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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城市文明，产生了繁荣的贸易、精美的雕刻和独特的文字。令人唏嘘的是，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走向衰落，从此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直到20世纪的考古发现才揭开了尘封的历史。遗憾的是，古印度文明至今尚未完全解密，文明中断的原因充满争议。古印度文明中断后，南亚次大陆经历了低度文明的“黑暗时代”，直到来自南俄和中亚的雅利安人在恒河流域再次建立了城市和国家。雅利安人创造了“吠陀文明”，在诗歌、艺术、哲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造诣匪浅，但也未能逃脱古印度文明“受伤”的命运。正如印裔英籍作家奈保尔所描绘的那样，印度文明对外部世界缺乏抵御能力，文明一次次在侵略者的火与剑之下垮塌，从灾难中学到的不是对未来被打败、被毁灭的恐惧，而是一种漠然处之的态度。 尘封的历史：“青铜时代的曼哈顿” 19世纪之前，人们习惯将雅利安人建立的恒河文明作为南亚次大陆文明的开端，直到一次偶然的探险发现，才逐渐揭开了尘封数千年的历史。1826年，欧洲探险家查理斯·梅森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地区发现了一座废墟，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发现，认为这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时期摧毁的城池。1873年，英国殖民当局成立了印度考古研究院，由亚历山大·坎宁安担任考古局长，坎宁安在哈拉帕发现了一枚石质印章，他推测这可能是外来文明，因为印章上的牛不像次大陆的瘤牛。1919年，在距离哈拉帕560公里的摩亨佐—达罗，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带领考古小组进行挖掘，发掘出3枚皂石印章，经过与哈拉帕遗址出土的印章比对，马歇尔断定两处遗址属于相同的文化时期。摩亨佐—达罗出土的砖制建筑、石刻雕像、铜制工具、黄金饰品，引发国际考古界的热切关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考古学界对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进行了系统挖掘，确定这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城市文明，不是外来文明或者外来文明的支系，而是独特的文明发源地。 哈拉帕、摩亨佐—达罗以及周边散落的城镇、聚落，展现出古印度文明的辉煌。摩亨佐—达罗农业发展、人口众多、城市兴盛、贸易繁荣，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曼哈顿”。受季风影响，印度河流域有着丰沛的降雨和肥沃的土壤，促进了定居农业的发展。农民广泛种植小麦、大麦等谷物，还驯养了牛、羊、狗等动物。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河流域还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粮食产量提高，人口不断增多，促进了早期城市的形成。在鼎盛时期，摩亨佐—达罗的人口达到4万人左右，哈拉帕有2万—3万人。 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城市风格相似，棋盘状的平面结构，有整齐的街道规划、统一的房屋朝向；城市有围墙和塔楼，没有大型的军事设施；城市中没有明显的代表帝国权力的标志建筑，有类似议政厅的大型建筑，推测可能是城市管理的枢纽；城市中建有容积很大的粮仓，用于储备粮食；还有公共浴室，沐浴有清洁作用，也有宗教仪式的属性；居民房屋有两三层的楼房，也有一层的平房；城市中有大量的水井，为居民提供地下饮用水；两座城市都有厕所、排水沟和污水坑，通过非常完善的排污系统，将污水与饮用水区分开来；没有大型的神庙与陵墓，也没有大型水渠、水坝等水利工程；两座城市之间、城市与周边中小型聚落之间，有相似性和联系性，但无明显的统辖关系。 考古学家在摩亨佐—达罗发现了大型的船坞，能够容纳数量众多的大型船只，便于利用内河与海洋进行商贸往来；印度河流域的不同城市和聚落之间，有着不同的资源禀赋，有的盛产珠宝矿石，有的盛产农产品，还有的出产精美的陶器饰品，它们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主要依靠牛车、大象运输货物；此外，古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之间也有贸易往来，印度河流域的贝壳、象牙制品、铜、棉花、羊毛、黄麻等物品运送到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印章、雕像、手斧等物品运送到印度河流域，在埃及也发现了来自印度的乌木、象牙、檀香、棉织品、靛蓝，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质容器，有统一标准和不同规格，应该是用于贸易交换和征收赋税的量器，这也印证了印度河流域贸易的繁荣。 往昔的辉煌：陶器、印章与文字 考古发现揭开了尘封千年的历史，古印度文明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示曾经的壮丽辉煌，尤其是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雕塑、印章、文字符号，是引导世人走进古印度精神世界、解密古印度文明内涵的重要依据。但是，受到艺术品出土数量、文字符号破译困难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古印度文明尚未完全解密，给世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出土了陶器、雕塑、印章等艺术品，但数量相对较少，不像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出土的艺术品那样丰富。这并不能说明古印度文明不如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那样繁荣，这与考古发掘的困难有关，哈拉帕遗址在系统发掘之前受到过破坏，摩亨佐—达罗遗址因为地下水的原因，无法挖掘到最初的状态。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古印度文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工。