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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ing Technology: Technology, Philosophy, Politics作者：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来源：Feenberg, Andrew. Questioning Technology,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9. 第一章Determinism and Substantivism本章为介绍性章节。在人文学科对技术（technology）兴趣渐长的背景下，我将在此简述本书的主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无法勾勒本书的全部意义。技术的人类意义之所以几未开发，主要是因为西方上流文化的唯心论（idealism）。只是近来，技术领域以外的学者才对该领域的问题和成就感兴趣。早年间，人文学科拒绝讨论技术，认为技术不值一提。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他们生活在贵族社会中，最高形式的活动是社会、政治和理论，而不是技术。随着狄德罗（Diderot）主编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通称《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出版，现代的人文学者开始第一次认真对待技术。然而，正如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所言，现代政治理论将技术活动归入经济范畴，并没有提出与技术相关的、与国家有关的权责问题。常识性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将技术视为一种中立的手段，不需要特别的哲学解释或理由。因此，技术再次被推到一边。技术成为私人生活的一个方面，似乎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关心的基本规范性问题无关。然而，技术通过另一条大道进入了现代性的大对话，亦即18世纪末至19世纪新兴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化趋势。这一趋势牢牢地扎根于进步（progress）的理念，技术的承诺成为进步的可靠保证。19世纪末，在马克思和达尔文的影响下，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已经发展成为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依照当时对这些唯物论先师的普遍阐释，技术进步是人类走向自由与幸福的根基。请注意人文主义与决定论之间的关联。诚然，进步主义的思想家们很清楚，社会的分裂使人类无法作为其自身历史的具体主体行事。然而，他们把相互竞争的社群和国家视为人类的代名词，因此忽略了这一细节。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普遍主义处理也同样迅速。他们认为技术服务的目的是我们生物结构的永久特征。技术被认为是中立的，因为它没有改变自然目的，而只是缩短了通往自然目的的道路。技术的中立化使技术进一步远离了政治争议。如果技术仅仅是履行自然的使命，那么必有实现技术的普遍价值——“技术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进步”，“我们人类登上了月球”。
20世纪初，现代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功，似乎证实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但这种成功也意味着技术决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明显产生了政治影响。由此可以得出两种做法，要么政治成为技术的另一个分支，要么把技术视作政治。第一种选择直接导致了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公共辩论将被技术专家取代。“研究”将取代选民的“无知意见”，这是最有效的行动方案。用技术范式取代传统的规范性政治范式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圣西门（Saint-Simon），但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达到了最受欢迎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原因，“意识形态的终结”在当时和今天一样被广泛讨论。与技术统治论相对立的是一种对机械化的浪漫主义抗议，这个伟大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这些关于技术的“实质性”（substantive）理论将一种超越工具性的、实质性的内容归于技术中介（technical mediation）。这些人认为技术不是中立的，而是体现了特定的价值，因此技术的传播并不单纯。我们使用的工具塑造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技术已经变得无孔不入。在这种情况下，手段（means）和目的（ends）不能分开。我们如何做事决定了我们是谁/什么。技术发展改变了人类的本质。海德格尔（Heidegger）是这一立场最突出的倡导者，他用本体论的术语表述了这一立场。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在行动中遇到了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具体的整体，以一种属于我们时代的明确方式被揭示、被安排。技术就是这样一种“揭示”的模式，一种显现事物的方式。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揭示方式，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形成了一种普遍控制的文化。没有什么能逃脱它，甚至它的制造者也不能逃脱。他们（和他们在技术上使用的东西一样）通过技术的揭示而沦为原材料。一切都失去了它作为连贯世界一部分的完整性，并被降格为纯意志的客体。基于实质论，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认识论事件（an epistemological event），揭示了技术本质的秘密。那么，是什么秘密呢？是理性本身，是对效率的纯粹驱动，对增加控制和可计算性的纯粹驱动。