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义的性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是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黄巾起义是第一次以宗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起义。  考察历次农民起义会发现，起义的主要领袖有的是小吏，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宗教人士，唯独很少是农民。他们能否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这样来思考的话，恐怕好多农民起义的性质需要再探讨。 严格说来，农民运动本身不具有主动性和先进性的基因。种田的老百姓，有衣有食，不会想着“以后如果有谁富贵了”会怎样，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逼无奈，其内在动因是“先破坏了再说”，没有明确的建国方略，其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比如有人称“黄巾起义”为“黄巾之乱”。 但是往往真正成规模的农民起义又是有一定组织性的，有的还提出了一些看似先进的口号，这里就是一个相互联合的问题，领导层借助农民起义实现朝代更迭，农民获得其原有的安定生活。从这个角度讲，农民起义客观上具有一定进步因素。 对于黄巾起义而言，各军阀借助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积累军功，扩大势力，而后相互征伐，最终重归一统，在这期间是秩序重建的野蛮时期，又如何去评判谁是正义、谁是进步的呢？  二、宗教的名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进行三位一体的改造，既把它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又作为选拔机制，还作为一种类似宗教的信仰，使得儒家在上层社会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在平民社会中，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本身就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再加上“尊孔抑道”，使道教只能走基层路线。（道教从黄老之学发展为一种宗教之时，恰逢佛教传入中国，实际上是受到佛教传播的启发。）每当生存环境和状况发生变化时，人们总是试图诉诸于“天”的力量，来解释和指导将要面对的生活。在这个时候，一部分以“天”为幌子的人，便乘虚而入，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温暖的鸡汤。 以宗教的名义起事作乱，具有天然的优势，就是能让人看到从根本上摆脱历史周期轮回的希望。道教著作《太平经》既是早期道教思想的宣言书，也是指导黄巾起义的纲领性文件，它构筑了“天人合一”思想，以“阴阳五行”学说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的图景，提出“财产共有”、“人无贵贱”的美好愿景，体现了平均、平等的朴素民本思想，迎合了人们的精神诉求。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生老病死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当时正逢灾荒，疫病流行，社会上出现了一批“符水咒说以疗病”的方士，张角的家乡钜鹿郡曾闹过饥荒，他利用这个机会，用符水给老百姓治病，还自称'大贤良师'，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解决了人们的核心关切。 他告诉老百姓“买符水就是买健康”、“原价五百石的符水，今天只要五斗米，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信角哥，得永生”，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变卖家产长途跋涉跟随大师。朝廷认为张角这是做好事，对于民生有利，没有引起注意。后来张角病死了，符水还没喝完。  后来，诸如白莲教、明教、拜上帝教等各种打着宗教的名义而作乱的例子，实际上是依样画瓢，致使朝廷历来对于宗教组织有所顾忌，妨碍了宗教思想的传播，这对于整个民族的信仰构建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了中西文明的重要分野。 三、双方的部署以宗教的名义还有一个先天优势，就是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思想高度统一，信徒无比忠诚，有共同目标和一致行动。打仗拼的就是动员能力。双方当时是怎样部署的呢？ 与以往农民起义不同，张角做了广泛而周密的组织计划，经过十余年的长期准备，信徒遍布幽、冀、青、徐、兖、豫、荆、扬八州，他设置了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不到一万人，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最终“一呼百应，举国并起”。 张角、张宝、张梁分别自称“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在以钜鹿为核心的冀州一带起事。此外，还有在南阳一带响应的张曼成，在颍川一带响应的波才等。后来又产生了黑山、白波等势力，张燕率领的黑山军号称百万。  朝廷以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卫屯于都亭，镇守京师；以刘备的老师卢植率北军五校负责北方战线，讨伐张角主力；以皇甫嵩、朱儁各领一军，讨伐南方颍川一带的黄巾军；以曹操为皇甫嵩军预备队，支援颍川前线；以孙坚为朱儁军佐军司马，率领新募的淮泗精兵，与朱儁联动。 当时，东汉与周边民族关系还算和谐，朝廷得以安心对内征讨，最终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打败了各自为战的起义军，正规军的主要将领得到了锻炼，积累了军功和作战经验。  四、秩序的重建中平元年（184年）3月，为防止党人与黄巾军联合，汉灵帝采纳皇甫嵩建议，大赦党人，要求他们捐出兵器、钱财，推举将领，召集义军。 中平五年（188年）3月，灵帝采纳刘焉《建议选牧伯》建议，任命宗亲、重臣为州牧，赋予军政大权，加强地方实力，史称“废史立牧”。此举为的是进剿黄巾残部，却致使地方军阀拥兵自重，造成了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局面。 黄巾起义使东汉王朝的旧秩序彻底被瓦解，为三国时代新秩序的重建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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