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9.1 “印度伪史”概述印度作为一个南亚次大陆的国家，中国之邻国，却突然之间被考证为希特勒在二战中如大熊猫一样尊宠的“雅利安人”的后裔，语言也被纳入印欧语系。这些奇谈在前面涉及梵文辞典的时候，稍有些论及。关于印度的“伪史”，何新先生也有一篇专题文章，辨析此事，现将要点归纳如下：
以上属何新先生的考证及结论，不能不说是震耳发聩，颠覆了大多数国人从书本上得到的有关印度文化的认知。 2.4.9.2 《四吠陀经》的断代而本节所要谈及的依然是文字相关的是另一个方向，重点辨析的是关于印度古史的古文献，即印度的《四吠陀经》可否视为信史及其成书的时间。 《四吠陀经》也即《吠陀经》原本篇幅极长，为了使人们容易接受，在传承过程中渐渐被分成《梨俱吠陀》、《裟摩吠陀》、《夜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四部。皆是由祭祀仪式中奉献给众神的颂歌构成，记录了各式圣歌、宗教、礼仪、风俗、思想、和哲学；在这些经卷里，印度神话初次较为系统地组合起来，是印度古文明中最为重要的经典。吠陀的本义是知识、学问。 在吹捧者眼里，这完全不是书，而是佛祖飞升后留在人间的仙笈，但又比佛祖的来历还要久远。冠以“人类文明的第一个文字记录”。以下就是一个相关文案的摘抄：
目前对《吠陀经》产生的年代的断代为：公元前1500年至前600年的900年区间内问世；复旦大学出的历史教材《梨俱吠陀精读》把区间定义的更窄一些-公元前1300年至前1000年。但吹捧者说的更神奇“据传吠陀知识是由这个宇宙中负责创造的神大梵天，传给他众多儿子中的一个叫纳茹阿达的儿子。纳茹阿达把这知识后来传至圣哲维亚萨 (Vyasa，广博仙人) 。…维亚萨在大约五千年前用文字将它记录下来”。 我们再来看《吠陀经》的具体内容、篇幅和字数：
综上，《吠陀经》主体是《梨俱吠陀》，其他很多直接取自该书，且有很多重复，估测梵文原版的《四吠陀》字数在30万字。为后文表达精确之需，以下仅考察最具代表性的《梨俱吠陀》之20万字梵文版的生成时间。 《梨俱吠陀》》用前文谈及过的梵文文字写成。梵文也是一种字母的表音文字。梵文字母的产生时间，已经不太可考，有的把最初的渊源推到公元前2500 年至公元前1800年；西方的腓尼基渊源说，把梵文字母和希腊字母定位在同一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8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字母表逐步稳定在40多个，开始进行简单书写。 复旦大学出的历史教材《梨俱吠陀精读》把《梨俱吠陀》的口传文本固定时间断代为公元前1300年至前1000年，而真正汇编成集由梵文书写下来则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其断代依据如下：
首先，作为《史诗》样的韵文文体，能在文字出现前，或单词固定前，进行较长时间的定本式口传，这一点对比于《圣经》的散文体，确实有一定优势。但这个断代的推理过程不太严密，有以下漏洞：
《梵书》，《奥义书》的文字版成书过程也是如此，这两本书中有韵文也有散文，不像是一次编成的。《梵书》目前认为的完整版的编成下限在公元400年，印证了这个逐步成书的事实。
前文曾引用过一个公开史料：“第一部梵文字典,公元4世纪出现，它是用韵文写成的，列出了大约1万个单词。”一万个单词，正是编出《梨俱吠陀》最少需要的单词量，所以《梨俱吠陀》如果在历史上确实编出了一个完整的文字版本，也应该是在公元4世纪左右。而在此之前，不管是《梨俱吠陀》的口传版，或文字版，都可能处于慢慢扩充中。《梨俱吠陀》的口传版20万字的定本到底固定在哪个时期，由于中间没有文字抄本传下来，也没有强有力的其他文献辅证，目前难以定论；如果实在需要给出一个可能的区间，则是和复旦差异很大的一个结论：公元前400到公元后400年。 从逆向反证的角度，也能得出能同样的结论，印度可产生较强书写能力文字的时代，不可能更早，只能更晚，否则印度的语言和文献传承不会是现今这样的状况，中古的历史还要借助《大唐西域记》的记录来建构。强大的书面文体对统一固化语言，有着强有力的作用，因传世文献的大量阅读和传播，从而使口语和方言在更长的时域里和更广的地域里形成统一，而现在的印度，恰好是相反的表现；对比于中国的语言衍化状况，正好符合了这一规律。 进一步要言之：当前的语言统一状况，辐射的人群，古文献的留存量，就直接映射到文字出现的历史时间和能力的高度，这就是文明自己的年轮和印记。 