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复旦大学冼若冰老师访谈录

冼若冰，海德堡大学古典语文学博士（2015），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专业领域为古希腊语言文学。学术发表涉及荷马研究多个方面。

问：在德国留学的经历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您个人学术风格在哪些方面受德国或者德语学术影响更大？

答：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留学生，我只是在上学、在研究。2008年10月我在洪堡大学注册的时候，德国绝大多数联邦州已经将学制改为了（我们熟悉的、也是博洛尼亚协议要求的）本科（三年）硕士（两年）学制。尽管如此，大多数大学还是习惯性地存留着（或者说部分保留了）传统德国学制的优点：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也可以自由决定学习所需时间；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需要学习两到三个专业。这两者都极大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多元性和挑战性。举个例子，在一门以古典学的学生为主的荷马阅读课上，一个同时学习历史语言学的学生可以帮助同学（甚至是老师）理解某些一般古典语文学家无法解释的语法现象。我的教学受德国传统影响比较大，崇尚教学科研一体和纯粹的专业化操作。

问：能否谈一谈您在德国学习和研究期间，哪些学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答：我在文汇学人的一个访谈中详细谈过我博士论文的两位导师Jonas Grethlein和Jenny Strauss Clay。这里我想谈谈另外几位学者。我在柏林的时候，虽然是洪堡的学生也会去自由大学上Meier-Brügger的课。那时候，自由大学的印度日耳曼学已经被裁掉，Meier-Brügger虽还没有退休，只能给古典学的学生上一些选修课。他非常谦和，从不在课堂上批评学生，面对很离谱的提问和回答，也只是莞尔一笑。我从他的课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是顶级的荷马语言学家；但是我个人更喜欢严厉的老师，对学术问题直言不讳的批评对我帮助更大。在海德堡给我帮助很大的学者是William Furley，他是一个英国语文学家，对古希腊宗教和Menander的喜剧有极精深的研究。他的两个Menander的校勘注释本（Menander, Epitrepontes. Edition,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Supplement 106, London 2009；Menander, Perikeiromene. Edition,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Supplement 127, London 2015）都是大师级的杰作。他和我的导师（也是海德堡古希腊语文学的教席教授）Grethlein关系很好。除此之外，我和Vergados也很熟悉，他在海德堡几年时间代替Grethlein承担一半的教授课程（因为后者拿到了一个欧盟资助的研究项目），后来他去了英国的Newcastle任Reader。他对Hermes颂诗的注疏（即他在Virginia的博士论文，导师是Jenny Strauss Clay）是对学界的一大贡献。我期待读到他将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赫西尔德及其智识世界的专著。他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是个热情好客的希腊人。有一点十分难能可贵：他总是会不拖延地对交给他看的论文提出建设性的修改建议。

问：尽管这个问题非常笼统，但可能仍然是北大的同学们最想了解的：在您看来，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如果能请您为北大的同学们在古典语言的学习上提出建议的话，您最愿意提的一条是什么？

答：简而言之，逻辑归纳和死记硬背应当并重。前者需要一些对语法现象（包括词形和句法）的分析和比较。我建议学生同时学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会起到彼此促进的作用；除英语外，应尽早学习德语、法语或意大利语。死记硬背更加重要：尽量背熟词形变化表上的所有规则和不规则变化（特别是不规则动词的词形），像备考托福GRE一样记忆古希腊语拉丁语单词（最好能同时记下古希腊语的重音位置，以及拉丁语元音的长短音）。大部分古代语言学习者学习一段时间后会遇到一个瓶颈，始终无法在没有字典和语法表格（更糟糕的是一直依赖类似Perseus这样的网站查词形）的情况下阅读文本。词汇量的大小和对词形的熟悉度决定我们能否突破这一瓶颈。当然，很多古典文本对于专业语文学家也是极大的挑战，比如悲剧中的合唱队部分（尤其是Aeschylus）、Thucydides中的不少演说辞。但只要词汇量足够大、词形足够熟悉，像荷马史诗这样的文本，专业学者是可以流畅阅读的。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学生应该有意识培养这种能力；有个别生词没有关系，我们读英语报刊文章也常常会遇到生词，但不影响我们继续读下去。等读完一大段之后，可以回过头来查一下之前不认识的词。

问：复旦大学的同学们时常会讲，您开的古希腊语课程往往会让同学们感到比较困难。在您看来，您开设的古希腊语课程和国外高校同层次课程相比，难度如何？内容侧重上有没有特别的关注？

答：在复旦，只要有选课的学生，我们每学期都会开设初级和中级古希腊语课。学完两学期初级古希腊语，学生应当可以在有字典帮助、且时间较宽裕的情况下，相对准确地翻译中等难度的阿提卡方言散文（尤其是柏拉图和色诺芬）。这大概可以对接德国古希腊语语言证书(Graecum)的考核难度，也就是德国大学古典系本科的入学要求。我们的中级古希腊语课程也分上下两学期。前一个学期读散文（历史写作和哲学文本），后一个学期读韵文（荷马史诗和悲剧）。中级古希腊语的课程设置有强烈的“经典”意识，它涉及古典学领域的经典文体（史诗、悲剧、历史写作、哲学对话录）及其相对应的经典文本；学生能接受处理这些经典文本最基本的专业训练（文本流传、方言、格律、研究史等等）。鉴于这些经典文本在某一文体内及其跨文体和跨时代的影响力和塑造性，这样的基础训练对古典学从业人员（无论今后有什么具体的学术兴趣）都是极其必要的。除了训练学生掌握最基本的语文学工具与方法之外，我们逐步引导学生以现代学术的背景和旨趣细读经典文本，以此为进一步研习古典学打好基础。和初级时的考核不同，中级的测试不可以使用字典，此课程的难度大概是德国大学古典系本科大一的难度。

