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词曲关系古今谈

词曲关系古今谈

杨松河

星期五

 

我们现在所说的“词”，是文学名词，是根据词谱填写出来的一种“诗余”或“长短句”，随唐之际称为“曲子词”，孔尚任称为“曲之文”，说白了就是歌词的意思。

其实，早在宋代，就有人把词叫歌词，如鲖阳居士把自己的词集定为《鲖阳歌词》。

我们现在学唱歌，一般要有歌谱。歌谱一般标明谁作词，谁作曲。我们这里讨论的“词”，其原生态就是歌词的词，唱词的词。

词作为别具一格的诗歌样式，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千百年来经历了词曲结合、词曲分离到词曲再度结合的发展过程，为词谱曲很可能是当代词创作的锦绣前程。

说到底，词是诗的另一种样式或别类。汉语把历代诗词歌谣统称为诗歌。追根溯源，诗歌自古同根同源，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亲。也就是说，自从有人类的社会活动就有了诗歌，最早诗与歌形影不离。诗歌来自民间，起源于民歌。民歌起源于劳动、战斗、情爱、娱乐、宴饮、节庆、祭祀等活动。民歌有曲调，也有唱词。曲调有号子、山歌、牧歌、渔歌、秧歌、情歌、酒歌、茶歌、儿歌、战歌等等，这些民歌一般有相对稳定的曲调，歌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场景编词演唱，曲调相对固定，而唱词则可随机应变，甚至脱口而出，千变万化。这种诗与歌结合的说唱形式从远古一直延续到当代。如今在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留有山歌调、民歌调、对歌对唱等原生态民歌与曲艺表演形式，甚至在当代舞台上，依然也可以看到像花儿、二人转等依曲填词的歌唱形式，这些实际上就是口口相传的最原始的诗歌传统。

文字和笔墨纸张的发明与使用推动着社会文化不断进步，歌词开始从民歌中逐渐分离并独立出来，诗应运而生了。中国的《诗经》就是脱离了曲调而独立存在的文学体裁。民歌中的“诗”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和创作，便产生了“有知识产权”的署名诗作，如屈原的《楚辞》就是这类作品，因而也就出现了诗人的称谓。与此同时，作为歌唱的诗歌依然在民间、市井、乐坊以及上流社会流传，诗与歌一路互相帮衬，并行不悖。

后来，社会的文明进步推动官方不断提高诗歌与音乐的社会地位，于是秦汉出现了专门收集、整理、制作、创作诗歌和音乐的官方机构“乐府”，乐府诗歌便应运而生了。乐府诗歌大量来自民间，也包括文人的诗作。汉代是乐府诗歌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一批代表作。这一时期，既有独立存在的诗，也有词曲结合的歌，前者如《孔雀东南飞》，后者如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此歌就是在祭祀沛宫原庙时用楚声演唱的。

虽然诗已成为独立的文体，但民间的歌与词依然不离不弃，不过在民间，悄然出现了按照曲调填词的趋势，即所谓“依声填词”，古代乐工依照曲谱填词或找文人填词成为时髦，同曲异词大量出现。从技术上讲，识别曲谱比记歌词更专业因而也就更困难些，普通歌妓能演唱歌曲却未必能识曲谱，为了适应日趋活跃的民间娱乐活动的需要，手本歌词传抄盛行起来，这就是敦煌存有大批手抄本唐、五代民间曲子词的社会原因。敦煌发现手本曲子词的同时，还发现有当时记录曲谱的手写卷本，这就充分说明，当时词曲只是分卷抄写而并没有完全分家。但不管怎么说，歌词已开始脱离曲谱而被收集整理成集，虽未注明编者和作者姓氏，但独立的歌词集应运而生了，敦煌发现的《云谣集杂曲》等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

原生态歌词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受到广泛的欢迎，但也有粗俗野浪的一面，歌伎或乐工为了迎合文人、富人和官人的趣味，除了收集整理大量民间歌词外，还请文人雅士为旧曲填新词，而不少诗人竟乐此不疲，于是大批文人雅词流行起来，由于李白、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等大诗人的推波助澜，他们的歌词雅俗共赏，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追捧，甚至成为宫廷音乐的新宠，于是唐五代文人雅词专辑《花间集》出版了，这就是我国第一部有编、作者署名的词集。敦煌手本词集和印本《花间集》的问世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歌词创作从民间走上文坛，从粗俗走向高雅。但严格来说，不论是民间词还是文人词，依然没有脱离曲调，依然没有超越“依声填词”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直到宋末尚未见收尾。

如果说唐代是律诗的鼎盛时期，那么宋朝则是格律词发展的黄金时代。北宋时期，文人依声填词成为时尚，创作了大批高水平的词作，从而也成就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大词人。

宋代文人创作歌词有三种办法：一是依照旧曲谱填新词，这是大量的，如柳永浪迹于秦楼楚馆，经常应歌妓邀请填词，一经名妓传唱，于是声传一世，牢笼万方，“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以至于当时学词文人“十之八九效柳永”，因此出现了第二种词创作办法，就是照名人范词填词；三是懂音律的文人索性自己创作新词曲，即所谓自度曲。自度曲又以慢词为盛，先声夺人，别开生面。

南宋时有一部《乐府混成集》，又称《乐府大全》，据史料记载，该书为官修刊本，共105册，是古词曲谱集大成之作，是当时演出和创作的重要模本，可惜在明清之际失传，致使大批古曲从此无踪可循，实为中国音乐文学史的重大损失。

就在古曲谱莫名其妙失传之际，却在明中叶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使用价值的词谱，那就是江苏高邮人张綖（1487-1543）创制的《诗馀图谱》，图谱开“依词谱填词”之先河，固定了词调正格和词牌名，词创作从此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韵律、声律皆开始定型。张綖图谱还别出心裁，开创了词谱新标识，平仄、句读、叶韵形象分明、一目了然，为后来精制词谱提供了先例，有筚路蓝缕之功。《诗馀图谱》的刻印和传播标志着中华词创作开始进入完全脱离曲谱而按照词谱来填词的时代。在《诗馀图谱》基础上，清代先后出版了万树《词律》（1687）和《钦定词谱》（1715年）等权威性工具书，中华词创作从此有章可依，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钦定词谱”简称为《词谱》，因是康熙皇帝锤定，于是就成了填词的“铁律”。也就是说，填词必须靠谱，不能离谱。这既是约定俗成，也是官制的游戏规则。后人填词，尽管有种种异议，也有许多实际的突破，但至今无人能撼动《词谱》的权威性。

但这是不是说《钦定词谱》已经尽善尽美了，词律可以一成不变了呢？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习俗，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语言在发展，语言的声律也在发展，文学理念也在发展，词的创作实践也在发展，词谱自然也要与时俱进，也有必要在发展中进行修订。

首先，古今汉语的声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古入声在普通话中已经消失，分别演变为平上去声，今人朗读古诗词时，平仄律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例如，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首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失”字，古读入声，是仄；今读平声。按照古汉语朗读现代人接受不了，若按照现代汉语读音又不合钦定词谱格律，怎么办？从古还是从今？

再如，古人制作《水调歌头》，多少与水有关，而后人作水调，则可以与水毫不相干。词牌与内容毫无关系，纯粹是一种词调的格式，一种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