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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德鲁·费恩伯格 （此文节选自《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哲学 2004年“技术哲学与技术伦理”国际研讨会译文合集》，是作者在“技术哲学与技术伦理”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第十届技术哲学学术年会”上的第一场演讲稿，朱春艳译） 今天以及后面还要进行的三场演讲是受陈凡教授的盛情邀请而呈至中国东北大学的，它们来自我巳出版的各种作品。最初的书稿能在我的著作《追问技术》《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技术的大灾难和拯救》和菲格拉（R．Figueroa）、哈丁（S．Harding）编辑的《科学和其他文化》《技术哲学：技术民主化中的新辩论》和米萨（T．Misa）、布雷（P．Bery）、费思伯格编辑的《现代性和技术》等著作中找到。 在这里，这些演讲稿按呈送的顺序排列。我从论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两篇讲稿开始，以期促进技术批判理论在中国的讨论。尽管我不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哲学尽如人意，但我相信，他的工作和哈贝马斯的工作以及当代技术研究相遇开启了一个有用的领域。第三个演讲关注技术的发展，更具体地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所详尽阐述的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哲学。这里我再次声明，我并非认为日本的哲学家对全球化有正确的理解，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具有启发性，而且在今天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研究。第四个演讲详细解释了我自己的技术哲学。我提出一种批判的和文化多元论的方法，希望这会在中国引起针对技术的讨论。读者们可能愿意从最后一个演讲开始，因为那个演讲简要介绍了我的观点，也概述了我把社会科学中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的成果作为批判理论基础的一种尝试。 前言：顺应主义的危险 我想从评论你们中国这里的形势开始对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评论。有人告诉我，在那些对批判理论感兴趣的人物当中，哈贝马斯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我很理解对哈贝马斯的民主的“交往现代化”概念的兴趣，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找到了很多批判地应用的领域。然而我关心的是中国的批判理论家们将会仿效哈贝马斯对技术的冷淡态度。这在一个技术的现代化正以大可争议的方式快速地重塑社会的国家中，将是一场理论上的大灾难。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的理解不能帮助你们了解这一引起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特别是马尔库塞更多兴趣的过程。在他们为寻找现代技术的可选择的设计而批判技术统治之处，哈贝马斯只是抱怨技术系统对非技术的生活世界的侵扰。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保守风格的批判．与坚持不懈地追求发展的社会有较少关联。 对中国而言，问题不是是否技术应该侵扰这个或者那个生活世界领域，而是这些不可避免的侵扰应该如何设计并被组织，以保护并推进更具有人性的价值、卫生事业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的背景下，哈贝马斯观点的危险在于强化盲目屈从于占主流的不相关的专家这一趋势。在他的思想中，这些专家在“系统”中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在技术领域中寻求它自己道路的勇气和创造性，这将形成他们多少代人所追求的现代性的基础。为此有必要展开一种对西方技术的批判性研究。在西方，这样一种研究的资源是可能的，而且在局部范围内能详细说明。当苏联不加批判地地听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时，他们破坏了他们的社会。然而在广泛地受到尊敬的西方权威的警告声中仍可听到批判的声音。对中国而言．技术顺应主义的危险与之相当。 导言：两种类型的批判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在技术方面的争论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的影响在增长，马尔库塞的影响在减退，批判理论也更少采取乌托邦式的态度。最近，受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建构主义的影响，环境运动中一直在复兴一种激进的技术批判。本次演讲从这些新近提出的理论来重新审视这一早期的争论。虽然哈贝马斯思想的各个方面仍具有说服力，但他对现代性的辩护现在看起来似乎对技术自主论让步太多。他把技术仅仅看作一种非社会的纯粹的工具理性形式的应用。十几年的技术研究表明，这种技术本质主义的观点是非常不真实的。我在这里提出，马尔库塞终究是正确的，他提出技术是受社会决定的．即使他不能富有成效地逐步展开他的深刻见解。 虽然马尔库塞确实受到了阿多诺甚至是海德格尔的影响，但是，他并非如经常被认为的那样，是浪漫的技术恐惧论者（rechnophobe）【1】。的确，他提出“技术是意识形态”，并认为工具理性与统治有关联。但不像阿多诺和海德格尔，他认为人类的行动能改变新时代的技术理性的结构和从中产生的技术设计。一种新型的理性会产生新的和更良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我将赞同在我第二个讲稿中（即《马尔库塞的技术美学》——译者注）对他的激进观点的合理解释。 