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思想很深刻地影响了哈贝马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哈贝马斯是在马尔库塞技术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开始或继续其理论思考的。本文的用意，首先在于展示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技术批判思想的批判——在反思与超越的意义上，然后在同样的意义上尝试对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批判思想展开批判。  马尔库塞在其诸多思想前辈已经开展了的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把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批判推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他最有创意的想法是提出当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并呼唤一种能够兼容艺术与价值的新科学。 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力在生产关系面前有了一种新的状态和地位，即生产力所发挥的作用从政治方面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对有效的合法性进行批判的基础，而是变成了合法性的基础：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而是“相反的趋势在起作用：设备把它的防御和扩张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于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强加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凭借它组织自己的技术基础的方式，当代社会倾向于成为极权主义的。” 马尔库塞反对技术中立论的说法。他说：“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人和自然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状况对作为整体的这个宇宙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影响，他因而期待一种新的科学，“它将展现一个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即在实现了根本需要的基础上生活在自由时间里。”他预言：“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经使得价值向技术任务的转化(价值的物理化)成为可能”，因为“工业文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科学本身已经能够使终极原因成为科学的正当领地。” 不过，他最后又踌躇踯躅起来，“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 但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关于新科学的设想明确表示质疑。他说：如果没有什么似乎‘更人道的东西’可以代替科学的功能以及整个科技进步，那么，一种新的技术观念就不会有什么成果，一种新的科学观念就完全不可设想。”因而社会批判的任务首先是要描绘和解释科学技术如何从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变成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这一过程。在他看来，无论是马克斯韦伯，还是马尔库塞，都没有令人满意地、成功地描绘和解释这个过程。他认为，这需要构建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模型。 哈贝马斯的新的解释模型的出发点是“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他把劳动或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观察到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他把以符号或语言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称为交往。相互作用按照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进行。基于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他又进一步“在社会或社会文化生活世界的制度框架和受社会或社会文化生活世界束缚的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之间作一般区别。只要人们的行为是由制度框架决定的，那么这些行为就得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和相互限制的行为期待的指导和强制。只要人们的行为是由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决定的，那么，它们就要遵循工具的活动模式和战略的活动模式。” 在此基础上，他说，“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是建立在对整个现实——宇宙和社会——所做的神话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解释的无庸置疑的合法性基础上的。只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文化传统的合法的和有效的范围内，传统社会就能存在下去。这说明了制度框架的优越性。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优越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确立了一种使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能够持续发展的经济机制，便会自下产生一种持续性的适应压力。正是这种压力“迫使每一个人在其中受到熏陶的集团文化随时都能够从相互作用的联系转向目的理性的活动。”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提出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问题。这种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得自文化传统的天国，而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 哈贝马斯首先肯定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实现了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并且对等价交换的合法性进行了批判。“劳动价值学说撕下了(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的外衣，而自由的劳动契约的法律关系就是披着这件外衣掩盖了给雇佣劳动关系奠定基础的社会权力关系。”但他随后指出，十九世纪的后二十五年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大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个重大趋势是国家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干预，这种干预的后果是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的瓦解，“补偿纲领”代替了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所谓“补偿纲领”，“就是把资产阶级的功绩意识形态(按劳付酬的意识形态)要素同最低的福利保障联系起来”；第二个重大趋势是科学和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 按他的说法，这两大发展趋势的后果，是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式：“新旧意识形态的差别就在于：新的意识形态把辩护的标准与共同生活的组织加以分离，即同相互作用的规范的规则加以分离。