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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乔沅 深读和精读经典 微信号 功能介绍深读与精读经典。 昨天深读和精读经典 第434篇文章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为文化明星的萨特，雄辩滔滔，因此杜拉斯在回忆录里不无嫉妒说到了和萨特在一起演讲和集会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被他所展现的偶像现象所淹没——这使得其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备受冷落。这当然与他的好战性格，以及雄辩能力有关——毕竟在集会这种场合拼的并不是理论，而是如何演讲。 在《什么是文学》里，萨特就文学的介入性（存在主义的文学必然是介入的）与他的论敌们展开了气势汹汹的论战；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那里，萨特为存在主义哲学进行了辩护（但是这一辩护并不成功，萨特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这里主要介绍萨特因为“文学的介入性”与论敌们进行的论战。紧张气氛从一开头就看出来了：“一个年轻的笨蛋写道：‘既然你想介入，你为什么不去加入共产党呢？”——很难得见一个思想家如此直接和愤怒。萨特开篇的基调展示了他的愤怒——而让一个思想家愤怒的，必然是他觉得也应该全力去捍卫的价值，当然同时也一定是被误解的最多的。 让我们暂时抛开萨特与政治之间复杂的纠葛，直接从这部《文学是什么》的作品里来理解一下萨特的文学观。公允地说，萨特的这篇作品确实写得非常优美且雄辩（但未必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且逻辑清晰。从逻辑上来说，萨特是如此论证的： （一）文学与绘画、雕塑和音乐等艺术的区别 （二）文学之区分：散文与诗歌 （三）文学为何必然是介入的 （一）文学与绘画、雕塑和音乐等艺术的区别 首先，萨特回答了为什么绘画和音乐不必然是介入的。实际上萨特认为绘画与音乐是不介入的——这一观点看起来真的是匪夷所思。并且为了说明绘画艺术的不介入，他竟然是主动了举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的例子。 初看起来，萨特的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难道《格尔尼卡》不正是因为毕加索为了战争而创作的吗？而《国际歌》难道不是激励和影响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吗？对此萨特并未加以说明，也许他默认这已经是一个被讨论过的问题，无需再讨论。因为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一旦离开了具体的文本的介绍和阐释，它的意义并不确定。 约翰·伯格曾对此进行过专门的实验和分析。也就是说它们天生是暧昧性，对此萨特是如此说的：“……（绘画作品），它们的不容渗透性，它们的延伸性、盲目的横久性、外在性以及它们与其他物保持的无穷联系所淹没、掩埋；也就是说它再也不能被辨认，它好像是一个巨大但又徒劳的努力……”因此，不借助于语言给予其意义的指引，那么这部作品将是不可理解的或者是多重意义的。 萨特的这一观点，当然是存在问题——尤其是今天的艺术眼光来看，因为作品或者艺术家创造一个作品，本身并没有要求赋予一个确定的意义的维度，它可以是开放式的。但是萨特的这一观点，又不是完全错了，因为无论是几重意义，任意一种意义都必须借助于文本才能得到凝定和显现。 但是在这里萨特的雄辩显然是给自己设定的一句巨大的难题：本来他只要论证，绘画、雕塑或者音乐可以是介入的，也可能不是介入的——这完全取决于艺术家本身创作的理念；但是他企图论证的是绘画等艺术形式，是无需介入的，或者是非介入的。这显然既不能理论证明，也不符合现实。因为即使无限倒推，形象艺术也未必一定依赖于语言艺术。 （二）文学之区分：散文与诗歌 在论证了语言艺术（包括诗与散文）与其他艺术的区别之后，萨特企图进一步区分语言艺术的种类，并且将其中一部分有“问题”通过“改籍”的方式来论证语言艺术介入的必然性。他的论证基础是关于语言艺术的两分法：语言艺术是诗歌和散文的。 