士气，一把火烧了蒙古军大营，杀敌九百，被劫掠的男丁妇女解救了2000多人。 是年八月，总兵杨照大战蒙古军队，虽然各有损伤，但杨照却身死沙场，对明廷边事再次造成沉重的打击，十月，蒙古兵更是翻越长城边墙，直接进入到内陆，虽然明廷抽调到京师的护卫力量不少，但是在通州应敌的时候却个个观望，不敢出手，直至蒙古军大肆劫掠后自行撤离。 主动出击的总兵胡镇被围，周边兵将如云却无一人救援，造成胡镇兵败，孙膑战死，罪责在身的蓟辽总督杨选，装模作样的卫戊东直门，后来风声过了才赶往通州，即便到了通州也不追不战，皇帝又不傻，这种战报怎么会听不出头绪，直接着锦衣卫将蓟辽总督杨选和巡抚徐绅直接押入镇抚司拷打询问，最终杨选被斩首，头颅传示九边。 此次战事，举朝震动，皇帝官员们即便再笨也知道蒙古人打进来是要死人灭国的，蓟辽总督这个位置的人选问题成了重中之重，经由徐阶大力举荐，皇帝决定由大同巡抚刘焘续任蓟辽总督。 后来的胜利，有刘焘指挥得力的原因，也有皇帝下狠手整治不作为诸将的原因，优秀的指挥能力加上知耻而后勇的军心，造成了后续的蒙古军大败： 就在升任蓟辽总督后的三个月，蒙古军再次入侵，黄土岭，参将白文智力战退敌。一片石，胡镇力战退敌。山海关，赵云龙力战退敌。蒙古大军无奈撤军，这场战役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军心士气，朝堂之上也弹冠相庆，久违的胜利虽姗姗来迟，但终究还是被盼到了，刘焘攥升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隆庆四年，刘焘“以水土致疾具疏去归”。1598年卒，享年八十七岁。赠太子少保，谥“竭忠”，赐祭葬。 纵观刘焘一生，似乎都疲于为明廷救火续命，南倭北虏，刘焘一样也不曾落下，期间军功无数，虽然屡遭弹劾，但报国之心不改，一如既往为国效命，戎马一生，恶战无数，也不曾稍有懈怠，这样一位英雄即便为国家做出如此诸多贡献，不应为世人所淡忘，仅仅行军打仗方面，本文的描述就难及其万一，文治、策略方面更是稍有涉猎，希望越来越多的文创作者们能够让英雄不致落寞，因为他的名字不该被历史和我们忘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