依照哈贝马斯的观点，技术的或“成功指向的”行为有着特定的特征，这些特征在某些生活领域是适合的，而在其他领域中则不适合。同样，通过交往行为而追求的相互理解有它自己的领域，在这一种领域中，它是适当的“行动协调”形式。哈贝马斯的方法意味着，技术在它适当的领域内是中性的，但在那个领域之外就引发各种反常的社会现象。虽然他有力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但是，他的技术是中性的观点．即使哈贝马斯对它进行了限制，却也令人想起近年来的技术研究所有效地忘却了的天真的工具主义的观点（instrumentalism）。 在这里我提出的问题是，假设我们既不是形而上学者也不是工具论者，我们既拒绝对科学的浪漫的批判，也反对技术中性论，那么，我们能从这两位思想家那里学到什么？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通过在三个阶段的论点展开我的工作。我从人们经常引用的、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1970年）中对马尔库塞的批判开始．然后我考虑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1984年，1987年）一书中运用韦伯的术语对相同主题的更深刻陈述。由于马尔库塞不能回答这些论点，因此我的步骤将年代顺序倒置了。但是．我会尽力去想象他可能如何以他自己对韦伯的批判为基础作出回应。接着，我讨论那些哈贝马斯理论中能被重建的各个方面，以把马尔库塞的批判考虑在内。最后，我详细阐述了我自己的一种可替换的方法。 从“秘密希望”到新的冷静 “所有权力都归于想象力” 马尔库塞在论述阶级社会中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无论是其内部特性还是外部特性都受到压抑时．仿效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在这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技术承载了—段可怕的历史印记。它内在地具有毁灭性，因而它的消极后果就不能仅仅归因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较偶然地使用。这种观点要想具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就必须意味着，即使人和自然不是一种最初的统一，至少存在某些与人类的需要相适合的自然力。马尔库塞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事们一样，在艺术中发现了一些证明在历史的过程中一直被牺牲掉的这些力量的证据。但如今，甚至在文明的发展中，“什么已经失去”这样的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技术思维已经接管了人的关系、政治学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 虽然人们时常把《单向度的人》(1964年）和《启蒙辩证法》进行比较，它却远不及后者悲观。在提出一种更有希望的观点时．马尔库塞似乎受到海穗格尔的影响，虽然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政治观点上存在较大分歧的缘故，他并不承认这种影响。马尔库塞用海穗格尔的术语，通过一种对基本实践的革命改造，提出对存在的一种新的解蔽（Dreyfus，1995年）。这会导致工具在本性方面的改变，将是一场通过废除阶级社会和对与它相关联的实施原则的根本改变。因此．创造一种新的有着根本不同的科学和技术将是可能的，我们将通过这种技术与自然和谐而不是相冲突。自然会被当作另一个主体，而不仅仅是原材料。人类会学着通过实现自然的内在潜能而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权力和利润使它闲置浪费掉。马尔库塞写道： “自由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技术的进步，依赖科学的发展。但这一事实很容易遮掩这一本质前提，那就是：为了要成为自由的载体，科学和技术将不得不改变它们现在的方向和目标；它们可能必须重建以与新的感性——生命的本能需要相一致。然后．人们可以谈论一种解放的技术，即可自由地计划和设计人类的各种形式的普遍性而没有剥削和辛劳的一种科学想象的产物。”（马尔库塞，1968：19)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美学实践为马尔库塞提供了一种改造工具论的模型，它不同于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对自然的“征服”。就像20世纪早期的先锋们，尤其是超现实主义者一样，马尔库塞相信可以通过理性和想象的融合来超越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分离。由此，他提出在一种新的技术基础上扬弃（Aufhebung）科学和艺术之间分裂的建议。这种观点让人回想起五月事件中的标语：“所有权力都归于想象力。” 虽然这种计划听起来似乎有些狂热，但从中可以获得一种直觉的感受。例如．我们知道密斯·凡·德·罗【2】的建筑和F·L·赖特【3】的建筑之间的明显差异。密斯向我们表明，技术是人的自由自在的能力的显示，而赖特的结构则与自然和谐，并寻求人类与他们环境的相互整合。 技术的中立性 哈贝马斯没有为人所信服。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1970年）中他公然抨击整整一代思想家——本杰明（Walter Benjamin)、阿多诺（T.W.Adorno）、布洛赫（Marc Bloch）、马尔库塞——的“秘密的希望”，即他们含蓄地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尽管他也关心发达社会中的技术统治论趋向，并攻击新的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种浪漫神话的观念，但这样一种理想，即一种基于与自然交流基础上的技术把人类交往的模式应用于一种只有工具性关系的领域的理想是可能的。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反对马尔库塞对现代技术合理性的历史的解释过程中，哈贝马斯大体上提供了一种技术行为的超历史本质的理论。