一旦科技从前现代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就会自动展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反乌托邦的概念“铁笼”（iron cage）就隐含着这种观点。在韦伯的论述中，现代性的特点是一种独特的技术性思维和行动，当它越来越深入地延伸到社会生活中时，就会威胁到非技术性的价值。然而，韦伯并没有把这个过程与技术具体联系起来。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是另一位重要的实质论理论家。他明确指出了这个过程和技术的关联。他认为，技术现象业已成为所有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而无关乎何种意识形态。他断言：“技术有了自主性。”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夸张说法讲，就是技术已经使我们沦为“机器世界的性器官”。埃吕尔和海德格尔一样悲观，呼吁进行不可能的精神改造，以应对技术的统治。实质论批判与决定论有亲缘关系。对二者而言，技术进步都具有自动和单线的特性。起初，决定论是一种乐观的进步主义，而实质论令人沮丧。实质论之所以令人沮丧，又是因为它假设技术先天倾向于支配。更进一步的进步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绝非瑕不掩瑜。我把这种观点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本质主义认为，技术的“本质”（essence）有且只有一个，并且技术要对现代文明的主要问题负责。我将在本书最后几章中批判本质主义。本质主义是大多数技术哲学的先决条件，并且为技术哲学提供替代性方案。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实质论成为一种新的流行技术文化，它不仅出现在政治话语中，也出现在电影和其他媒体中。在美国，反乌托邦的观点取代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以至于目前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由庸俗化的实质论决定。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对技术态度的巨大转变，要解释这种转变并不容易。60年代末，早期对核能和太空计划的热情让位于对技术的恐惧。但是，引起公众敌意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正在崛起的技术统治论。所谓“技术统治论”， 指的是一种广泛的行政系统，它通过参考科学知识而不是传统、法律或人民的意愿而获得合法性。技术统治论的行政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科学？这是另一件事。在某些情况下，新的知识和技术确实支持更高层次的理性化，但通常情况下，技术统治论只有假科学术语和可疑的量化。就社会影响力而言，技术统治论和理性探究的区别没那么重要。有可能电脑真的“宕机”了，也有可能只是柜台后面的员工太懒。拿技术当不作为的借口，这件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让一个社会更多或更少“技术统治化”的，不是实践，而是修辞。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在智识上的傲慢引发了政治后果。美国政府构想出越南战争，并把这种想法兜售给民众，认为美国的聪明才智可以迅速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今天，当人们读到60年代行为主义的战略讨论时，不禁大吃一惊——轰炸村庄是为了“调节”村民，使之拒绝共产主义者；还有一些顾问想知道割掉耳朵是否更有效。技术统治论的反文化批判在战争期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逐渐蔓延到整个自由主义议程。从善意的角度看，“扶贫战争”建议通过加强行政控制来实现社会系统的平稳运行。同样，“多元社会”的建立涉及到将一个迄今为止有点边缘化、并受传统约束的机构纳入工业体系。这些理性化的野心对许多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威胁，并成为新左派的灵感来源之一。而今天，同样的乌托邦恐惧被右派以另一种更混乱的方式调动起来。这些民众运动改变了他们与现代性批评人士共享的反乌托邦主题。文化精英主义让位给了与实质论不相容的民粹主义要求，气馁的人文主义者不得不接受这一点。这一转变将技术问题重新定义为政治问题，并表明它可以由左派来解决。这一时期的左派要求民主控制进步的方向和定义，并在这些条件下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社会主义立场或多或少同传统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但正如我们所见，他们也预见到了一种新兴的、技术的微观政治学，它将“进步”的问题纳入了计算机、医药和环境等领域。
Feenberg, Andrew. Questioning Technology,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9. 本书的第一部分包括两章，讨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特别有启示意义的事件和辩论。我选择了当时对我来说似乎很重要的主题，这些主题塑造了本书所介绍的技术哲学。我不会说这些例子具有典型性，但确实为思考技术打开了一扇窗户，并且这种思考技术的革命一直延续至今。“五月风暴”是新左派运动的高潮。1968年春天，一场全国性的学生抗议活动在巴黎拉开帷幕。它很快引发大罢工，而这场罢工又导致法国大部分国家机构的崩溃。各个经济部门约1000万名罢工者使法国在一个多月内陷入瘫痪，并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除了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五月风暴”也以一种独特的、反技术统治论的语言阐述了它的诉求。技术统治论的豆荚里有两颗豆子——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它们被同声谴责。学生和他们的工人阶级盟友要求用自我管理替代技术统治。该诉求回应了戴高乐治下技术统治国家发展引发的反乌托邦焦虑。第二章将详谈此事。在第三章中，我将讨论技术很早就作为政治问题出现的第二个领域：环境。我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ilich）和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之间的辩论。这场辩论在20世纪70年代初使环保主义者产生了分歧。