2.4.9.3 《梨俱吠陀》和“雅利安人入侵说”辨析以上的结论是一般思维的逻辑，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就是《梨俱吠陀》在英国人拿出翻译版之前，就从来就没有编出过完整的文字版。或者编出来也失传了，因这是一个在小范围内应用的原始宗教文本，在印度宗教发生大幅变化后，就渐渐消失了。目前我们看到的《梨俱吠陀》实际是英国人在一些印度现存资料的基础上，自己托伪这个“印度的古《圣经》”书名-《梨俱吠陀》，大幅重写的。这也就是为何小亚细亚会出土并考证为公元前1400年的石碑，石碑上有《梨俱吠陀》共同的神的另一解释。并且《梨俱吠陀》诗体的语言习惯，诸神的特点，和《荷马史诗》类的欧洲此类《史诗》，基本属一个风格。这和数百年后要产生的佛学系统，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文化源流。这种差异作为同源的印度文化，实在是匪夷所思。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可见的《四吠陀经》和一些上古的印度史诗，相当可能是英人殖民主义者花了大力气作伪的产物，这就和我们目前所见，前面分析过的“古希腊”文献一样，只不过这个文化造伪工程是为了更长久地经营他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西人及其传教士在这方面的手法可谓是驾轻就熟。这也是为何依据《四吠陀经》这样的文献来解读印度的历史时，出现很多的自相矛盾、文明早熟，以至于有隔世文明之感。有一些学者正是依据这些文献，把印度的古文明推到了万年之前，得出雅利安人才是人类远古文明的中心，还有人解读出吠陀时代人类已经掌握了飞行器，掌握了核能这样骇人听闻的说法。 这个怀疑不是空穴来风，是基于以下历史信息：
这个书信很明显地透露出他要用《史诗》的文字重塑，把印度的文化的根源，嫁接到另外一个源流之上，从而把三千年已有的文化之繁育，实行根除。这里就产生一个疑问？他何以有如此之狂悖的口气和信心，认为自己的一个译本能产生这样大的能量？只有一种解释：《梨俱吠陀》其时根本就没有权威梵文原本，或有也能被这些殖民者统治者所掌控并篡改，他的版本可以随意夹带私货，随后的工作只是梵文版和英文版的互译。这对于这个德裔英国语言学家、牛津大学的教授、主持编辑了五十卷本《东方圣典丛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写过《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的东方学家来说，稍有些挑战，但非难以完成的任务。 目前也确实是《梨俱吠陀》的文字明显地支持了这种雅利安人入侵外来说：
难道这都是麦克思·穆勒所植入的概念？如果没有《梨俱吠陀》更早的文本对照，这就永远只能是怀疑，不得而知。 2.4.9.4 殖民者的“大不列颠阴谋”这个“大不列颠阴谋”一切都肇始于那个通过文字都属字母、表音的比较后，1786年由英国人威廉·琼斯提出所谓“印欧语系”的概念，然后19世纪这个麦克思·穆勒就接力炮制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却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和考古实证的假说。 这个假说的理论根基本身就有问题。我们都知道，语言产生是相对于文字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所谓的语系的概念，是用文字的相似性去归类语言的相似性，纵然文字是由于有了互相参考学习的过程，有一些共性，但这完全不可能推论出需要百倍、千倍时间产生的口语语言是同源的；况且，既然都是表音语言，相似性肯定就会有，这就和人类都会用碗来吃饭一样，不能偶见两人用同样的碗吃饭，就推断这两人是兄弟一样，这是用小去归因大的逻辑，又如何能归因成立？ 阿罗频多(1872－1950，Sri Aurobindo)印度哲学家，“三圣”之一，早就怀疑这是语言学家的神话，这所谓的语言学的正确性；再者，即使是文字方面印度和西方互相有学习的话，也更可能是西方学习了印度的文字，因为目前史料看印度的口传语言比西方成熟的更早，文字成熟的也比西方快，字典出现的也比西方靠前，最新的印度河文明考古的哈拉帕文明也说明这一点。印度“雅利安社”与其创立者达亚南达·萨拉斯瓦蒂(Awami Dayanand Saraswati，1824-1883)和哲学家斯瓦米·维伟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1863-1902)就坚持印度文化自创、雅利安人本土说。 