首先，他提出“劳动”和“相互作用”各有其自己的规律。劳动是“成功指向的”，它是一种目的在于控制世界的“有目的的理性行为”形式。以这些条件为基础，技术发展是一种“人类的计划”，是作为总体的“人种的计划”，而不是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如阶级社会的计划，也不是一个特定阶级如无产阶级的计划（哈贝马斯，1970：87）。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相互作用包括了主体间在追求相互理解时的交往。技术统治论不是产生于技术的本性，而是产生于这两种行动之间的一种不均衡。 哈贝马斯不但批判马尔库塞还批判韦伯，而且也含蓄地包括了海德格尔，因为他把理性化绝对地等同于技术控制的外延。他提出一种提高人类自由交往的理性化过程，但它在现代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受到阻塞。尽管在一般意义上，这种理论似乎是正确的，在实践中他甘愿修补技术行为系统的边界．尽管忽视了所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只要技术行为仍然限制在使一个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便利这一点上．它就不会提出什么问题。的确，在技术存在的适当地方批评技术化是反现代的、倒退的。 在为马尔库塞辩护时，应该说他并没有在什么地方提出这样的观点：一种有着质的差异的技术合理性会以一种对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替换具有技术行为特征的客观性。正是哈贝马斯使用“对自然的兄弟般的关系”这一短语描述马尔库塞的观点。马尔库塞确实提倡对自然的关系就像对另一个主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隐含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的概念更多地属于亚里士多德的“物质”，而不是“人格”(personhood）的概念。马尔库塞不是劝人们与自然进行闲谈，而是认识到它拥有自己的有着一定内在合法性的潜能。那种认识应当被整合进技术合理性的结构中去。 哈贝马斯当然会同意技术的发展是受社会需要影响的观点，但是，这与马尔库塞所相信的，存在多种技术合理性的观点不同。例如．社会想要的是生态上可行的技术，但是，技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现实化以后，其本身在本质上就不变化了。简言之，技术会总有一种非社会的特征．它使人对自然的关系客观化并指向成功和控制的方向。马尔库塞则提出，在生态学的改革中。恰恰是技术的本质处在危险之中（马尔库塞，1992)。 马尔库塞对哈贝马斯的思维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如何，哈贝马斯也不会简单地对他不予考虑。他在“单向度”概念中发现了一种比他所拒绝的那种更好的技术批判基础。这就是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度延伸的分析，一种哈贝马斯详细地阐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方法。哈贝马斯赞同限制技术边缘，以给交往理性一个完全发展的机会。这个结论的某些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提供技术进步的具体标准。 自相矛盾的是，虽然哈贝马斯著名的“殖民化”主题的萌芽似乎至少部分地源于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批判，但是，技术在这一点上及时地脱离了哈贝马斯的方程，并且从此不再出现。正如我将表明的，哈贝马斯的理论在原则上可能与一种技术批判相适应，但在《交往行为理论》的索引中甚至未曾包含这个术语。这个疏漏与他视技术为在自己的领域中活动的工具有关。中立性论题遮掩了能够以之为基础提出一种批判的技术的社会维度。 第一个对抗的结果是什么？尽管在他的观点中存在一些问题，哈贝马斯还是获胜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马尔库塞的观点被人们忘记了。当然，哈贝马斯确实有一些充分的论点，而且他也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历史背景。那个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的乌托邦的希望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撤退，是一种“新的冷静”。当我们顺从了我们的渴望时，哈贝马斯的观点正适应了一个时代。 现代批判中的合理性 韦伯和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把他自己对“未完成的”现代性的批判和他视为反现代主义的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的批判区别开来。相应地，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以拯救现代性的名义，含蓄地提出一种与马尔库塞的和新左派的观点相对立的观点。 我将在这里对哈贝马斯观点的一个重要版本进行评论，我将根据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1984，1987：238）中的第11个图进行解释。沿着顶端．哈贝马斯列出我们作为人类参与其中的三个“世界”；事物的客观世界、人类的社会世界、感觉的主观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在这三个世界之间移动。在下页所列出的表中，所表现的是我们能着手进行的与三个世界有关的“基本态度”：一种客观的态度．它把每种事物、包括人和感觉都看作事物；一种规范的顺应主义的态度，它根据道德义务看待这个世界；一种明确表达的态度，它富有感情地研究事物。 这些基本的态度和世界相互交错产生了九种世界关系。哈贝马斯遵循着韦伯的思想．声称只有那些被理性化的世界关系才有可能清楚地与其他关系相区别，并且在一个发展的序列中以它们过去的成就为基础建立起来。现代性正是以那些可理性化的世界关系为基础的。