从这种意义上说，是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代之而来的是把辩护的标准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发展动摇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根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应该由他提出的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联系来代替。生产力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都能引起解放的运动。因此，“依据制度框架(相互作用)和目的理性活动(广义上的工具的和战略的活动的劳动)的子系统之间的相类似的，但又是普遍的关系发展起来的坐标系，更适宜于重建人类历史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 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不再是解放的潜力，所以“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他因而呼吁就生活实践的目的进行自由的讨论。在他后来系统展开的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强调语言在交往行为中的基础地位，希望通过话语共识和民主政治来实现社会的合理化，构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甚至世界公民社会。哈贝马斯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他贡献了一个福柯所说的“交往的马托邦”。 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重点，既不在于具体展示哈贝马斯在何种程度与何种意义上比马尔库塞更多地宽容或辩护了当代资本主义，也不在于品评他为了描绘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而发明的那一套可能更适宜重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理论框架——虽然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它，而是要对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共同讨论的重点对象，同时也是他们借以展开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科学技术——展开讨论，并以此为基础对他们的社会批判思想进行理论检讨。 无论是马尔库塞还是哈贝马斯，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都基于对当代文明的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通过财富的巨大增长已经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他们的主要分歧是，马尔库塞认为当代科学技术支撑或提供合法性的这种统治虽然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传统型极权统治，但也是一种应该被革除的可恶的极权。鉴于这种极权的根源在于当代科学技术过于强大的技术理性，他因此呼唤一种能够兼容价值与艺术的新的科学技术。哈贝马斯也强调科学技术为发达资本主义提供了统治合法性，但他认为技术统治的意识比之传统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很少。他既不赞同马尔库塞对于发达工业社会所做的极权统治的判断，也不认同他关于一种新的人性化的科学技术的设想，而是呼吁人们就生活实践的目的进行公开讨论。 他们这种社会批判思想的主要贡献，是随着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主要从赞美肯定的立场转向反思批判的立场，使社会批判的方向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科学技术批判的理论转向。这种批判理论虽然意识到主要应该从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来把握当代文明的主要问题，并且把当代文明的主要问题归结为强大的科学技术(技术理性、目的理性活动)对人类生活实践(价值理性、相互作用、交往)的压迫，但是，由于他们对所谓人类生活实践(价值理性、相互作用、交往)的本质内涵缺乏充分的理论自觉——这一系列难以实现清晰界定的概念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实际上既没有达到对当代文明问题本身的深刻揭示，也没有对问题的解决指出明确的方向。 我把哈贝马斯所说的劳动归结为物质生产。物质生产遵循技术理性的原则，是科学技术的源头。物质生产虽然本质上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必然同时导致特定的人与人的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由于物质生产的技术实际上会发生变化，所以由技术的状况决定的物质生产的实现形式(它内含着最核心的生产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物质生产之外的另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活动是人口生产，即种的繁衍。人口生产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口生产所导致的最基本的关系是家庭关系(从男权的角度来说，包括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与兄弟关系)，家庭关系的扩大依次表现为家族血缘关系(有可以追溯的真实而且重要的血缘关系)、族群内部的关系(有某一个真实或想象的共同文化祖先)、种族之间的关系和最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关系。人口生产是人类道德伦理思想与核心价值观念(即价值理性)的源头。由于人口生产本质上与技术无关甚至排斥技术，所以人口生产的基本实现形式即家庭在整个文明时代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家庭生活的基本观念也成为人类价值理性的坚强核心。 由于两种生产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人类文明的制度与思想只有通过两种生产及其相互作用才能得到正确理解。按照两种生产的历史观点，早期农业社会是农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那一时代的中心任务是发明在特定地理条件下人类生存(即衣食住行)的各种核心技术。在那一时代，虽然人口生产已经家庭化了——人口生产的家庭化可以理解为文明的起点，但是物质生产还必须以血缘家族甚至其扩大形式才能现实地进行。也就是说，早期农业社会的两种生产在其实现形式上是分离的：人口生产是家庭小生产形式，物质生产是族群大生产形式。由于社会的中心问题是物质生产的技术问题，以解决技术问题为目标的巫术(原始形态的科学技术)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家庭与族群生活的伦理观念还没有被人类文明实现文化上的自觉——既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也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就技术为统治提供合法性这个意义上说，早期农业社会是最典型的技术统治社会。在农业时代的技术进入稳定或停滞时期以后，由于技术的稳定与普及——其标志与极限是核心生产技术的家庭化，技术进步就不再是文明关心的中心问题，文明的中心问题转变为：如何在既定技术或特定财富条件下，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个人的幸福、快乐。各主要古典文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使社会伦理化的方式实现的。所谓伦理化，就是把人口生产所导致的某种特定形式(家庭、家族、种族)作为其制度设计的基本范型，同时把这种特定形式蕴含的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我因此把农业文明的这一发展阶段称为农业文明的伦理化时代，它大致与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相重合。