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明清公署建筑反顾——以揭阳县为例作者：彭妙艳 揭阳县创建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曾有短期的建制撤消，绍兴十年（1140）恢复，并立治于榕城，其公署即于此开建。 对于县级公署的反顾，可以透视一定时期社会各个层面的状况，了解到历史发展的起伏兴衰，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与思考。 公署的类型 一、 公署一作公廨。揭阳宋、元所建者，类型不多。及至明清，才逐渐多样与完善，条件逐步提高，不断满足社会治理、服务的需要。 根据乾隆四十四年（1779）编修的《揭阳县志》所载，至十七世纪下叶，揭阳县“存量”公署有县署、迎恩亭、乡约所、巡检署、公馆、游击署、守备署、千总署、布政分司馆、岭东道馆、郡守馆、驿丞署、阴阳学、医学、僧会司、道会司、惠民药局、养济院、育婴堂、癞民所、漏泽园、义塚，以及际留、预备、察院义仓、常平、儒学、富有、大有及各社仓。 以性质而论，有用以行政办公、公务接待、军队驻防、宗教管理、医历服务、社会福利、仓库等，基本上覆盖到一县政府职责应该触及的各个层面。 这个公署建设布局并非一地所独有，大抵而言，一般县份都是这样，这就反映了揭阳县的公署建设，是依法依规开展的，执管这个政区的各级各部门职官，在履职过程中，大都在这方面留下遗产，作为自己的政绩体现，以赢得后人的好评。也正因为公署建设、修缮，作为地方官办实事、好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所以一向为史官所留心，而有乐此不疲的记载。随便抽出地方志所记载的哪一所公署，都有这样的表现。如乾隆版揭阳县志载乡约所，就有如下记述： 乡约所，嘉靖间主簿季本创立。万历间潘应龙建于宣化街。雍正八年知县陈树芝重修，并建宣讲亭。 其他各所公署，也莫如此。 二、规模与建制 各种公署的建设，总体上是“按制”营造。因为规划与拨款，大都要受上级的监督与审批，是不便随便逾越的。公署类建筑，几乎没有一处是接受社会捐款而后上马，所以本地社会经济与公署建设没有多大关系。这点和现在财政包干，公署建设由本地政府决定也不一样。当然，当时官府申报而得到拨款的多少，会对公署装饰程度有直接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一般的官廨，都是按照独立型院落式来建设的。有的行政级别与使用功能方面的控制，是不能由着行政长官拍脑袋建设的。好像桃山邑丞署这一综合性的设施，设有前后堂，每堂各三间，相当现在还常见到的传统建筑四点金的规模而已。揭阳公馆，相当于现在的政府迎宾馆，是在原古瀛公廨的花厅箭道地基上，由知县“经详明”（上报）建设，其范围“长二十四丈七尺，宽三丈五尺”，如此而已。 布政分司馆和岭东道馆，是设于县城的两个较大规模的行馆，用于布政分司和岭东道长官莅县指导、检查、办案工作时办公之用，前者以税课局旧址改建，深一十九丈，广六丈五尺，大概也就1200余平方米。后者深二十六丈五尺，广八丈，三进深，三开间，并两排厢房，二亩略出的面积，要容纳许多功能，也不算宽敞。 面积最大（也不过十几亩），功能建筑最配套的当数县署了。这个建筑组群里面的单体建筑，屡有重建重修。里面的主体建筑即中轴三进三堂外，其余为各种配套，包括宿舍、书房、资料室乃至监狱等等。 除了正堂牧爱堂作为权力象征和知县判案的公堂，县署里还有德威堂（后堂）以及凝香堂、赞政厅等厅堂作为办公、议事与会客的场所。还有戒石亭、东西圃、书房等游憩学习的去处，此外的“县住宅”“县丞宅”“主簿宅”“典史宅”作为县府各级职官的住宿用房。这种集工作人员办公、餐饮、休息、读书、会客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布局，对于提高“单位面积”的功能效益，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加强对职官“八小时以外”行为的监督等，都有非常直接的作用。 三、兴废的变迁 除了县署的主体建筑（正堂）在不断的维修中保持功能用途外。包括县署内的一些配套建筑在内，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是一些使用频率已经下降，甚至久已闲置者，就是倒塌了也不再维修，甚至把基地进行拍卖，以其收入交纳赋税，以减轻民众必须摊派的负担。 如县署中的龙亭库，明正德间知县王国光建，因为久未使用，所以荒废以后，不再重建。县丞宅和主簿宅分别创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作为这两种职工的宿舍，后因主簿、县丞的设置的撤销，这两座专门建筑也就改变用途。君子堂，历经明末知县曾应瑞、冯元飚的创建与重修，但入清之后其功能已为赞政厅等所代替，所以也就被改造了。铺监也是冯元飚所建，为铺递长官的办公场所，因为入清以后总铺改设于宣化路，这一场所的使用功能也就被转用。 县署以外的许多公署，更是随着时势的改变和政府职能的调整，以及施政的新的任务而有所兴废更改。好像原来在东郊凤围桥右边，原来建有一座“广五丈深七丈”，颇具规模气势的用于长官迎接圣旨的迎恩亭，在明末倒塌后就不再恢复，而嘉靖间建的乡约所，清雍正八年（1730）由知县改为宣讲雍正谕旨的宣讲亭。顺宜了时务的变迁。 在明初，曾于城隍庙前今称陈厝仓的地方建有一座郡守馆，作为知府巡行本县的行馆。成化间，由知府叶元玉移建于双峰寺南今金马玉堂这地方。正德十年（1515）为台风所毁，改为东隅大馆。不再仅仅服务知府的专用。天启二年（1622），更“奉文变卖”以充边饷。其地乃为郭氏所得，并建成后来颇为有名的“金马玉堂”。洪武七年（1374）所建的与郡守馆想去不远的岭东道馆，也因用途的不大之故，在嘉靖初年最后一次重建后，久闲荒废而作为国有资产拍卖，变为民间宅基地。 四、附加的价值 自明以降，有着不少文人名士，为着揭阳的各个公署写下相关的诗文，提高了这些历史遗存与古迹的附加值。 其中主要者有明万历黄仕凤的《东郊劝农亭记》、《新建乡约所记》，明末黄锦的《灵雨亭记》，清初罗万杰的《重建揭阳县官署记》，清末丁日昌的《揭阳县公仓亭》等。 这系列的文章，或记述各类公署的功能，或歌颂长官建设公署的德政，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公署存在的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署建设对于推动地方社会事业发展，对于民众生活安定幸福的提升，对于道德文明的支撑与推广的意义。 这有益于人们对于公署的了解、认识与珍重，有益于人们对于这些殚心竭虑建设公署者的怀念与礼敬，也有益于后之来者对于公署建设、处理的启发与借镜。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审视，那些脍炙人口、发人深思的历代文章，可以被认为是揭阳古代公署的附加值。 正因如此，我为揭阳公署“破天荒”地写作这篇专文。 2019年6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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