它们在阶梯式的双层方格中显现出来：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实践理性。 然而．在这三种可能的理性领域中，只有产生出科学、技术、市场和管理的使对象和社会客观化的关系，一直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完全的发展。哈贝马斯提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问题要归因于它在道德实践领域以理性化的方式设置的障碍。  在理性化的复合结构表上也有三个x（在2．1，3．2，1．3)，它们指的是不可理性化的世界关系。其中的两个是对我们的兴趣。2．1是对客观世界的符合规范的关系．也就是对自然的兄弟般的关系。马尔库塞尽管在这里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一点，但他明显是将之委托给了方格2．1。另一个放在3．2之上的x是对社会的表达关系，玩世不恭的作风、反传统（主流）文化，确切地说，马尔库塞和他的新左派盟友们在那里找到了替代方案。总之，20世纪60年代被放置在X’s(x）之下的非理性的地带，它对现代社会的改革不能做出什么贡献。这个表比他早期的随笔《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更精确地解释了为什么哈贝马斯拒绝马尔库塞的最激进的技术批判。 一种马尔库塞式的回答 马尔库塞可能如何回答？他可能利用20世纪60年代起在他的著作中提出的反对科学和技术的中性论的观点（马尔库塞，1964；马尔库塞，1968)。在哈贝马斯那里，正如在韦伯（Max Weber）那里一样，科技理性是非社会的、中立的和形式上的。这种界定排除了它的社会性（这将会是图表中1．2的内容）。它是中性的，因为它表现出整个种族的兴趣。一种认知工具的兴趣，而不顾及所有集团成员的具体的兴趣。它作为差异过程的一个结果是形式上的，而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它把自己从各种它所调解的内容中抽象出来。总之，根据理解和控制的可能性，科学和技术表现了客观的世界，并且在本质上从社会的兴趣或意识形态中分离开来。 在他关于韦伯的随笔中，马尔库塞提出．认知工具领域中明显的中立性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意识形态的幻影（马尔库塞，1968）。他承认技术原则能用以从任何内容中以抽象的形式，也就是说，以从所有的兴趣或意识形态中抽象出来的形式加以阐述。然而．它们同样也只是一种抽象。一旦它们进入现实世界，就呈现出一种与应用它们的“历史主体”相关联的特定的社会内容。  马克斯·韦伯（Max Werber） 虽然马尔库塞的观点显出相当的思辩性——历史的主体是什么？——它能以简单的术语重新叙述。举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效率，在形式上被界定为输入和输出的比率。这个定义可能应用于一个共产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社会，或者，甚至应用于一个亚马孙河流城的部落。所以．它像是超越了社会的特殊性。但具体来说，当人们实际上开始应用“效率”概念时，他必须决定，什么类型的事物可能被输入和输出，谁能提供和谁能获得它们以及依赖什么条件，什么被视为无价值的东西、废料和有毒物品．等等。这些都依特定的社会而定，在任何实际应用中的效率亦然。同时，社会是受占支配地位的系统影响的，它的工作效率也将会这样用。作为一条通用的规则，形式理性系统必须在实践中融入到一定的背景之中以被完全地使用，而且它们一旦被融入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就会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合为一个整体。 这种方法不太严格地与马克思最初对市场的批判相联系。马克思不像许多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他不否认市场展现了一种基于等价交换的理性命令。与市场有关的问题不被定位于这个层次上，而是定位于以一种把等价交换与资本的无情增长相联接的形式存在的那种历史的具体化中，这种资本的增长是以社会中的剩余部分为代价的。那种具体的形式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模式、科技的发展、法律和许多其他的方面。一种理性的市场——在理性的狭义理解上——产生出一个从人类的生存条件来看是非理性的社会。 经济学家或许承认现实的市场社会中存在偏见，但是他们常常把理想的模型和粗俗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归因于偶然的“市场的不健全”。他们将其视为一种对理想类型的市场的外部妨碍的方面，马克思将其视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的运转的一种本质特征。在它们的完美的形式中，市场只是从某种具体的现实抽象出来的，在这里它们呈现出反应特定阶级利益的倾向性。这样，对恩格斯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依赖市场并非就一定不协调，正如他在农业的例子中分析的那样。市场的阶级意义是相对于它的基本结构在这里被实现的方式而言的。 马尔库塞在批判韦伯的理性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即“管理的合理性”概念时，采用了一个相似的线路。在经济领域中，管理预先设定工人与生产手段是相分离的。那种分离最终影响了技术的设计。虽然韦伯呼吁没有配定的资本主义的管理和技术理性，它们也只是在工人没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的特定背景下才会这样。这种社会背景使韦伯的合理性的概念发生偏向，尽管他的意图是阐述一个普适性理论。这种在范畴的抽象阐述和它的具体的实现之间滑动的结果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所以，马尔库塞坚持要在一般的合理性和具体的合理性即特定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之间进行区分：“纯粹”理性是一种对某个历史主体的生命过程的抽象。那种过程必然包含价值，当它实现后它就成为合理性的一部分。 