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自古山川形胜，东据太行之险，南临黄河之渊，向有“表里山河”的美称。两周时期立国于此的晋，曾长期称霸中原，其春秋以来的史迹记载十分详尽。然而奇怪的是，晋国的早期历史却异常模糊，对于晋国最初的发祥地更是众说纷纭，汉代以来竟有六种不同的记载，连素称良史的《史记》亦语焉不详，仅称其始封地在黄河、汾水以东方圆百里的范围内。
钟是流行于西周与东周时期的打击乐器，由商代的铙发展演变而来，其基本形式是在合瓦形的共鸣箱体上设可以悬挂的甬或钮，使用时悬挂于架上敲击，按其具体式样，又可分为甬钟、钮钟。
《考工记》记载了钟各部分长度大小厚薄的计算方法，从实验可知，钟的音量大小在于共鸣腔的大小，大者声音低沉，小者声音清越；音频的变化则取决于鼓部的厚薄，因此，在青铜钟的鼓部内侧，通常会设有用于调音的凹槽。
无论甬钟钮钟，由于其造型为合瓦状的扁箱体，敲击正鼓部和侧鼓部能够形成两种不同的振动模式，从而产生两个不同的音。成组使用的钟即为编钟，将铜钟大小依次成系列悬挂在木架上，用木槌击奏出动听的乐曲。但青铜钟发声绵长，数钟连击容易造成不同音频互相干扰的“混响”情况，故而这种乐器理当以演奏节奏缓慢，旋律性不强的乐曲为主。
西周时期的钟多为双音钟，最少三件大小不等的钟就能获得比较完整的五声音阶，演奏简单的乐曲。而随着器主身份的提高，所用的钟数越多，所跨的音域越广，所奏乐曲亦越复杂。根据文献的记载，编钟的排列“半为堵，全为肆”。即以四枚为一堵八度音。八枚为一肆，跨两列八度，是最基本的演奏单位。而两肆钟十六枚称一虡（jǜ），已是比较复杂的组合。晋侯稣钟正是两肆一虡的编组，敲击每个钟的正鼓部和装饰有小鸟花纹的侧鼓部，能获得跨越一个小三度的乐音，整套钟分为音列相同的两组，音域自小字组的a字到小字组c4跨越三个八度又一个小三度，在当时极为罕见。
晋侯稣钟的音域虽然比较宽，但是音准却不特别精确，这主要是因为古代钟师调音是“以耳齐其声”，完全凭人的听觉进行，人耳对音高的感受并不与物理学上的音频变化完全吻合，取决于个体的听觉习惯及辨音水平，与现代以仪器调音的结果自然差异颇大。另外这套编钟并非一次铸造而得，而是由三套不同的编钟编配而成。有学者认为，这些钟的铸造地点可能不在晋地，它们是晋侯稣获得的战利品，因铭记战功需要而编配随葬，因此其铭文为事后镌刻而非同时铸造。这种以战利品陪葬的情况在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楚公逆编钟上也有所反映。
考察出土的先秦乐器，在商代已形成了“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但晋侯钟的实际测音仅包括不同音高的哆、咪、索、啦四个音频，缺少“商”音，正与文献中周钟不用商音的记录相吻合。这一方面反映了周人对商的敌视态度，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乐钟仍不以连贯的旋律为主要追求，而是利用其宏大、悠长的声响,造成一种庄严、崇高甚至肃穆的气氛，其礼仪功用更甚于乐器的功用。它和鼎一样是至高无上的重要礼器，列鼎而食，陈钟而鸣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现实体现。晋侯墓地中的每一组墓葬都发现有青铜编钟，且无一例外都是在晋侯的墓中而非夫人的陪葬，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晋侯稣钟的铭文共有355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7字，记叙了西周晚期一场激烈的战斗。据铭文记载，晋献侯稣参加了由天子亲自指挥的一次大规模战争。战争的地点在山东境内大野泽北的梁山一带，征伐对象是周代中晚期经常骚扰中央的东部少数民族 “宿夷”。战争全过程历时三个月：正月上旬，周王由位于陕西的宗周赶赴东部，于二月中旬到达河南的成周。在经历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后，三月下旬周王带领大军到达山东的菡地(一说为范地)，在此分兵出击。周王命晋侯稣北上攻击宿夷的老巢，先后攻克两邑后与自己会师总攻郓城。晋侯稣作战十分勇敢，大获全胜，在整个战役中斩首480级，虏敌114人，功勋卓著。战争结束后，为了表彰稣的战功，周王在六月于宗周的正殿之中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先后赏赐给稣马匹、弓箭、和祭祀用的香酒。而这套编钟正是稣为了铭记天子的荣宠而特意制作并奉祀于祖先的。
大道至简，人心越来越繁复，所创造的东西也就越来越花哨，然而真正去看，就会发现，越简单的越美好越耐看。期待着有一天，可以听一场曾侯乙编钟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