自这个雅利安人入侵概念提出以来，大量的印度学者指出这是无稽之谈，援引印度其他历史文献如《往世书》等为根据，指出印度的传统中没有这个记忆。他们引经注典，给出雅利安人的迁徙图，无奈确实和《梨俱吠陀》的叙述充满矛盾；但《梨俱吠陀》也无任何迁移之前文化的描述，这也违背常理。 20世纪印度学者Deen Chandora在《Distorted Historical Events and Discredited Hindu Chronology》一文中，披露了一些真相，所谓的雅利安人入侵说并非学术假设，更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大不列颠殖民统治者文化侵略的产物。该文揭露了1866年4月10日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记录，表明该次会议的目的是“创立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理论,以便印度人认为英国人并非外来者,…印度一直以来被外族统治,必须让印度继续成为基督统治下的奴仆”（… the theory of the Aryan invasion of India, so that no Indian may say that English are foreigners. . . India was ruled all along by outsiders and so the country must remain a slave under the benign Christian rule.）。 是什么值得大不列颠如此大动干戈、挖空心思？当然是殖民利益，在英国的诸多殖民地之中，印度地域是“最明亮之宝石”，在1757到1780年间，仅孟加拉为英国创造的财富总额就达3800万英镑。而1798年至1801年间，法国拿破仑的大军不惜远征埃及，很大原因就是为了切断加争抢这块肥肉，控制南亚次大陆地区对于大不列颠的营养输送，以展开和英国的殖民争霸。同时印度的人口、土地面积和接近中国的地缘，都是“日不落”帝国其他殖民地无法取代的优势。1858 年印度大殖民地开始成立，1866年正值对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大英帝国的殖民气势，正如日中天；深耕印度为其远东利益的稳定后方，势在必行；故谋求什么样的殖民手段，大不列颠都可能发生。 此后这一文化殖民政策一直被推行,在英国和印度所有大学、 教育机构都开始使用这个雅利安人入侵说。自19世纪以来,关于印度文明的起源，雅利安人入侵说在西方学术界取得了主导地位；虽然至今也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来自考古或文献学方面的证据，这一假说却越来越多地被各类学术权威人物认可，众口铄金地似乎成为某种确定的事实，随着西学东渐，记载在所有西方或东方的历史教科书里。所以，所谓印度的伪史，非印度人民自产，却是西方殖民主者为之建构的，他们自己想澄清，想摆脱却也无能为力，这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的讽刺。 可悲、可叹也可气的是中国也和西方一样，把这个雅利安人入侵说写入了自己的教科书以及几乎目前所有的权威文档、网络文案。这实际是在帮助西方在自己的地缘的腹地培养一个与他们同源的枪手，为中华民族凭空制造一个长期的和平威胁；作为一个唯一有悠久“信史”文明的地缘国家，这既是对印度、巴基斯坦这样印度文化的邻国的不公、助纣为虐，也是对我们子孙后代的“犯罪”。 现代的中国人几乎自孩童都知道这个西天有佛的国度，和中国睦邻友好达数千年，但在近几十年却再三陷入龃龉；2017的洞朗对峙中，差点擦枪走火。印度这样一个一直相信来世、相信轮回和因果报应，性格平和的国家，从何而来的底气？从何而来的杀气？显然他们的下一代似乎也接受了雅利安的优越感，接受了西人的丛林法则、海盗传统，接受了他们也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开始充当了西方对中国围堵以及遏制的排头兵。 如果真是这样，再任其谬种流传，这不能不将是南亚这个地域的悲哀。 2.4.9.5 《四吠陀经》等的历史价值最后，重回主题来说说《四吠陀经》等的历史价值，确实也需要给那些无底线的国人吹捧者泼泼水，降降温。 