规范和技术 哈贝马斯也发现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在抽象的范畴和具体的实例之间含糊其辞。但是他的批判与马尔库塞的不同。哈贝马斯提出，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合理性的结构。这一结构的每个要素都被占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以给予特权的某一形式实现。韦伯忽视了受资本主义压抑的有着潜在规范性的理性化的各个环节，结果就混淆了资本主义的局限与合理性本身的局限。 因为哈贝马斯没有向韦伯的技术理性化的阐述发起挑战，所以他也似乎把它本身与它的资本主义的特定形式等同起来。相反，马尔库塞则攻击韦伯对技术理性化本身的理解。韦伯的错误不只是把所有类型的理性化等同于技术理性化进一步讲，还忽略了由于社会价值观而导致的所有技术合理性发生的偏见。韦伯提出科学和技术是非社会的和中性的，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与之相同，这掩盖了控制它们的起源和应用的兴趣。因此，马尔库塞甚至会考虑到，哈贝马斯平衡技术的理性化和交往的理性化的理想也是一种不充分的批判。 我能想象一种哈贝马斯式的反应是，这些问题只是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不适用的社会学的详细资料。这些问题在那个层次上被提出，它们是对浪漫的合理性进行批判的一匹特洛伊木马。把马留在城墙外面的最好方式是在原则和应用程序之间保持一种清楚的区别。正如他们如果要进入实在，他们就必须应用伦理的原则，技术上的原则亦然。应用从来都不会完全符合原则，这对阐述后者和分析它们的操作规律而言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对抗。在那个本质的层次上，没有混淆理性自身的形式特性和特定的社会兴趣之间的危险。 马尔库塞的理论的确是一种合理性批判，但是他的观点不是关于理性的原则本身的，而是关于把实在归用于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误置的具体性谬论”的。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概念正是这样一个抽象。合理性的具体的实现从它们与抽象的这种联系中获得了一种中性的令人迷惑的外表。马尔库塞的批判专注于这种中性的客观性形式，而合理性假定这种客观性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批判这种客观性形式的要点在于把技术带到规范原则的裁判之下，有意识地提出它的规范的维度，从而使它能被讨论和挑战。 的确，正如哈贝马斯也会同意的，使用技术的借口来裁判什么处在权力的真实关系中，是技术专家政治的基本修辞学策略。具有代表性的，效率在他们的应用程序任意地被限制的地方被歪曲。所以，我们的社会没有根据民主的标准判断工作背景，即使是当工作背景经常被根据管理权力进行判断时，这反过来影响了我们对那些标准的理解，并在坏的意义上使那些标准变成空洞的和“形式主义的”。由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立性议题阻塞了关于待决定的技术替代物的公众对话。在原则和应用之间的区别与这个问题是不相关的。 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 马尔库塞对科学和技术的批判是在一种思辨的背景上呈现出来的．但是它的主要观点——理性系统的社会特征——是近来建构主义对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一个共识。这个方法的核心概念是“待确定” （underdetermination）（比克和平齐，1987）。哈贝马斯自己在一段时期把重心集中于这一现象。在一篇早期的随笔中，他提出科学不能够帮助我们决定在功能相等的技术之间如何选择．但是价值观一定干涉我们的选择（哈贝马斯，1973：270—271）。他表明，决策理论的应用并不供应选择的科学标准而只是引入不同的价值倾向性。甚至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中．哈贝马斯认识到“社会的兴趣仍然决定技术进步的方向、功能和速度”（哈贝马斯1970：105）。他没有解释这种主张如何与他在同篇随笔中表达的，认为技术是作为整体的“人种”的一个“方案”的信念相一致（哈贝马斯，1970；87）。甚至这种（无疑是可解决的）不一致在他把技术界定为非社会的后期的作品中似乎不见了 但的确．那些早期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哈贝马斯所称的与自然的兄弟般的关系的2．1，就不应该有个x在它上面。如果1．1，即对客观世界的客观的关系已经具有社会性了，那么，在它和2．1之间的区别就会变弱。在马尔库塞等人看来，既然所有基本的世界关系都有一个规范的维度，那么工具性就不与规范性相对立。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的方法径直倒退到一种神学目的论的自然哲学。与自然的一种规范的关系还能有 其他什么意义吗？我尚未在马尔库塞那里找到这种证据。他们观点之间的真正不同存在于一种与哈贝马斯所确定的轴所不同的轴之中。问题不是是否复活自然哲学，它与作为技术行为主体的我们如何自我理解有关。 这是史蒂文·沃格尔（Steven Vogel）的观点，他指出哈贝马斯的图表忽略了对客观世界规范关系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领域：被建造的环境。建造什么和如何建造它的问题使我们参与到关于事物的实际状态的规范问题。虽然没有这种判断的科学．（但）他们至少能够如哈贝马斯在他图表上分类到3．1之下的审美判断一样被理性化（沃格尔，1996：388）。这里，我们能对马尔库塞要求的与自然的一种新型关系给出一个相当合理的内容。 奥古斯丁·伯克（Augustin Berque）一直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传统中工作，他独立地得出一个相似的结论。在客观性和主观性、自然和文化之间典型的现代的差别封闭了海德格尔指定为“世界”的领域，也就是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经验现实。在地理学的术语中．那种实在是地形。地形不只是一组自然景貌；它也是一个象征性地投资的栖息地．