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20世纪末是夏文化探讨的黄金时期，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推动了问题的深入探讨，参与讨论的学者之多，前所未有。正因如此，夏文化探讨在中国学术界除极少数人外，基本形成共识，即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仅其上、下限稍有分歧。上限指中原龙山文化是否属早期夏文化，下限指二里头文化四期（或晚段）是否进入商代，这些都属进一步深化的细节问题。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共识的得出不是孤立的，是基于成汤亳都早商文化的确定。因为无论郑州商城亳都说，还是偃师商城亳都说，其所属考古学文化都属二里岗文化。所以，早于二里岗文化，又分布在有夏之居的二里头文化自然是夏文化，共识就这么形成了。”（刘绪语） 从以上概括性中国学术界对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总结中，我们可以基本了解到，中国学术界将夏文化研究的中心放在二里头遗址，其根本的原因就是《逸周书》与《史记》中，都详细记录了对周武王选定“雒邑”为周朝成周都城的前因后果。其中的记录了周武王的原话“有夏之居”，是后世中国史学家将夏文明或夏朝中心定位在洛阳周边地区的根本原因，而二里头遗址的最初寻迹也是在此影响下，所发现的处于夏朝年代的遗址。实际上除此二里头文化遗址外，在二里头遗址周边更大范围内，再也没有发现夏朝年代的第二处文化遗址，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有夏之居”含义内涵的反思。 让我们首先来完整地解读一下《逸周书》与《史记》中对“有夏之居”的原文，解读分析一下周武王表述的“有夏之居”具体要表达意思，是在什么背景下陈述的？ 《逸周书·卷五·度邑解》：叔旦恐，泣涕其手。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史记·周本纪》：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中国历史学界对“有夏之居”的解读，皆为河洛地区是曾经夏朝国都的故地，是夏朝人们的生活居住地。但周武王的原话真是这个意思吗？ 《逸周书》与《史记》中的记载事件经过，是完全相同的故事情节，基本可以判断司马迁写《史记》时是以《逸周书》为史料来源，是对《逸周书》记载的复述。笔者重点分析《逸周书》的原文周武王“有夏之居”的含义。 笔者对此的理解、解读为：周武王说，周公啊，我效仿东夷（淮夷），恩惠殷商遗民，是因为他们都遵照天命，他们都曾受命于天，并不依赖于远方。天地自有运行的道理、规律，我周朝找到合适的地方建立新朝国都并不难。从洛河河湾处到伊河河湾处，处于河流的北岸地方，没有险要的地方，与夏朝国都所在地的地理环境非常相似。 我最南方考察过涂山，最北考察过太行山，详细考察过黄河流域。我看伊洛地区，距离我们周朝的发祥地不远（也可以解释为距离前朝的夏都和商都不远），可以说是很适合建造为周朝国都的地方。 而《史记》更加详细的记述，明确周武王的这些话是在回到周朝丰镐地区王都所说，是为说服周朝的王公大臣与周公所论述。如果伊洛地区曾经是夏朝的国都地区，周朝与夏朝只相隔一个商朝时期四五百年，地理距离又如此相近，那么这段历史，周朝的王公大臣与周公不会不知道，也不需要周武王去特别强调伊洛地区“有夏之居”的历史，更不需要周武王考察南北广大地区和黄河流域，才最终由周武王确定周朝建都伊洛地区的雒邑（洛阳的前身）。周朝的礼仪基本传承于夏朝的礼仪，周朝在夏朝国都旧址建设周朝的国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完全不需要周武王如此劳心劳力、费劲周折地为新周朝的国都选址操心。 笔者对周武王原话的解读，可能在个别词语上会有出入，但周武王的原意如此解读，才更合情合理，为我们寻找夏朝国都提供关键的新线索，而不是生搬硬套地直接理解为伊洛地区是夏朝的故地。这是目前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根本问题，需要重新学习、认识、反思。 而影响中国史学界对夏文化认识，误导历史学界对夏都定位错误的另一个重要历史史料，就是对“宅兹中国”的误读。这更是一个相当低级，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严重误导的原则问题，将华夏文明研究引入歧途，断送了几代历史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 在何尊铭文原文“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被历史学家解读为“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而其真正的断句应为“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因为在《史记·周本纪》云:周公赞成周朝建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两厢对照解读，不论从语言对账，还是周公读周武王话语的解读，“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才是更合情合理的断句与意义，其基本语式为“余宅中，国有民”，而不能为了“中国”二字最早组合的出现，做出违背历史的解读。实际上最早“中国”词语的出现还是在《诗经》里。这种错误的解读也是将夏文化研究引入歧途的重要原因。 周武王的这段话，确实包含了重要的关于夏朝国都的历史信息。“有夏之居”“ 我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笔者的解读，其真实的含义应为：（周武王）我南方到过涂山地区的夏都，北方到过太行山地区的商都，仔细考察过黄河地区，伊洛地区更与夏朝国都地理环境相似，具有夏朝国都的风貌，处于河流的北岸，地势平坦开阔，没有险要的关隘去防范天下人民，以显示我周朝要建设与夏朝一样，得到天下诸侯拥戴的共主。 涂山地区、淮河流域、淮北地区、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笔者通过多信息、多线索的研究，正是与周武王的描述和论述具有完美吻合的夏朝国都。这是一处华夏人民从渔猎文明转向农耕文明的理想环境，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地处河流纵横、湖泊众多、遍地沼泽、土地肥沃的淮北地区，是华夏先民渔猎生活的理想环境。在通过大禹治水之后，丰富的水源得以充分利用，富饶的土地得以灌溉，农耕文明得以高度发展，积累丰富的物质财富，是华夏文化、华夏文明产生、形成、发展的基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