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曾国藩为九岁的儿子纪鸿写下了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被世人称为曾氏数千封家书中最堪铭记传颂的一篇。写这封家书时,曾国藩已经四十六岁了,但凡到了这个年纪,一个人在世上能做多大的事业,大致已定型,也就是说,自己的奋斗劲儿已差不多了,没有达到的目标、没有实现的理想、没有做完的事业等等,都得指望下一代了。 按这样的逻辑,对于常人而言,一般会写下一封关心并教导孩子读书的书信,但曾国藩并不是这样,他此时的心态,打破了从古至今许多家庭对于孩子读书做官的惯性思维,提出了“做君子,不做大官”的“非主流”论调。 曾国藩对子孙的期望,全不在于“功名富贵”,而在于“读书明理”。他认为功名富贵只是人生的物质表象,读书明理才是人生的灵魂核心。他对儿子的人生预期主要设定在人格实现方面,而不是物质实现方面。 曾国藩正是用这样的理念教导两个儿子。老大曾纪泽不喜欢科举考试,不喜欢八股文,喜欢西方的语言学和社会学,他就鼓励纪泽按自己的兴趣方向去读书,这说明曾国藩在当时对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作为中国人,不仅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入学习,更要了解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世界之林。 对于二儿子曾纪鸿,曾国藩不强求他在科举上的成就,而是培养其在数学研究上的兴趣,纪鸿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将圆周率推算到了后一百位。 其实曾国藩并没有过分关注孩子的成绩优劣。孩子到底该怎么教?是遇到错误掴耳光,还是通过正确引导,献上一个暖暖的吻?
❖ 核心提要: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愿子孙做君子不做大官 曾国藩以一种较为少有的温婉语气,通过家书,谆谆告诫儿子习劳习苦,不要沾染官家气息,保持寒素家风;读书写字不能间断,早上要早起,以此培养勤奋的习惯。他希望儿子重点把精力放在德行的修养上,不必过多地考虑功名之事,因为功名不能完全由自己做主,而德行是可以由自己来修炼的。并以举止端庄、不说妄语作为培养德行的基础。 信中“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句话,百余年来广为传颂在士人之间。自己身为大官,却不愿儿子做大官。曾国藩的这种家教启迪了千千万万望子成龙的家长心扉:“龙”不是“大官”,而是君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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