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上海强推垃圾分类引发热议，各种段子层出不穷。绝大多数的吐槽，都是在说分类标准令人无所适从，极少有人质疑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也就说，“做不做”层面是有共识的，分歧只在于“怎么做”。法学家们一再提醒我们：一项法规、一项制度，不管它有多合理、不管政府部门推行它的意愿有多强烈，如果不能事先得到大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那么，这项法规的结局无非是两个——要么，成为一纸具文，白白透支了政府本就已经少得可怜的公信力；要么，成为胥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的工具。垃圾分类这件事情，在政府推动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居民普遍的理解、支持，甚至盼望。这在今天的中国，是非常难得的。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所有人可以聚焦于“怎么做”的工具理性层面，去探寻垃圾分类政策的最优解。  关于这个最优解，我们已经看到了“两条路线”之争： 第一条路线，是从后端垃圾集中处理的条件出发，倒推出前端的分类标准，而相对轻视前期将这一分类标准推广给居民的成本，轻视后期居民日常执行这个标准的成本；第二条路线，是从前端出发，尽可能地降低给居民带来的麻烦。在充分理解居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基础上，对后端垃圾集中处理环节进行适配。在评判二者优劣的时候，仅仅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去做成本的考量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社会运动，是一项关乎权利和义务的公共政治参与。第一条路线是霍布斯式的，结果的好坏，取决于政府对所有人强制的有效与否；后一种则是洛克式的，政府只是顺应民意，在居民将垃圾分类之后，于后端提供必要的支持，以达成“居民们内生的意愿”。 前面已经说过，垃圾分类这项公共政策之所以还有成功的希望，最宝贵的资源就是“居民的事先理解和支持”。那么，政府负责一切、从后端倒推前端的政策，“豁免”了居民公共生活参与的义务，相当于白白丢掉了手上最大的一张牌。更糟糕的是，由后向前的垃圾分类标准，对于居民的前端执行来说，总是过于麻烦的，就像今天上海发生的这样。为保证政策的效果，就需要长时间、高强度的执法。这不仅意味着成本，更意味着把本来热情支持垃圾分类的居民，变成了这项政策的反对者和憎恨者。  除了政府，我们还要警惕极端环保主义者对垃圾分类的破坏。他们所起的坏作用，甚至比利维坦还要大。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日本式的垃圾分类，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行的。不仅做不到，而且即使做到了也未必是好事。喝完牛奶之后，把利乐包剪开洗干净，叠好，每周只有一次机会扔出去。如果一定要这样，那只能产生一个结果：利乐包牛奶的销量直降91.6%——除了处女座，其他星座的中国人不肯再喝利乐包牛奶了。垃圾分类很重要，但我们不能忍受它占据我们太多的内存。不切合实际的高标准总是会坏事儿。有人主张是不许烧塑料，塑料不烧，怎么办呢？这个他们就不管了。极端环保人士就像个特别作的女朋友，“honey，你得把西瓜切成2cm见方的小块，每块上面插根牙签，放在冰箱里冰好，再端给我”。对于这个要求，我的回答是“my pleasure”。但如果她又加上一句“每块西瓜里的筋筋都要剔掉哟，亲”，那我肯定是把半个西瓜往这个bitch脑袋上一扣，出去打台球了。 也就是说，一个60分的、前端后端都能忍受的方案，远比一个100分的、大家鸡飞狗跳的方案要可取得多。为了减轻居民垃圾分类的困惑和麻烦，垃圾应该被分为以下四类： 1、 可焚烧的； 2、 可填埋的； 3、 有毒的 4、 可回收的 如果垃圾分类只是分成这四类，那其实并不难。难点在于：厨余垃圾如果填埋的话会污染地下水；如果混入可焚烧垃圾，厨余垃圾汤汤水水的，会降低焚烧炉的效能，导致包括二噁英在内的空气污染。如此一来，垃圾分类的方案，就被聚焦于这一个问题：厨余垃圾的处理。 在家庭层面，把厨余垃圾粉碎后冲入下水道是最方便的。可惜我们现在的厨房下水道管径不支持这个方案。厨余垃圾，如果不焚烧，也不填埋，那就只能进行生物处理。就生物处理而言，有大尺度的发酵和小尺度的蚯蚓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厨余垃圾 一、发酵 中国农村传统的厌氧发酵因为占地大、效率低、气候条件要求高、滋生蚊蝇、环境二次污染等缺点，完全不能考虑了。值得考虑的就是有氧发酵。