问：您在课上带领大家读Callimachus，可否请您介绍下为何选择阅读他的作品？前几周我们在拉丁语课上读Horace的时候，我们还讨论过Callimachus以及更早的Alcaeus、Pindar等人对他的影响。

答：我澄清一下，这学期Callimachus的课不属于中级古希腊语，它是一门研讨课“古希腊语文学研讨系列——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代”的一部分。这学期的课程选了两个文本，一是Callimachus的Hymn 1, 2, 5, 6，二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的De Thucydide。学期结束后，学生会在两个文本中选择一个，就一个具体问题写一篇研究性的课程论文。以我在德国的经验，一般主攻古希腊文学的学生，也有比较好的拉丁语基础；反之则不然。研究的需要则和实际情况相反：大多数古希腊文学的题目并不依赖拉丁文学的知识，但研究Virgil, Horace和Ovid却少不了从古风到希腊化时期的古希腊文学功底。

问：可否介绍一下您近期的研究兴趣，或者您个人最得意的一项研究？

答：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备课，每次课程都会发给学生德国风格的Handout。因此，在课程所授范围外再做专门研究的时间并不多。如果准备课程（细读文本和大量查阅研究文献）的过程中有些新发现，我会尝试利用假期的时间把它撰写成论文。这也延续了我之前的习惯。最近两年我发表的论文比较多，其实都是在德国期间学习研究的积累，硕士以后每次讨论课（甚至包括听过的演讲课）几乎都有“产出”。我对自己博士论文比较满意；荷马研究的专著可以塞满一整间图书馆，我的研究仍然能够为理解荷马（尤其是奥德赛）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史诗中的空间描写对其整体构造与叙事张力有不容忽视的功用。我待发的两篇论文（‘ΚΛΕΟΣ ΑΦΘΙΤΟΝ in Sappho fr. 44.4 V’, Hermes；‘The Cyrus Anecdote in Herodotus 9.122’, Classical Quarterly）都和来复旦以后的教学相关，也都曾应程炜老师的邀请在北大做过报告；我更愿意听听你们的评价。

问：笼统意义上的“classical studies”可能会同时要求一位学者知识上的广博和特定方面的专精。比如说在读某一个文本的时候，实际上如果对同时代的政治、社会以及思想背景缺少了解的话，实际上也没办法真正意义上理解这一文本的内容。可能探讨某一方面问题的时候，往往也需要一种对这一时期“全景式”的认识。在您看来，广博和专精这两者会不会存在冲突？以及您是怎样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答：德国的传统学制在某种程度上较好的响应了这一问题：一个学生完全可以同时修古希腊语文学、古代史（古希腊）、古典时期考古学；当然，硕士阶段以后需要有侧重。对一般人来说不太容易处理的并不是广博和专精的可能冲突（毕竟，“全景式”的概览可以通过阅读专业入门书来实现），而是如何设计好“专精”板块的搭配，并且有意识的在处理某一领域的时候，使用你在另一领域的“专精”优势。比如如果在海德堡同时修古代史（关注社会经济史和宗教）、纸草学和埃及学（尤其是Demotic），会是一种很有利的组合，你可以利用海德堡纸草收藏的优势做跨领域的“专精”研究。

问：过去的十年里，“古典学”在大陆兴起很快，也受到相当多的关注，甚至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次“古典热”。不同人对“古典”的定义和理解可能也各不相同，有些人会强调“重理古典传统”，有的人会表达类似“通三统”一类的观点，有些人会关注怎样在大学里面推广“博雅教育”或者“通识教育”。我们是把它当作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比如说西方意义上的philological studies/classical studies）来理解的，至少也是Mary Beard在《Classics》（Very Short Introduction系列）一书中的看法。我们可否请您谈谈您对“古典学”的理解？另外，在您看来，“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它能够为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帮助是什么？

答：从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兴趣”比“意义”重要。无论一门学科意义何在，只要你有兴趣，就值得选择；经过严格训练（更准确的说，和你想从事的具体研究相匹配的训练），就可以成为专业学者。至少，就我所熟悉的领域来说（荷马史诗及早期叙事诗传统，古希腊历史写作，古希腊语言学等等），自古典学成为一门现代学术以来，不断有“有效”知识增长：我们对很多具体问题的认识，如荷马文本的流传情况、历史写作作为一种文体兴起时的智识背景、古希腊方言之间的亲属关系，都远比过去——不说太远，三四十年前——丰富和深入许多。我希望我的教学和科研也能加入到这一知识递进的进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