有专门制作陶器的作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制陶技术，以红陶为主，有黑色的彩绘图形，主要使用矿物颜料，通过加热的手段来显色，陶器上有很多动物图案，也有一些抽象的纹路与符号；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冶金技术，有专门的工匠作坊加工铜、锡、银、金等金属制品；形成了颇为精致的打磨、钻孔和刻绘技术，用于加工贝壳、象牙、琥珀、玛瑙等材质的首饰；还有一些黏土制作的面具，可能用于戏剧表演或宗教仪式。 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小型的陶塑，有人形陶塑，也有动物陶塑，动物陶塑以公牛居多，也有羊、狗、象等动物。在人形陶塑中，有很多造型夸张的女性雕像，反映出古印度文明的女神崇拜和生殖崇拜。出土的男性雕像，大多是方头、矮鼻、身形健壮。有考古学家据此推测，古印度文明的创造者有可能是达罗毗荼人，他们现在主要生活在印度南部，可能是在外族入侵的过程中，不断南迁来到印度南部。 遗址中还发现了数千枚方形印章，有滑石印章、陶土印章，还有少量玛瑙和象牙印章。印章大多是正方形，边长3—5厘米，正面刻有图案和文字符号。据推测，这些印章可能是代表家族的徽章，或是宗教守护符、货物的封泥等。印章上的动物图案，有公牛、瘤牛、大象、老虎、山羊等真实的动物，也有一些独角兽等人类想象出来的动物。最经常出现的动物是公牛或形似公牛的“独角兽”形象，反映出古印度文明对于牛的重视与崇拜。在农耕时代，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母牛还可以提供牛奶。 印章上刻有文字符号，目前已发现400多个字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尝试破译古印度的文字，他们猜测这些文字符号可能是印章主人的姓名、职业和头衔。但破译工作非常困难，一是当时的人们有可能在棕榈叶或棉纺织品上书写，但南亚气候炎热潮湿，这些文字无法保存；二是没有发现大段的铭文，缺乏前后文的语意和语法规律，很难破解单个的文字；三是古印度文明中断之后，外来民族建立了新的文明，导致古印度的文字基本失传。 文明的湮灭：文明衰落的传说与猜想 盛极一时的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走向衰落，城市人口锐减、砖墙失修、房屋倒塌，定居农业受到影响，农民重新回归游牧的生活方式，文明出现停滞，不再有新的印章，也没有大量新的文字符号产生，跨区域的贸易活动也几乎断绝。古印度文明的中断是彻底的，不仅城市、都城彻底荒芜，就连文明的记忆也彻底湮没，没有文字记载、没有史诗传颂，就连文明的元素也彻底被遗忘，鲜少流传和延续下来。关于古印度文明中断的原因，仍是未解之谜，只有一些神话传说和学者的猜想，比较常见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外族入侵说，认为雅利安人入侵，毁灭了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外族入侵说很受欢迎，摩亨佐—达罗遗址中有暴力厮杀的痕迹，有不少遗骨看起来像是被杀戮的，遗骨上有明显的武器砍伤的痕迹。在雅利安人的吠陀经典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佐证，“因陀罗在一阵狂喜中摧毁了他们的城堡，他用雷电将他们统统杀掉”。但这种说法也遭受质疑。古印度文明毁于军事征服的考古证据并不充分，更重要的是，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甚至更晚。早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就已经中断了。吠陀经典中描绘的诗句，应该是雅利安人进入次大陆后在不断南迁的过程中，征服土著居民的场景。 第二种是突发自然灾害说，认为这一时期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行病或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导致人口骤减。目前有生物考古证据证明，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可能出现过大规模的麻风病和结核病，但疾病是否导致了城市文明的骤然衰落，缺乏直接证据。印度史诗中有这样的记载：“空中响起了几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接着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南边天空一道火柱冲天而起，比太阳更耀眼的火把天空割成两半……地面上的一切东西，房子、街道、水渠和所有的生命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天火烧毁了。”但这也无法直接证明印度河流域曾经发生了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最终导致了文明的中断。 第三种是气候和地质变化说，认为气候变化、洪水、河流改道等自然变化，导致了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从摩亨佐—达罗的遗址看，早期建筑损毁、在损毁建筑上重新翻修的痕迹明显，新的建筑大多杂乱无章，而且在摩亨佐—达罗的遗址中还有大量的淤泥。考古学家推测，洪灾频发，冲毁了城市，居民试图修复城市，但缺乏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因此新建的城市比较简陋。从卫星拍摄的地形图，可以推断印度河流域的地形曾经发生重要改变，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能出现了河流改道。气候变化与河流改道，再加上古印度农业耕作对于土壤肥力的破坏，抑制了定居农业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减少，居民逐渐回归游牧生活，并且不断向东迁徙。 目前历史学家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推论。随着定居农业对于森林、土壤的破坏，加上气候变化、河流改道、洪水增多，造成了古印度文明的衰落。当雅利安人到来时，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已经消失，或者已经不堪一击。上述几种推测都强调了客观的外部原因。历史学家也注意到，古印度文明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形式，缺乏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能力，对外部威胁缺乏防范和抵御能力，这成为古印度文明中断的内在原因。 