有氧发酵的成套设备，在规模化养猪场里正得到越来越普遍的应用。一个十万头规模的养猪场，大概需要三个大罐子。大罐子高6米，直径4米。中间是一个中空的管子，连着两组叶片，叶片上有小孔。整个结构，你可以想像为在一个圆柱体的茶叶罐里放一个迷你稻草人。这个到稻草人有两对胳膊，可以慢慢转动，胳膊上每半米就有个小孔。压缩空气从稻草人的脚底打进去，从胳膊上的小孔流出，一边搅拌着糊糊状的猪粪，一边给氧。  养殖场沼气发电设备 每天，新鲜的猪粪从罐子顶部倒下去，稻草人的四条胳膊一边搅拌一边给氧，产生的热量将水份蒸发（蒸汽被冷凝成中水，有害气体的无害化和脱嗅处理，都很成熟），到罐子底部发酵好的猪粪，呈颗粒状，含水量只有30%左右，可以直接装袋作为有机肥销售。这是养猪场很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 一个人，每天进食量和一头猪差不多。但是人产生的厨余垃圾却多多了，因为我们要对食物进行预处理。十万头猪需要三个这样的大罐子，加上辅助设备、成品堆放周转场，面积大概在500平米左右，造价300万。那么处理10万人的厨余垃圾，大概需要十个大罐子，1000平米的场地、800万左右。  规模化养殖场 也就是说，如果在城市中，以十万人为单位，配套这样一个养猪场用的有氧发酵设备，钱倒不是问题，人均基建投入只有80块，还可以使用很多年，且还能生产出有机肥，会有效益。问题在于场地。两难在于：如果有氧发酵厂规模太大，则半径过长，运输过程中会有二次污染，疾病不说，至少气味令人不愉快。如果是分布式的——每十万人建一个这样的场子，则场地不好找。上海寸土寸金的。1000平米左右的场地，周围还不能有居民和商业设施，上哪儿找去呢？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有机物的处理而言，微生物发酵是效率最高，也是可以产生收益的。这些年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流失，城市厨余垃圾经过发酵后可以产生大量有机肥还田。不仅环境上是可行的，经济上也是可行的。 二、蚯蚓 蚯蚓每天可以吃掉自身体重的垃圾。除了塑料，蚯蚓无所不吃。大平二号和三号蚯蚓，在16~25度条件下（正好是室温），每年每条可以繁殖到800条。吃垃圾的能力是惊人的。国外已经有成熟的经验：一个60cm见方、1米高的蚯蚓箱，就可以处理掉一家人所有的厨余垃圾。主妇只需要定期往小区花坛里倒掉点蚯蚓粪而已。但这个办法有三个缺点，一是毕竟在家里占个地方；二是处理不掉骨头；三是很多主妇怕虫子，或有密集恐惧症。恐怕难以推广。但是大号蚯蚓箱，在南方地区的小区里是值得尝试的。至少作为规模化发酵的补充，可以有效降低厨余垃圾集中化处理的总量。  蚯蚓箱 就目前的讨论而言，很多人主张立法减少包装物的产生。这是很难实现的。现在的年轻人，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独身越来越多，他们懒得做饭，叫外卖越来越多。垃圾里的包装物越来越多，这是无法扭转的趋势。我们与其和人性做斗争，不如要求居民仅仅是【把厨余垃圾放到可降解的塑料袋里，并扔到正确的垃圾桶里】。这才是一个可达成的目标。 下一步，才是把“可回收垃圾从可焚烧垃圾中分离出来”。对老辈人来说，旧纸盒、塑料瓶能卖几毛钱，已经是很好的激励，但是对年轻人来说却不是。年轻人并不是没有意愿参与垃圾可回收，我们只是没有提供适合他们的场景。既然钱不是有效的刺激物，那就只能求助于观念了。“请把纸盒、可乐瓶……扔到便利店门口的大垃圾箱里，我们保证每天回收，收入用于资助西部失学儿童”之类的事情，只能求助于NGO，而不是政府。今天的年轻人，不肯为了几毛钱喝完牛奶洗利乐包。但为了帮助别人、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他们会肯的。  我大学是在上海读的，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之前占海特事件，我是反对她的诉求，而支持老上海人立场的。在那场争论中，我依照与权力的关系，把人分为三种： 1、 臣民——交出自由意志，换取利维坦的保护 2、 市民——交税，换取公共服务 3、 公民——基于对权力深刻的不信任和古老的不服从，主张自我统治 东北人是典型的臣民，一切听政府的。但是垃圾分类这种需要全民参与的事情，东北人就不可能搞得好。因为臣民的服从是出自恐惧，但凡需要他们在自愿的前提下承担责任时，他们就双手捏着拳头、嘴上喊着口号，脚底抹油溜掉了；上海人是典型的市民。他们交了税后会问责政府——为啥垃圾的事情你搞不好？但是，垃圾分类全靠政府确实搞不好，需要每个人主动的参与和配合。仅仅当一个知道问责的市民，是不够的。打压一切社会力量、声称自己无所不能的政府，只能做到让每个人被动服从，却做不到让每个人主动参与。而对于垃圾分类来说，仅仅是被动的服从，是不够的。 end 牛肉干第二份7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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