一个“écoumène”，伯克将其定义为“我们居住的地球”（伯克，1996：12）。正如技术既不是纯粹自然的也不是纯粹社会的一样，技术运用于其中的自然也超越了这种抽象的区分。伯克的结论是；。这个被人改造并居住于此的自然王国（écoumène）的生态象征意义（ecosymbolicity）……暗示了一种伦理因为所有的地区都被人类的价值所控制……无论是好还是坏，人类居住在一定地区的方式只能是伦理的。”（伯克，1996：80—81） 在那些人类对他们在创造人工环境的过程中所转化的物质财富负责的地方，自然会被视为另一类主体。这就是对技术的民主干预的意义。它预设了一种内在地包含了自然产生的不考虑成本的新型的理性化，即某物或某人在权力和利润的追逐中可以被利用。我称其为“民主的理性化”，因为它要求技术进步只能在与技术统治论的对抗中产生。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抵制与这种观点无关，相反，正如环保人士已经有力地论争的那样，贯彻这种方案，需要科学。从方法论上讲，此例与医药的例子相似。它涉及一种与客观化的人的身体的规范关系。 第二阶段争论的结果是什么？我认为马尔库塞在这个阶段上赢了。我们不再处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的冷静之中，而是已经进入到社会建构主义的时代，而且他的许多观点听起来比在二十或三十年以前都更有道理。然而，马尔库塞的观点仍存在一些问题；很难不考虑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 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难道人们真的需要一种新的科学以得到一种F．L．赖特的技术而非一种密斯·凡·德·罗的技术吗？人们不能利用现有的技术原则逐渐地朝向这样一种改造，而是要不同程度地改造它们、修正它们、应用它们？环保主义已向我们表明，这是到达技术变化的一个长期过程的实用方法。 在这个演讲的剩余部分．我打算在对哈贝马斯的被修改从而包括技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版本之内重新阐述马尔库塞们的批判。 重新阐释媒介理论 哈贝马斯的媒介理论为一种综合提供了基础。这个理论根据在交换、法律和管理的理性形式的基础上分化开来的“亚系统”解释现代性。“媒介”概念从货币交换沿着帕尔森斯（Parsons）建议的路线被普遍化了。哈贝马斯宣称只有权力能够模仿金钱近似到足以确认为一种经验丰富的媒介（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T.麦卡锡译，Boston；Beacon，Press．274）。媒介能够使个体协调他们之间的行为，同时以一种工具的态度朝向世界，追逐个人的成功。媒介决定的相互作用是社会的组织替换交往行为的基础，在语言交换的过程中到达共同的信念。标准的一致对市场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那里代理人未加讨论就达到他们的目的。管理的权力也是在没有对复杂的交往的需要下而被操作的。金钱和权力一起，通过组织使行为客观化的相互作用而消解了社会生活的语言的维度。概言之，哈贝马斯的目标是，调整两种类型的理性之间的平衡，它们都是复杂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T．麦卡锡译，Boston；Beacon，Press．274）。 媒介理论让哈贝马斯比《启蒙辩证法》和《单向度的人》对技术统治论提供一个更清楚的解释。哈贝马斯在“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作出区分，前者指媒介控制的理性的机构．如市场和管理；后者则指日常交往的相互作用，在其中进行着儿童抚养、教育和公共争论等某些功能。依哈贝马斯来说，现代社会的主要病因是系统带来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包括成功指向的行为过度延伸，超过了它的合法范围，以及相应地把效率标准强加到交往领域。当系统延伸至生活世界内部时，生活世界就萎缩并消解社会生活的语言的维度，而它正应该以语言为媒介。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即使他反对他所称之的“生活世界的技术化”(technization of the lifewond)，哈贝马斯几乎未提到技术。这是一个明显的疏忽，正如哈贝马斯自己在交谈中向我承认的那样。当然技术也在组织人类行为的同时减少了对语言的需要。既然哈贝马斯的思想一直受到他早期对理性的实证主义理解以及在一个技术统治论的社会里它的历史的实现的批判的影响，这个盲点特别令人困惑。这些论点，尤其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中提出的那些观点，形成这些年来哈贝马斯一直精炼和丰富的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在他的理论结构中，他对系统合理性和生活世界的区别代替了他最初对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别。这样．他的方案就根植于对具有技术特性的行动类型的批判之中，这为他后来阐释事实上他一直关注的“目的—理性的行动”的具体模式提供了一个原型。那么，为什么不把技术视为一种与金钱和权力并列的一种媒介？ 对这样扩大媒介理论．即认为技术包括了对自然的因果关系．而其他的媒介则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的观点存在一种强烈的异议。无论它们如何无力．控制金钱和权力的编码是常见的而且具有交往的意义．而那些统治技术的编码则似乎缺乏交往的内容。或者，换一种说法，技术“减轻”了物理的（physical）而不是交往的（communicative）效果。 事实上，技术有一些不同类型的交流的内容。某些技术，例如汽车和书桌，交流它们的拥有者的身份（Forty，1986）；其他的技术，如锁，交流合法的义务；大多数技术也通过它们被操纵的界面进行交流。例如，一个计算机程序，传送人类活动某一领域的观念．同时也有助于解决那个领域提出的问题（winograd，1987：第12章）。在所有的运输系统中，人们运用技术组织大规模的人而不加讨论；他们只需要遵从规则和计划。再一次地，在一个组织得非常好的工厂中，工人们发现，由于设备和建筑物的设计使他们的行动相互协调，他们的工作几乎是自动地相互啮合的．