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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对于西史辨伪有相当大的意义，瓦拉《希罗多德历史》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以它为背景。其实《荷马史诗》本身就是一本饱受争议的文学作品，所以不将其定性伪史，我们此次所批判与颠覆的是以此为框架的荷马史学。 《伊利亚特》长15,693行，叙述希腊联军围攻小亚细亚的城市特洛伊的故事，以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和猛将阿克硫斯的争吵为中心，集中描写了战争结束前五十天发生的事情。《奥德赛》长12,105行，叙述伊塔卡王奥德修斯在攻陷特洛伊后归国途中十年漂泊的故事，集中描写的是这十年中最后一年零几十天的事情。 荷马史诗不但文学价值极高，也是反映古希腊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九世纪的唯一“史料”，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作“荷马时代”。 林鹏先生曾指出《荷马史诗》对于西方古典史来说意义重大：
对于这样一本“里程碑”式的西方文学和史学经典，西方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争议。争议的对象我们称之为“荷马问题”：《荷马史诗》的作者是谁？是荷马吗？荷马是男是女，是明是瞎，是个人还是群体？是小亚细亚哪个城池的人？…… 之所以出现“荷马问题”，原因在于《荷马史诗》的自身缺陷： （1）内容既有统一布局又包含矛盾。 （2）两篇不属于同一时代的文化特征。 关于“荷马问题”的观点基本可分为三类： （1）“短歌说”认为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公元前九世纪，不同的诗人创作了不同片段，经后世整理形成了以荷马作品为主的史诗。 （2）“统一说”认为前人创作了《荷马史诗》的一些片段，荷马整理成统一的史诗。 （3）“核心说”认为荷马先创作了两部史诗的核心，经后世整理形成长篇的史诗。 这三种观点都没有走出《荷马史诗》实际上并无可靠时代背景的误区，只是在围绕史诗的自身结构展开讨论。所以针对荷马问题，洛德通过对当时游吟诗人的考察，给出了套话的可传承性与创作的随意性两大证据，结论：“荷马史诗的创作者是一位口头诗人。”但是，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文本的“断代”问题，下面我们重点讨论《荷马史诗》的版本年代与其传承方式。 根据伪史，《荷马史诗》在古典时代就有抄本了。荷马史诗在小亚细亚半岛口传两百多年后：
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摧毁了焚毁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所有书籍，包括全部荷马史诗都在这场焚书运动中被销毁了。但事实上，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根本不存在，所以这个抄本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缺乏文字载体的《荷马史诗》，是完全不可信的。 荷马史诗最早的全本据说是10或11世纪的Laurentianus本，而这个Laurentianus本主要依据的就是亚里山大里亚藏本。然而亚里山大里亚藏本并没有存在过，Laurentianus本是什么情况就可想而知。 2018年7月10日，希腊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附近发现一块刻有《奥德赛》第14卷开篇13行的泥板。 董并生指出两条关键疑点： （1）内容与今本一致。 （2）泥板文书不易保存。 这其实只是近几十年来在地中海沿岸“发现”的无数荷马史诗残篇之冰山一角，但我们只要把握好泥板与版本这两条关键线索，就会让无数伪造物无处遁形。 何新先生曾在《希腊伪史考》中质疑“彼特拉克和薄迦秋杜撰或改编了荷马史诗”。当时一名北大的英文教师依据“彼特拉克不懂希腊文”来批驳伪史论，但其论述不足以解释《荷马史诗》的诸多疑点。 在此，我尝试重新疏理一下彼特拉克、薄迦秋与《荷马史诗》的关系。同时，我们应注意，文艺复兴给欧洲人的文化重新造了个祖宗——而文艺复兴本身也是一个被伪造的对象，那么这段历史本身即十分可疑。 1354年，彼特拉克从一位君士坦丁堡的特使手中获得了荷马史诗的抄本。彼得拉克声称自己渴望听到荷马原声，而手中的《荷马史诗》抄本“喑哑不能言”（mutus）。 彼特拉克邀请皮拉图（Leonzio PILATO， ?—1366，意大利大学学者）翻译，但皮拉图仅用散文体译出荷马诗篇的一部分后，就质疑并放弃翻译。彼特拉克指责皮拉图“是愚蠢的，关于荷马，他是个聋子”。彼特拉克请他的朋友薄伽丘继续翻译。 薄伽秋的老师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1350-1415）是东罗马贵族、君士坦丁堡修辞学家、哲学家、外交家、意大利大学希腊语教授……他曾跟随罗伯特·罗西（Roberto Rossi）学习希腊语，被推荐到佛罗伦萨执政官克鲁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麾下，并成为薄伽秋的希腊语老师。