关于这一点，萨特的分析极其优美，尤其是关于诗歌的部分。首先萨特提出那个著名的观点： 诗人们甚至不会想到给世界命名——因为命名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客体的遮蔽和牺牲——它被符号化了。于是在诗人那里，词语与物这样的关系：彼此神奇地相似，又是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这里，萨特巧妙地回避了唯名论与实在论的问题，对于诗歌来说，语言就是双重属性的：它既是物，同时还是能指。 “有些说诗人是在摧毁语言，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诗人对待符号的两种可能性：一是穿过去追求它所指的物，二是将其看成物。前者，词是诗人的仆人（或者道路）；后者词还没有被驯化（或者词是一个无法穷尽也不能穷尽的秘密）。对于诗人，词是自然的物——和树木和青草一样在大地上自然地生长。” 也就是说萨特在这里确认了，诗人不在词语的多义之间进行选择，每一含义对他来说都不具备独立的功能，而是融为一体的。就像毕加索的梦想：造出一种火柴盒，它整个儿是一只蝙蝠，却又始终是火柴盒。就像佛罗伦萨是城市、花和女人，他同时是城市-花，城市-女人和少女-花。 所以诗在创造客体的时候，它就像是毕加索创造与设计一样：它不主持创造一个意义，而是创造一个物。 ——也就是说诗歌是拒绝意义的凝定的，因为作为物的那部分总是暧昧的，拒绝被语言穿透的。也因此，萨特提出了“语言的内外”这一说法： “说话的人位于语言内部，他受到词语的包围；词语是他的感官的延长，是他的螯，他的触角，他的眼睛；他从内部操纵词语，他像感知自己的身体一样感知它们，他被语言的实体包围，但他几乎意识不到这一影响遍及世界的语言实体的存在。 诗人处在语言外部，他从反面看词语，好像他不是人类一分子，而是他向人类走去，首先遇到语言犹如路障挡在他前面似的。他不是首先通过事物的名称来认识物，而是首先与物有一种沉默的接触，然后转向对他来说本是另一种物的词语，触摸它们，试探它们，他在它们身上发现一种洁净的、小小的亮光，以及大地、天空、水域和所有造物的特殊亲和力，他不屑把词语当作指示世界某一面貌的符号来使用，而是在词里头看到世界某一面貌的形象。 ……全部语言对于诗人来说是世界的镜子。所以说诗人与其说是在表达意义，不如是它表现意义。” 一旦将诗人视为站在语言之外使用语言，就意味着诗人不必要为确定的意义负责，诗人是在创造一种类似于绘画、雕塑和音乐的抽象的作品。诗歌无需也不能进行意义的凝定，否则它就成为了散文——一旦成为散文，它就同时也是主体性的，主体性赋予了意义的指向，从而也使其成为个人的话语。 “兰波正是邀请我们一起从外部去看它，他的古怪正在于我们为了观看它而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人的状况另一边，即上帝这一边。”——诗人因为站在语言之外，同时也就站在了人的另一面。 从这一角度来说，诗人是站在上帝这一边——他之所以俯视，是因为他超越了语言的个体性，甚至超越了语言的历时性，他站在语言之外，通过语言自由穿透诸表象，并使其发生联系——不管这是否可能，因为他此刻已经超越了语言，同时也超越了现实的逻辑束缚。 但是与此相反，散文语言则完全不同——而散文语言才是我们正常进行的交流和沟通的语言。当我们使用散文语言时，语言和我们整合在一起：语言就是我们感官的延伸。同时语言也是我们相互交流的方式。 “词语使散文作家与自己分离，把他投向世界的中心，而对于诗人它却如同一面镜子映出他自身的形象。” ——词语使散文作家与自己分离，把他投向世界的中心——词语使自己分离，萨特在这里主动承认了这一点（词语并不能完全表达自身），但总是有某种强迫性，他使得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参与进世界；而诗人恰恰相反，词语在诗人则是世界的镜子，诗人通过它观看物与世界，但是他本身就不涉入其中。但这与想象性无关，而与主体与词语使用语言的方式有关。从而在这里，萨特完成了对于语言艺术：诗与散文的区分。 （三）作为散文的文学为何必然是介入的，也应该是介入的？ 对于散文作家来说，词语是客体的名称。因此我们常常得鱼忘筌。词语是我们的延伸，抵达时彼此与或者接触到物时我们发现语言和自身。但是唯有意义才可以赋予语言一致性——也就是说使得语言成为散文，而不是诗歌。 正如梅洛·庞蒂所说：伟大的散文乃是获取一种到现在为止尚未被客观化的意义、并使它能为说同一语言的所有的人理解的艺术。