首先是史料价值，这一系列文献很可能被殖民时期所修改或伪造，这样真假互掺、鱼目混杂的记叙，就和“西方伪史”一样，要么全信，做个信徒，要么啥都无法信。当然这里面应该能保留着一些上古时代印度的民俗、风土、人情和原始宗教的状态；但人神混杂的时代，祭祀为中心的经文，不会有太高的“信史”价值。 其次是文学价值，和古希腊的悲喜剧一样，任何上古、中古文献，凭空上提千年，其价值不显也得凸显。即便如此，这些以诗为体的文字，还是难以企及中国同类、同期的《诗经》、《楚辞》所达的高度，从音韵节律、修辞手法、思想内涵、美学价值无不如此。 2.4.9.6 印度史辨之后思印度史辨之后，不免有一些中国之对照思考，文字产生之前的口传历史或口传文学阶段，不仅是印度，《圣经·旧约》对希伯来人也有这样一个口传时期，由此来推之，应该在各个文明的生成过程中都会有这么一段时期，其原因就是口语语言，和文字语言之间有一个数十万年间隔的人类语言演化区间。而在人类口语已经成熟，而还没有发明文字之前，很显然需要通过这种口传的方式把一些知识、诗文、或者家族史、迁徙史做一个口头记录，并世代下传。按照印度的形式，是由多个专人在从事这样的口传，估计是遴选的记忆强者。此时，固定格式固定韵味的史诗体应是当时可固定文本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但那个时代差不多又是迂腐蒙昧、多神崇拜、人神共存的时期。故此，中国应该是在孔子的时代，摒弃了这样一些信息的流传，也就是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史载《诗》、《书》的篇幅，内容本是远大于现在的传世量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而使中国及早就步入到了一个世俗精神、先祖崇拜、宗法关系、人人伦理的时代，并形成了后来独有的儒家文化，但这样一些的流传如盘古，女娲，后羿等仍然存在，《楚辞》里也还有不少这样的文化存留，只是类《梨俱吠陀》这样的上古史诗文献就永远地丢弃了；从这个类比上，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诗经》和《楚辞》类的韵文的留存， 应该有比现在的认知更高的史料价值；另外，由此也可以管窥孔子对于中华文明的重塑乃至民族性格的形成所起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作用。 与中国相反，不管是西方的《圣经》，还是印度《四吠陀经》，一直把这些口传的部分大量地保留了下来，并进一步加以了生发形成了更强大的宗教，而印度更是保留到了极致，这就《四吠陀经》的存在缘由。也正因为此，西方被《犹太教》继而《基督教》禁锢达千余年，而印度目前仍还是强宗教社会，且宗教信仰多种多样。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一些可发人深思的，中、西、印文化生成的一些脉络。 最后，既然谈及印度的文化及其历史，便以印度近代的伟大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1941年),1924年在中国刚结束半殖民地时期，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时对中国人的一段告诫作为此节的结束:
作为一个诗人、文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其一生至死都在控诉英国殖民统治的罪恶并相信其祖国-印度必将获得独立解放。所以他的告诫更多是一种对其时印度之国家，及本土文化能否延续、传承下去的忧虑加无奈而进行的深邃的思考。当下的印度和中国一样，摆脱殖民独立后历经了大半个世纪，印度之文化不能不说还是在泰戈尔所忧虑的怪圈中挣扎。中国的殖民影响虽然远小过印度，目前各种情况也比印度要乐观，但同样的“殖民后”心态仍然相当有存留地存在着，文化自强之路也任重道远；换言之，如果我们所谓的复兴仅仅只是有了物质的繁荣，却失去了可以引以为豪的文明根系，失去了可以慎终追远地去和中华煌煌之先祖共享、告祭的荣耀，这又何谓之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虽已过百年，不管是印度，抑或是中国，泰戈尔的个人告诫还是有相当大的现实警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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