薄伽丘最终把荷马作品的《伊利亚德》及《奥迪赛》翻译成拉丁文。 那么，在这次传奇的翻译工作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完全读不懂《荷马史诗》的彼特拉对此书给出如此高的评价？《荷马史诗》到底有什么不值得翻译的地方，让希腊语专家皮拉图放弃翻译？难不成原文根本不是正宗的希腊文？那当时的希腊文又是什么样的？……种种矛盾不由得不让人生疑。但我们无从了解东罗马送来的《荷马史诗》抄本是什么样的，它的文字是什么样的。 经诸玄识先生考证，现代希腊文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同时指出：“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而且是真正的'古希腊语’，它便是源自亚美尼亚、形成于中古后期的斯拉夫～东正教语言；并在近代早期依靠印刷术形成了'文字’，亦为基督教所使用。”假使《荷马史诗》抄本是希腊文，那么就只能是这种刚形成不久的东正教的专用文字，落到纸面上不早于东正教形成。然而，从《荷马史诗》开始传唱到东正教形成，间隔近十个世纪，谁知道《荷马史诗》最初是什么样呢？ 在希腊文形成之前，据说人们通过口耳相传（15世纪以后才有的说法）使《荷马史诗》躲避了“失传说”。这就是伪史的可笑之处：其他古希腊典籍都写到书面上了，结果失传了；只有《荷马史诗》依靠十多个世纪的“口耳相传”让它呈现在彼特拉克面前。那么我们对于《荷马史诗》的史学评价就是“孤证不立”。 瓦拉的《希罗多德历史》其实是以《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的，开篇就是海伦被劫，只是把特洛伊作为波斯属国处理了。希波克拉忒斯、埃斯库罗斯、品达罗斯、色诺芬、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也都引用过荷马史诗。 《荷马史诗》作为西方古典史的根源却来历不明，整个西方古典史就都很可疑。如果《荷马史诗》真的是口耳相传，那么它的可靠性就大大降低了。而且陈大漓根据《早期罗马史》指出特洛伊战争来自罗马传说，不能作为古希腊史的框架。那么《荷马史诗》还有什么史学价值可言呢？当所有古代版本都不可靠时，只有两种可能：其一，《荷马史诗》是口耳相传，没有可靠性；其二，《荷马史诗》是中古伪作，也没有可靠性。总之，《荷马史诗》没有可靠性。 诸玄识先生指出，《荷马史诗》“经典版问世的时空不是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而是18世纪的英国；它是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年）以翻译为名，创造性重写的。此前的同名文本乃缺乏文学与审美价值的低俗故事，并且属于近代早期的泛亚传奇，而与'古希腊’毫不相干〔尽管虚构的西方通史及国别史多开始于《荷马史诗》〕。” 诸玄识先生从文学角度提出蒲柏版《荷马史诗》其实是一种“创造性”重写，这不失为一种新角度。我们认为，关于《荷马史诗》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它的源流问题，而蒲柏则是《荷马史诗》译本的重要转折点。自蒲柏以来，涌现出了很多新的重要的译本，重塑了《荷马史诗》在文学史和史学史的形象。 康诺普·瑟尔沃提出了“层累古史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 反推之，最初的《荷马史诗》肯定要比如今的通行本简单很多，否则就根本不存在。所以，裴峰先生指出：“根本不存在一个公元前9世纪就可以写出30万字2.78万行史诗的诗人，文艺复兴之前也不存在这个鸿篇巨制的史诗。”（裴峰《荷马史诗之辨》）  诸玄识认为荷马神话源自东方。 诸玄识认为蒲柏版《荷马史诗》与希腊文原本截然不同：“许多世纪以来，没有别的英译的荷马达到蒲柏的水准。然而，蒲柏的翻译与'希腊的荷马’毫无关系，就是他的同时代的人，也都坚信蒲柏版本完全丧失原作情景。但对蒲柏来说，荷马的翻译项目则关系到名利及地位……”（《“中国风”影响下重塑的经典——基于“中国盒子”构思的《荷马史诗》》） 在确证《荷马史诗》所有版本都为伪造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瓦解由《荷马史诗》构成的伪史、伪考古体系。作为西方古典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希罗多德历史》其故事框架正是《伊利亚特》的特洛伊战争；对“特洛伊遗址”的发掘，更是一种对不可靠文献的牵强附会。 与文献相对应的是考古。简无思先生指出，西方考古学本质上是“文物单向型考古”，科学性、可靠性远低于中国的双向型考古，如汉谟拉比法典、死文字破译等等。其实，《荷马史诗》考古是“文物单向型考古”的一个变种。在上篇我们从版本学角度确证《荷马史诗》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产物，那么《荷马史诗》就没有历史学性质，即无可靠记载的文献，构不成“文献文物双向型考古”。那么，《荷马史诗》考古是无可靠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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