这就使他们之间没有过多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 的确．当哈贝马斯出现在社会生活的理性他的领域中能被金钱和权力完全地描述的行为协调那里时，提出建议是很难的。当然，在管理理论领域中没有人会同意金钱的刺激和管理的规则联合起来足以组织生产。动机的问题远比那复杂很多，而且除非工作的技术合理性与工人的行为和谐匹配，仅仅有规则会是无力的（Hammer and Champy 1993：chap．5）。 詹姆斯·伯内格尔（James Beniger）已经表明，这些来自管理理论的观测在整体上能被延伸到现代社会之中。这些社会的官僚结构和市场体系依赖于精心创作的技术基础。Beniger将“信息社会”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那时，基本的信息处理中的创新．诸如电报打孔卡，使处理由高速度的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提出的问题成为可能。用Beniger的术语就是，在他们把人类的输入的复杂性减少到社会亚系统的意义上．协作媒介“预示”了人类的发展过程，正如在哈贝马斯那里，金钱和权力所做的那样（伯内格尔，1986）。 把技术仅仅还原成因果的功能将会忽略—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但是，如果人们不能把技术仅仅还原成自然的因果关系，为什么把它从这么多方面相似的媒体中排除出来？当然它与金钱这一范式媒介相当不同，但是如果可以大致与争取权力的成果相类似，我会提出，它也能被延长至技术领域。 价值和理性 一种两层次的批判 如果媒介理论中包含了技术，哈贝马斯想在金钱和权力周围划定的边界也可能被延伸至技术领域。提出技术的调停在某些领域合适而在其他领域不合适就是有意义的，正如哈贝马斯宣称金钱和权力的那样。视技术为一种媒介的观点改进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而没有打破它的框架。不过，这一理论建议．在理论中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的确使它的框架充满张力。我想在本次演讲的结尾部分提出那些问题。迄今．对综合的概略描绘只是涉及工具性媒介的程度和范围，而没有涉及技术设计。事实上，哈贝马斯的系统理论没有为批判所有媒介的内在结构提供任何基础。他能够对他们向交往领域的过度延伸提出挑战，但却不能向在它们自己权限范围之内的它们的设计提出挑战。他的理论中没有什么符合马尔库塞的管理批判或技术合理性批判。但是，一种技术的批判理论不能够忽视设计。无论问题是涉及童工问题、医学研究、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往或技术对环境的作用，设计都具有规范性的含意，而不只是一个效率问题。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两层次的工具批判。在第一个层次上，我将沿着哈贝马斯和实体批判提出的，媒介具有确定它们应用的一般特性。这证明在它们范围内划定边界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另一层次的批判也是需要的，因为媒介的设计受到它们所服务的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利益的影响。市场、管理和技术装置都具有倾向性：它们所形成的形式表达了特定的价值选择。这些融入在设计中的倾向性在媒介上留下一个标记，甚至在那些他们适当地管理事务的领域中也是这样。因此，批判不能在系统的边界上停下来，而一定要深入到它的内部。 如果哈贝马斯不去追求一种与市场和官僚相联并列的观点，我相信这是由于他在系统和生活世界二分法的两种不同的解释。哈贝马斯认为，在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别只具有分析的意义。没有哪一种制度可以作为于一种或另一种范畴的一个纯粹的例子。虽然各种类型的行为调适各有其特征，它们或者是由媒介控制的，或者是由交往控制的，但在真实境遇中，它们总是以不同的比例联合在一起。所以，系统本身并不是一个绝对依赖媒介的社会机构．而是指现实的机构，如市场或者国家，其中媒介控制的相互作用占据着支配地位。同样，生活世界也不是一种绝对的交往机构，而是描述了如家庭等那些真实的机构，其中交往占主导地位。当然，哈贝马斯正确地提出，那些更多地受市场或官僚（而且我会加上技术）影响的机构和其他在其中个人联系和交往的相互作用是最根本的机构之间存在基本的区别。尽管存在着混合的动机和编码这样的事实，但没有这样的区别，人们就会全然不懂得现代化过程的含意。 虽然在原则上，哈贝马斯以这种方式避免把系统和生活世界拙劣地等同于现实的机构，但实际上，这种分析的区别意在变得与现实世界不可区分。例如，尽管哈贝马斯早有防范．国家和家庭也不再作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例子（哈贝马斯，1984，1987：2，310）。但这种统一模糊了那些被纯化用于分析世界的联系和社会的功能的范畴的应用范围。结果导致一种使系统中性化并视其为体现一种无任何偏见的普遍理性的趋向。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哈贝马斯不把技术视为一种媒介。既然不存在机构上完全分离的领域．如市场，其中它的影响尤其突出，它像是到处存在。那么，如何把它与支撑一种占主导的由媒介控制的相互作用的机构基础等同起来？哈贝马斯可能已经想到，技术对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贡献足以通过分析它在市场和管理的结构中的使用得到充分把握，而正是通过使用技术推进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过程。然而，由此而来的把技术消融进经济学和政治学之中造成的理论上的不利远远超过了有利的方面。 系统的偏见 在哈贝马斯的系统的中性化的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方法上的失败。按他的用法”系统”这一术语首先不是指组织，而是指在媒介如金钱或权力中实现的相互作用的结构。这是产生现代社会中广大网络的社会的规律。例如，金钱和权力调解着工资劳作和城市发展的形式，而且正是它首先使企业和城市的组织成为可能。迄今一切良好，但反过来，哈贝马斯的阐述忽略了对结构如何组织和再组织媒介以及它们如何使交换和管理发生偏见而作任何思考。