文明的受伤：历史的“轮回”？ 古印度文明中断后，雅利安人经由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开伯尔山口进入，不断向东迁徙，在恒河流域建立了新的城市和国家。雅利安人的文明是否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延续着古印度文明“受伤”的历史“轮回”？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建立文明的过程，同样缺乏史料记载，只有通过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流传至今。雅利安人的神话主要记载于吠陀经典中，吠陀是关于神圣知识的代代相传，通常所说的吠陀经典包括《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达婆吠陀》，以及逐渐发展出的关于吠陀经典的解释性文献——《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吠陀经典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创世神话、对自然神的崇拜，以及一些早期的历史与习俗，但缺乏年代和史实的考证。在《梨俱吠陀》中有这样的记载：当众神把普鲁沙分割，他们割了多少份？他的嘴是什么？他的手臂叫做什么?他的腿和脚被赋予什么名称？他的口是婆罗门，他的双臂变成了刹帝利，他的腿成为吠舍，而从他的脚上生出首陀罗。雅利安人以血缘和肤色为标准，形成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婆罗门主祭祀，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吠舍从事手工业和商业，首陀罗主要从事工匠、佣人等工作。不同身份的人之间，在婚姻、饮食和生活习惯上有严格的壁垒。 公元前6世纪左右，恒河流域逐渐发展出早期的国家形态，从阿富汗到孟加拉的广阔地域，形成了16个主要的王国，包括摩揭陀、拘萨罗、迦尸、俱卢、阿湿婆、犍陀罗等。恒河中部地区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摩揭陀不断壮大，吞并了周边小国家。恒河流域生产的进步，军事贵族的强大和商人阶层的壮大，促使了思想的繁荣，刹帝利和吠舍对于婆罗门至上的社会秩序极为不满，进而产生了佛教、耆那教等社会思潮，被称为“沙门思潮”。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在吸收《奥义书》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不需要婆罗门祭祀的引导，也不需要通过苦行，而是通过内心的禅定、消除无明和欲望，进而达到永生不灭的“涅槃”境界。 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毛里亚攻占摩揭陀首都华氏城，加冕称王，建立了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在阿育王时期达到了鼎盛，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阿育王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在全国修建道路，推动了海内外贸易的繁荣。阿育王宣布佛教为国教，兴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和佛塔，通过阿育王石柱向国民宣扬佛教道德，还派遣使者到周边国家传播佛教。遗憾的是，阿育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在西北地区宣布独立，南印度的安度罗也宣告独立，很多地方王公和军事贵族也进行叛乱，帝国坍塌、分崩离析。随着孔雀帝国的瓦解，北印度地区再次陷入分裂。与此同时，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中叶，安息人、大夏的希腊人等先后通过开伯尔山口进入次大陆，西北印度陷入混乱局面，直至月氏人进入，建立了贵霜帝国。 结语 数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古文明，展现了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古印度文明的中断，如此突然，如此神秘，令人如此惋惜。古印度文明中断后，南亚次大陆又产生了恒河文明，相继出现了孔雀帝国、贵霜帝国、笈多帝国、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等，孕育了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印度教等宗教和哲学思想。南亚次大陆从来都不缺乏创造力，但次大陆也总是承受着“伤害”。 第一，外部威胁是古印度文明中断的外因。无论是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还是外族入侵，都反映出外部威胁直接导致了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也反映出在外部威胁之下，古印度文明的脆弱无力。古印度文明中断后，南亚次大陆不断遭受外族入侵，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外来民族一次次地从西北部的狭窄山口入侵次大陆，不断重复着古印度文明“受伤”的历史。第二，缺乏“忧患意识”和抵御能力，是古印度文明中断的内因，也是印度文明一次次“受伤”的关键。印度历史上缺乏统一的王权传统，分多合少，总体上缺乏守卫国土的观念和合力抵御外敌的内生动力。第三，缺少史学的传统，是古印度文明中断、湮没的根源。由于缺少明确的历史记载，缺乏历史的传承，古印度文明在中断后，很多文明的元素无法延续，湮没在历史长河。就连佛教，在印度产生和发展后，也经历了分裂和衰落的命运。佛教在印度衰落之后，很多寺院改建为印度教的寺院，很多经书佛法被遗弃。所幸的是，佛教在中国得到保存和传播，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大批僧侣不辞艰辛，西行求法，带回佛教经卷并译为汉文。不仅如此，法显的《佛国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还保留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理历史与风土人情，是中国与南亚蔚为壮观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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