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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人类学的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学的论证方法。”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地域限制，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其研究对象。 今天我们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推进人类学本土化的今天，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重新整合，作出新的解读和分析，从中概括出新的论题，升华出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受到一次洗礼。 中国学者的特点是擅长历史文献的考据。而人类学的研究则既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从考据中跳出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又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要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中国的人类学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 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具有生命力。 ，人类学家也必定要跨越某一特定的文化研究边界进行人类学的比较研究，如同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教育”样。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人美学的比较方法或交叉文化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相比，更具有自己的特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研究中“跨文化视角”背后的指导思想，即是所谓的“文化普同论”和“文化相对论”。坚持这“两论”的人类学家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是生物学上的同一种属，文化无优劣之分，但各有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的价值。因此，各种文化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采取宽 容的态度。人类学的研究要从主位文化量度及客位文化量度两个方面来观察和分析社会及人们的行为，反对“民族中心主义”或者“文化沙文主义”。坚持以这种观点指导人类学的研究，可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为如果认为自己所处的文化高人一等，必然会引起对其他民族文化理解上的偏见，从而难以获得真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也达不到预期的客观公正的理论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的教育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统计和比较的方法，应当说这是教育研究方法上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我们的教育研究缺少通过长期深入的基层生活获得的具体而实际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统计结果往往存在某些误差。同时，学者们的所谓教育比 较，也只能将国与国之间的家观或亚家观比较作为主要内容。建立在教育研究者帝身参与观察和调查基础上的教育比较研究成 果，可以说目前还十分少。而“文化普论”和“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分析异因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以克服和减少我们可能产生的某些偏见和短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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