媒介被视为一种理性逻辑的中性的实现，而且与它们的过度延伸相联的社会病理学也被还原为规范思考的中性化。 事情远非仅仅如此。我们需要一个谈论被设计在内的标准的种类的方式，这种标准确定了理性化机构的特征而没有混淆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别。这些标准是以媒介特有的方式，而不是像那些表现生活世界特征的直白的理解那样进入到媒介。如果难以想象系统理性以规范性内容基础，这是因为我们的“价值的偏见”概念是受生活世界的背景和经验影响的。我们认为价值是根植于情感或信仰的，是被表达或判断出来的，是被选择成批判的。与屈于“是”的现实世界相比，价值属于“应当”的世界。我们不习惯于认为基于系统理性的机构在装置和实践中实现客观化的标准的观点，而且不仅仅在个体的信仰中或他们的成员的共有的假设中。 我们必须在对技术的功能主义的理解和一种解释学的方法之间作出区分，在前者中，技术装置与社会的和它的目标保持一种外在的关系，而对后者而言，装置拥有包括授权的标准和内涵的复杂的意义。技术的这些价值的维度以某种意义嵌入到语言符号之中的感受被嵌入到装置之中。就像符号一样，技术联结一个物体（一种声音或在技术的例子中，一个装置）。在某种意义上，它不只是一种主观的联系，就它在它的现象学的实在和社会的功效中被把握的限度内，它真正属于物体。 哈贝马斯的困难源于他太忠诚于一种功能主义的阐述，其中，当人们开始关注在一种客观的技术理性手段的王国和一个主观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王国之间的真正的区别时，在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分析的区别就终结了。他认为交往理性能够拯救价值主张的思想起不到什么作用。问题是，技术理性以这样一种方式自由漂浮，以至于剥夺了系统所规范地解开的内容。哈贝马斯在言谈间超越的价值和事实之间的鸿沟甚至比在物质世界中还要大。比较起来，解释学的方式区别系统和生活世界时，不是把它们视作物质和精神、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而是根据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对象和交谈方式中，事实和价值相结合的不同方式对其作出区分。从这种观点看，不为人所信服的纯粹理性的观念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技术批判理论 对包含在理性系统中的规范的批判始于马克思对市场的分析。在韦伯和卢卡奇的影响下．批判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延伸至官僚、技术和其他的理性机构。这种批判的基本意图是要使这些具体化的标准被意识到。它们可以在哪里被识别、被挑战。哈贝马斯的社会的工具理性的概念使批判脱离了行动。他逆转了马克思试图把哲学从纯粹概念的天国带回到现实世界、带回到社会生活过程的革命。这或许可以解释作为哈贝马斯的力量和他的弱点的对抽象化的无情追求。 在系统设计体现那些被视为想当然的并不如讨论就被使用的规范的倾向性的地方，只有哈贝马斯理论所排除在外的一种批判能够敞开一种真正自由的对话。以技术为例．尽管已经做了一些以劳动过程、生产技术和环境为基础的工作，但这种批判仍属未开发的领域。正如马尔库塞已经提出的，研究表明，现代的技术理性将控制纳入到它的内部结构。我们的技术训练和设计，尤其与劳动、性和自然有关的方面，是以一种支配命令为基础的。 只要人们问一问他想通过技术的本质，即对象化、与自然的成功指向的关系表达什么意义，就会发现，与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相比较，这种技术的社会理论显得更可行。对这样一种界定，有足够的理由以想象它能够得以实现吗？它不是一个有着如此空虚内容的抽象的分层，以至于要忍受一个范围很广的现实化，包括马尔库塞的把与自然的联系视为与另一类主体的联系吗？就是说，除非人们在其中暗藏大量有历史特征的内容。那是人们能从一种绝对抽象的与自然的成功指向的关系中得到具体主张，即认为技术必然排除马尔库塞提议的尊重自然的路线的唯一方式。在这里，哈贝马斯重复了韦伯把一般理性等同于它的一种特定类型在历史中的现实化的错误，而这恰恰是以往他所指责韦伯的。 技术的本质只可能是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表现出来的所有主要限定的总和。每个总和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包含了通过重点和排除的转换而出现的各种可能性。这种方法在形式上模仿了哈贝马斯根据一种拥有各种类型理性化的结构模式对现代性的解释。这些理性化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侧重点然而，我将这种方法向下延伸到只是作为哈贝马斯模式一个部分的技术中去，以在那个层次上引入多样性。在历史的过程中已出现这些多样的技术理性，每一个都会由一种与它特定的基础相联系的形式上的倾向性（a formal bias）确定它的特征。以此为基础，一种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性思考可以提出一种见解，以建构性地改变技术而不是浪漫地从技术那里退却。 [1]马尔库塞是阿多诺的同事，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对他这一背景的说明，见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于1984年出版的《荷尔伯特·马尔库塞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也可见我出版的《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技术的大灾难和技术拯救》Routledge，2004 [2]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德国建筑学家，1929年巴塞罗那万国博览会德国馆设计者——译者注 [3]Frank Lyold Wright（1868-1959），美国建筑学家——译者注 转自文化与社会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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