这是首次将技术问题引入环保运动的严肃尝试。康芒纳拒绝反增长的环保主义，支持对工业发展的民主控制。这场辩论的持久意义在于，它使环境领域的决定论具有了保守的政治含义，并呼吁一种新的技术哲学参与进来。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为打破技术统治论的决定论创造了语境和受众，它们在芒福德（Mumford）和其他一些持怀疑态度的战后观察家那里已经显现。不久后，更多学者加入其中，以回应这种政治气候的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技术哲学学派出现了，它在民主框架中包含了实质论的元素。这一学派的成员包括兰登·温纳、阿尔伯特·博格曼（Albert Borgmann）、唐·伊德（Don Ihde）等等。我这本书本身也属于这一传统。马尔库塞（Marcuse）和福柯（Foucault）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成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和技术决定论的有力批评者。他们否定了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单一进步道路，为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提供了哲学反思。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现代统治形式本质上是技术性的统治。我把他们的立场描述为对技术的“左派的反乌托邦”批判。这些思想家深受实质论影响。马尔库塞是海德格尔的学生，显然他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在《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显然对技术做出了现象学讨论。福柯也声称自己是海德格尔学派的一员。尽管这种联系不像马尔库塞那样直接，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与福柯关于权力的写作，尤其与《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无论如何，马尔库塞和福柯都同意，技术不只是服务于单一目的的手段，而是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环境。无论是流水线还是全景式监狱，技术都是权力的形式。但马尔库塞和福柯与实质论不同，他们引入了一个更加社会化的支配（domination）概念。虽然有时看起来如此，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声称技术是自主的。相反，他们将技术统治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并认为技术没有单一的本质，而是具有社会的偶然性，因此可以被重构，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左派的反乌托邦主义者拒绝本质主义，主张现代性的本质有可能发生根本变化。这种观点呼应着一种常识，即技术是一种可用于任何目的的中立手段。不同之处在于，选择不发生在特定手段（means）的层面上，而是在整个手段—目的（means-ends）系统层面上。“法兰克福学派”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声称技术是物质化的意识形态。技术的意识形态偏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例如，哈贝马斯（Habermas）将技术视为一种通用的行动形式，回应了人类对控制的一般兴趣。因此，它超越了特定的政治利益，本身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技术只有在侵入交流领域时才会获得政治上的偏见，这就是“生活世界的技术化”。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把一种支配的体系强加于人，把外在的目的强加于人和自然物质，这与它们自身内在的增长潜能相矛盾。人类和自然现在是什么，将来可能会变成什么，都从属于系统的利益。这种观点与实质论的批判有一些相似之处，尽管马尔库塞认为未来可能出现一种彻底改变的技术，这种技术将更加尊重其客体，并确实将自然视为另一个主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之间的争论是第七章的主题。福柯对理性社会建构的批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依据。他探讨了“屈从主流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s），即反对支配理性而产生的知识。马尔库塞和福柯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当马尔库塞要求“绝对拒绝”单一维度的整体社会时，福柯则要求新形式的局部斗争。类似的观点反映在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的行动理论中。在第五章中，我将结合德塞都的理论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进行讨论。尽管在批判传统中存在这些差异，但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如果放松公众对技术的看法，将偶然性引入其中，技术精英将不得不对公众意愿作出更积极的回应。因此，这些理论具有去神秘化的一面，有时被视为反技术的理论。左派的反乌托邦主义者也拒绝传统上海德格尔和埃吕尔对技术的人文主义蔑视。政治与技术最终在对技术事务的民主干预需求中相遇。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望扩大民主公共领域的范围，将以前认为是“纯粹”技术性的问题包括在内。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新左派和左派反乌托邦理论改变了思考科学和技术的界限。以前，对支配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决定论（determinism）挑战很容易被当作浪漫的非理性主义而被驳回，但现在它们都获得了某种可信度。随着左派的衰落，反乌托邦批判的兴趣也随之下降。不过，技术研究的主流仍然对科学技术的霸权主张持怀疑态度。20世纪80年代，库恩（Kuhn）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的影响在社会科学家中逐步扩大，研究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获得了肯定。