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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搜索栏中打出“周善培”的名字，后面跟着跳出“国号”俩字，这有关一段流传甚广但无从确证的传闻—— 一九四九年九月，各方人士齐聚北京，热烈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有人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写法，但周善培提出此简称被国民党弄得人心尽失，不如不要。这个带有除旧立新的建议被大家接受，于是正式纲领中便没有了简称。 李敖对此事有更为夸张的描述，带有点宫廷秘史加文学想象的意思，不过主角仍是周善培，可见此人确实在定国号这件事上产生过一定影响。想想现在给新生儿起个名字都要引发家庭内部一番激烈的讨论，能在建国立号问题上说上话，那真是不简单。 不简单的人看问题自然不简单。《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周善培著《谈梁任公》，对自己与梁启超的交往作了较完整的叙述，也对梁作了很有意思的评价。文中写：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周善培讲了一件事情作为例证： 在梁启超做财政总长的时候，周的兄弟竺君做镇江海关兼扬由常关监督。当时镇江关每月收入一千元，扬由关每年号称十万。竺君到任后搞清楚，扬由关的收入是贪腐中饱而得。他不愿同流合污，但却无力整饬。因为靠贪腐吃饭的有好几百人，又同上下游的税局勾连，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竺君向财政部提出，只任镇江海关监督，请财政部另派扬由常关监督。总长梁启超特命人去问竺君，为什么要辞十万而就千？气得竺君写信质问梁启超：当总长的怎么可以对部属说这样的话？是公开劝部属中饱吗？ 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竺君就改革常关办法拟就了一份报告，希望财政部能够进行相关改革。周善培也就此鼓励梁启超动手革除旧弊，不过梁左顾右盼，直到下台也始终未动。此事令周善培失望不已。 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连学问见识在同时代出类拔萃的梁启超都是如此，可见在道理和事情之间，还有无数门道要琢磨。要做到明白道理、办成事情，是多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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