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近来读过的最为佩服的一本书。徐旭生太过敏锐，材料的运用和切入问题的方法，都无可挑剔。其对古史材料的可信等级区分，很有启发作用。至于具体论述，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的划分，以及洪水考，最为经典。徐旭生将祝融化为东夷集团，蒙文通等人则将祝融化为苗蛮集团，从具体论证来说，显然徐旭生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徐旭生认为太颢、少颢为东夷首领，伏羲为苗蛮首领，黄帝、炎帝、尧、舜、禹为华夏首领。三大集团在不同时期争斗与融合，各文化区域的学者在春秋战国时代整理文化谱系，三大集团的首领命运各不相同。此亦有启发意义。徐旭生做考古出身，对于古国、邦国、帝国的发展三阶段认识深刻，主张尧、舜、禹出自华夏系不同氏族，皆以特殊贡献而成为一时共主。此解释，庶几为“禅让”真相。徐旭生尤重治水一事，认为此为阳城成为天下政治中心之关键。
《洪水解》一文尤为创见。浅薄之人，皆作世界范围内无意义之比附，云世界范围内曾有一个“洪水期”，并将其时代无限前推。徐旭生单刀直入，直接扣住禹的时代约在公元前21世纪，抛开俗见，而以初期的农业生活为根据，考虑到那时代的人们尚未发明打井技术，多缘水而居，故对“洪水”记忆深刻。徐旭生还对禹所治“洪水”的发生地域做了严格考订。并根据“伯益作井”的传说，考订正是在治水过程中发明“打井”技术，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缘水而居，“洪水”时代遂成为过去。（我所阅读过的材料，仰韶早期似无“打井”遗迹，河姆渡则早在6千年前已有“打井”技术，何以此项技术限于江河之隔，不得传播北方呢？） 徐旭生对颛顼的认识也有启发意义，认为“绝地天通”是伟大的宗教改革。颛顼是为大宗教主，所以虽无大武功，地位却在黄帝之上。 对于夏、商文化，徐旭生以为夏专事农业，文化程度稍低；商则宗教发达，文化程度高。（我的直觉，《商颂》文化程度高过《周颂》，恐非宋人所能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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