早期对技术批判政治的英雄式表达被抛在脑后，技术被当作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来对待，没有政治上的后顾之忧。这为今天将技术视为社会的一个层面，而不是从认识论或形而上学之外的外部力量思考技术创造了条件。这种态度转变最终导致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兴起。这种新方法重申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联系。我将在第四章中详谈建构论。我现在只是简单地概述一下这种复杂的进路。建构论打破了一种标准的观点，即社会决定了进步的速度，但并不决定技术本身的性质。建构论者认为，从一种新技术的最初形式开始，有许多条路可以走，有的路很好走，有的路则很快被抛弃。“对称原则”（principle of symmetry）认为，总有一些可行的技术替代方案可以取代成功的方案。不同之处并不在于成功方案的卓越效率，而在于不同的当地环境。像其他机构一样，人工制品只有在获得社会环境支持的地方才能成功。建构论关注技术选择背后的社会联盟。社会构成不仅对应于技术逻辑，也对应于选择该技术的社会逻辑。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都是技术发展的参与者。商人、技术人员、客户、政客、官僚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其中。他们彼此相遇，提供或保留资源，为新设备指定用途，使其符合当前的技术安排，对现有技术手段施加新用途，等等。参与者的兴趣和世界观表现在他们参与设计的技术中。建构论者认为，技术的社会性与机构的社会性一样，它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自主的。但是，技术肯定会有政治含义。尤其考虑到具体的技术选择，而不是进步本身，就会涉及到工作的去技能化、大众文化的贬低和社会的官僚化。建构论有助于研究以神话、仪式和强制力为基础的传统权力形式如何被控制和交流的技术所取代。它也可以为福柯和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政治批判提供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建构论研究都有局限。研究往往局限于特定案件中的特定地方团体，缺乏任何政治背景感。社会阻力也很少被讨论，结果是研究往往倾向于少数官方行为者，因为他们的干预很容易被记录下来。研究者频繁拒绝阶级和文化等宏观社会学概念，因此几乎不可能介入行动者背后塑造技术的广泛社会因素。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记忆逐渐消失，社会哲学走上了一条与社会科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从技术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中抽象出来。技术本身被取消了，因为它的规范性含义被确定为社会和政治机构，而技术只被认为是工具性的。因此，罗尔斯（Rawls）和诺齐克（Nozick）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尽管他们的作品中没有提到技术。在早期对技术的兴趣之后，哈贝马斯和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放弃了对技术的讨论，而专注于其他问题。大多数关于海德格尔的工作都成了训诂学研究。因此，近年来对技术哲学的原创性贡献很少。在放弃对技术的哲学辩论时，哲学把技术留给了其他学科，如“后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这些方法与多元文化主义有关，它捍卫了实质论传统眼中那些受到进步论威胁的差异。根据这一传统，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就今天的技术哲学讨论而言，目前流行的立场恰恰声称相反，即差异不仅值得拥有，而且不可抹杀。鉴于认识论相对主义（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从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中浮现出来的新图景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理由，让我们相信，我们所谓的理性与其他文化现象更相似，而不是独树一帜，而且也与社会条件相类似。这些论点具有显而易见的反技术统治论观点，但都没什么世纪价值。技术的实践问题不由认识论基础决定。无论科学技术知识的最终地位如何，它都是我们在制定政策时用来寻求真理的东西。我们需要更具体的论据来反对技术统治论。此外，把理性仅仅作为一种西方神话而不予理会，并消除所有明显区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区别，这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化、理性化和物化等概念中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最终从马克思和韦伯那里衍生出来的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进程。然而，这些都是“综合”的概念，似乎导致我们回到一种决定论的观点。我们新的文化主义似乎已经超越了这种决定论。难道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困境吗？我们必须在普遍理性和文化或政治上的特殊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吗？在本书的最后几章，我将对哈贝马斯、海德格尔以及博格曼对技术行动的描述性评论来阐述的技术的主要哲学问题。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1943- ） Essence and History: on Heidegger and Habermas对哈贝马斯早期哲学和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技术现象的认识，似乎是社会理论中一场受欢迎的革命的开始。哲学终于要与现实世界作斗争了！然而，两者都没有实现他们的最初承诺。两者都发展了本质主义理论，无法区分技术原理的显着不同实现。结果，技术在他们的思想中僵化为命运，改革的前景被缩小到技术领域边界。他们希望某些东西（尽管是相当不同的东西）可以免受技术系统的同质化影响，但他们没有给我们分享他们这么希望的理由。在本书第三部分，我将尝试保留这些思想家在技术主题与哲学的批判性整合方面取得的进步，同时又不会失去对现代性进行彻底想像性重建的概念空间。