伦理化时代之后，不仅物质生产的各种核心技术已经稳定和普及了，社会生活的制度和思想也都被发明出来，文明就总体上进入以停滞为基本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时代，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社会”。 在传统社会，由于技术进步不再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所有的传统社会实际上都公开拒斥技术进步，与人口生产的特定形式相关联的价值观念就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对整个现实所作的“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对于物质生产的技术的确具有“优越性”。 但“传统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物质生产单位的小型化或家庭化。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伦理化时代之前的物质生产不是通过家庭的形式实现的，而是比家庭大得多的某种集体大生产形式，其他文明也一定是这样。物质生产的这种状况显然是由于物质生产的技术还处于不断进步或发明之中，技术既不稳定也不普及，大众(各个家庭的家长)还不具备单独组织生产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工具)，社会生产需要在精英分子即技术专家的引领之下才能正常进行。集体大生产形式一定会导致某种程度的监督、管理、压迫和剥削，这是人类为了实现技术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当技术发展的状况开始使家庭生产成为可能，家庭经济就一定会迅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主张主要生产资料家庭化分布和家庭自主支配的家庭经济的本质是以人口生产的基本实现形式直接作为物质生产的基本单位，它通过两种生产在实现形式上的统一，最大可能地减少了物质生产领域的人际压迫与社会剥削，实质性地表现了那一时代的公正与自由。 中国文明是伦理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典范。众所周知，中国文明之外的其他古典文明都有不同程度的种族主义色彩，只有中国文明最坚定地选择了家庭伦理化道路。中国文明不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物质生产的家庭化(家庭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且始终坚定不移地把家庭生活的伦理观念即孔子首倡的儒家学说作为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中国古典文明不仅具有极高(如果不是最高)的文明成就，而且具有最顽强的生命力，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但停滞的西方传统社会在寻找中国和印度的过程中，误打误撞地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后果是使西方文明的生活世界突然空前地扩大，面对这个巨幅扩大的新世界，传统时代与特定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区域性文明的技术就远远不够用了。他们要想驾驶这个新世界，就必须创造新的知识体系，发明新的技术手段。当他们开始这么做，他们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工业时代。 工业时代的思想家很容易经验到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即工业资本主义发明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一直在持续地实现巨大的技术进步和财富增长，社会批判家们也正是从这个显著的经验事实开启他们的社会批判的。但迄今社会批判思想的共同缺点，首先是只看到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理解为不可避免和不可阻挡的，与此同时，也把(与科技进步相匹配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取代(与技术停滞相适应的)家庭小生产方式理解为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与大生产形式被工业时代的几乎所有理论家视为金科玉律。技术的停滞和小生产形式的复归完全在他们的理论想象之外。 但从人类农业时代的历史经验来看，技术进步与大生产形式并不总是现实和必要的。农业时代曾经有非常漫长的技术进步历史(技术化时代)，但是，当技术进步达到可以使区域性农业文明的家庭经济成为现实的程度时，技术就总体上进入停滞时期，与此同时，大生产形式也被家庭小生产取代。因此，我把大生产形式理解为技术处于上升时期的一种为实现技术进步而进行的制度设计。 我的判断是，迄今工业时代的历史属于工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这一时代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各种技术进步。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工业时代首先在更高的水平和形式上复活了农业文明早期的大生产形式。当代文明最伟大的制度发明无疑是市场化大生产制度，这一制度通过取消家庭小生产的主导地位，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两种生产在实现形式上的分离，即物质生产的新的社会化大生产形式与人口生产的自古以来的家庭小生产形式。正是这种分离不仅导致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制度性两极分化，尤其导致了技术批判理论重点关注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迫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占统治地位的强调效率和进步的社会化大生产对崇尚稳定与人性的家庭生活的损害。 因此，两种生产的历史观认为，只有从两种生产在实现形式上的分离及其导致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当代文明，并合理地前瞻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趋势。 如果两种生产在形式上的分离是当代文明问题的根源，那么，重新实现两种生产在形式上的统一就是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统一理论上有两种前途，一种前途是用物质生产的大生产形式统一人口生产的家庭小生产形式，即用大工厂生产的方式生产人口。这虽然在技术上很可能将会或已经成为现实，却会从根本上颠覆人类文明自开创以来就确立的核心价值观，因而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要坚决予以避免的。另一种前途是用人口生产的家庭小生产形式统一物质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家庭经济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如果实现了这种前途，那么不仅马克思所批判的制度性两极分化将由于生产资料的家庭化占有和支配而不复存在，而且技术批判思想所指向的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迫也将得到真正的克服。不过，这种前途的实现并不主要只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文化抉择，它同时还取决于技术发展的家庭化程度。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当代工业社会还远远谈不上“发达工业社会”，当下的大技术实际上是早期工业社会的粗陋与笨拙的技术，只有当这种技术发展成为更加智能的家庭化小技术，工业社会才可以说进入到了高级阶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异化的扬弃与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工业文明的技术化时代还有相当的路程要走。我预计，未来技术革命的方向是发明高集成度、高智能化的适合家庭生产使用的小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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