当一个作家不再能够构造一种新的普遍性并在危机中进行交流时，他就只是在苟延残喘。——也就是说意义的发生乃是一种散文家的必然任务，而一旦意义任务被确认，那么散文作家就必然是介入的——因为意义一定是一种价值观的问题。 也因此一旦作家要创作一部散文作品，那他必然是介入的。于是萨特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作呢？萨特将其过渡为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显然要更加尖锐一些，有什么值得写作的呢？ 在萨特看来，“为什么写作”和“有什么值得写作”是同一个问题，因此他猛烈抨击了那些无病呻吟或者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他认为并不存在毫无意义的写作。但是意义这个词，是如此之危险，萨特是如此论证的。 首先萨特说每个人写作都有其理由，有一些为了逃避，有一些为了征服……而他要寻找的是隐藏着的那个更深的、更直接的、为大家所共有的抉择。而这一为“大家所共有的抉择是什么呢？ 萨特首先论述了我们都是“存在的侦查者，而非存在的生产者”。假如没有我们的意识，“大地将停留在麻痹状态中，直到有另一个意识来唤醒它。因此，我们一面在内心深处确信自己‘起揭示作用’，另一面又确信自己对于被揭示的东西而言不是主要的。” 可是，创作仍然是作者的事情，可是作者本身却对自己的作品无能为力——因为他不能同时创造又揭示。所以作者需要读者。因为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 “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把读者吧我借住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 ——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读者接受理论。因为这是一个召唤的事件——召唤的是作者。 可是谁能保证作者的公正呢？因为作者总是倾向于（不自觉地）觉得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他又怎么能意欲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包藏的种种非正义行为而言也是主要的呢？然而他却必定是这样的：只不过，如果说他同意做非正义行为的创造者，那只是在一个为消灭非正义行动而超越它们的过程中同意这样做罢了。至于正在阅读的我，如果创造一个非正义的世界并维持它的存在，我就不能使自己对之负责。” ——对于萨特的这一论述，我们不得不捏一把汗。这几乎是一种命令了。可是，到底是什么正义呢？谁来判断正义呢？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任何一种标准的价值，也正是因为此，它才处于不断的克服前进之中，萨特所谓的自然发生的必然性——难道不是假设了一个确定意义的世界了吗？他又基于什么如此确信呢？ “而作者的全部艺术迫使我创造他揭示的东西，也就是说把我卷进去。现在是我们俩的自由合力支撑，因为作者企图通过我的媒介把这个世界归入人间，那么这个世界就必须真正以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以它最深部的原型状态出现，它就必须受到一个自由的贯穿和支持，而这个自由要以人的自由为目的” ——创造召唤，卷入，可是为什么它就一定是萨特所期待的结果呢？难道作者和读者不可能在一个共同的知识幻境里走向不归路吗？何以作品的意义之导向一定是导向深度的呢？而又据何判断这种导向不是一条歧路呢？按照萨特之前的论证，也许这一导向的方向之秘密正是在于语言自身？可是语言何时可以承担这样的重担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萨特的雄辩其实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对于对于语言文化的区分，也即对于诗歌与散文的论述是如此的精彩。词语确实一把上了膛的枪，可是它的散射似乎不可避免，同时我们也无法躲避这样的散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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