把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相提并论似乎有些奇怪，尤其奇怪的是比较他们对技术的看法，因为哈贝马斯在过去二十五年里几乎没有在这方面写过任何东西。但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的关注为他目前的研究和他早期对技术的看法提供了参考。我认为，在哈贝马斯对理性的批判和海德格尔“座架”/“框架”（Gestell）的理论之间，有足够的相似性来证明两相比较的合理性。这种比较揭示了几个有趣的互补性，但也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都依赖于韦伯的假设，即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的区别在于以前统一的领域（如技术和艺术）被相互区分。出于不同的原因，两人都认为，差异化使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技术行动的客体被重新塑造，并使其退化到比作用于它的主体更低的存在层面。每个人都强调了这个过程的不同方面。海德格尔强调客体，哈贝马斯强调主体。我将在第九章谈论这件事，这些互补的重点为强大的技术理论提供了基础。然而，他们各自以一种本质上非历史性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理论，这已经不再可信了。在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那里，现代性由一个非常抽象的技术行动概念所支配。我称这种观点为“本质主义”，因为它用一种跨历史的概念建构来阐释一种历史上的具体现象。这种方法的弱点在面对特定历史分期问题时最为突出。根据技术行动的本质特征来构建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区别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与早期的社会形态相比，我们真的更“理性”或更倾向于控制吗？如果这确实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的不同之处，那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改革我们的社会，使之不至于倒退到更原始的状态呢？因此，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理由怀疑这种对时代和社会类型的笼统区分。本质主义的困难是先天的困难。如何将历史的变迁固定在一个单一的本质中？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要么，否认所有的连续性，把现代技术视为唯一。这是海德格尔的解决方案。或者，区别技术行动历史上的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看技术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从其他行动形式的混合中净化了自己。这是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法。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与他所认识的另一种技术行为模式——前现代工艺截然不同。他强调将现代技术的客体还原为脱离其自身历史的、去语境的、可替代的物质。这种还原是有价值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海德格尔的术语中，它通过取消工艺所尊重的客体的内在潜力，并将其交付给陌生的目的，从而使“价值”成为存在。现代的分化过程对海德格尔来说构成了一个尖锐的本体论断裂，一种新的分配，而不是一场持续的社会变革。现代技术不仅仅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一个阶段。也许正因如此，海德格尔不允许有不同的技术未来。无论历史上发生什么，现代技术都固定在其永恒的本质中。在我们的被动等待中，将被超越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思维”（technological thinking）。这种本质化趋势取消了海德格尔理论的历史维度。相反，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现代性不是揭示“存在”，而是以一种新的、更纯粹的方式揭示人类活动。在前现代社会中，各种类型的行动密不可分地混合在一起，技术、美学和伦理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在现代社会中，这些行动类型在实践和理论上是不同的。起初，哈贝马斯将技术行动与技术相结合，但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专注于导向行动的经济和政治形式。哈贝马斯的历史概念没有海德格尔的那么特立独行，但对他来说，技术行动系统带来的不是一个理性问题，而只是一个小的社会学问题。根本问题是本质主义。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主张，在现代社会中，工具性行为可以被认为是某种类型的理性的纯粹表达。但就其本身而言，它只是一种抽象概念。真正的行动总有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及内容。虽然哈贝马斯的媒介理论总体框架有用，但他未能弄清楚与技术的相关性。毕竟，技术与金钱和权力具有类似的社会后果。我认为，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技术的设计和配置不仅仅是实现我们的目的。技术还组织社会，并将其成员置于技术统治的秩序之下。只有将技术纳入媒介理论，我们才能充分解释哈贝马斯所谓的“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技术化”（technization）。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我用一种与海德格尔截然不同的方法来谈论技术。长期以来，技术哲学一直试图用非社会范畴来解释其对象，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或海德格尔的“座架”/“框架”。我提出一种解释，技术系统的社会层面也属于技术的本质。这种本质包括这些系统对工人技能和环境的影响、他们审美和道德方面的影响以及他们在权力分配中的作用等特征。这种“工具化理论”试图涵盖技术与其客体、主体和环境互动的各种方式。对技术本质的社会解释扩大了民主问题，以涵盖我们生活的技术层面，为讨论技术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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