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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高额经济成本谁来买单？ ■ 文 | 鸿评论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垃圾分类进入了强制时代。一时间，“你是哪种垃圾”的网络段子满天飞，复杂的分类方法也绕晕了绝大多数人，比如： 当然也有热心网友提供了实用的垃圾分类小技巧： 垃圾分类的好处无需多言，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窘境，垃圾分类势在必行，也是大势所趋。 问题是如何把好经念好？代价又要多少？ 7月1日清晨6时，冒着暴雨，居委全体工作人员、垃圾分类志愿者、居民组长及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全员到岗，迎战新规实行后的第1天。虽然居民熟练后监督可以适当放松，但工作总量仍不可小觑。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介绍，目前全市垃圾分类志愿者约3万名，东方证券研报曾测算，仅上海督导员的聘用就要花掉11亿元。 这还仅是上海，如果全国各地都按上海的标准执行，又需要多少人力物力？ 可以想见，大量外部监督力量是必不可少的。自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被选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以来，各地政府在财政、宣传教育、立法等方面积极对生活垃圾分类进行倡导和投入，虽取得一些成效，但效果不尽人意。 如何有效推行垃圾分类呢？我们可以借鉴下近邻日本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垃圾体量的爆炸。垃圾造成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甚至在60、70年代，东京市都政府和杉并区居民之间爆发了持续8年的“东京垃圾战争”。 90年代初，垃圾堆填区已不堪使用，垃圾堆填区残余使用年数甚至不足8年。现实的危机逼得日本举国上下接受垃圾分类处理的理念。 痛定思痛，日本出台垃圾分类、再利用等相关法律，在加强宣传的同时，辅以配套的经济手段，让居民更愿意接受和进行垃圾分类。自70年代以来，垃圾处理一直是市町村等基层的责任，为了节省开支，各区有足够充足的动力在本地推行垃圾分类。居民也能够看到区市町村为垃圾处理而多支付的成本，最后还是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做好垃圾分类就是为自己省钱，居民们接受起来自然更加容易。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全社会自发地进行垃圾分类不能只靠宣传和道德说教，必须要联系其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才能长久坚持。 我们过去的垃圾处理，都是政府大包大揽，即使物业公司收取一些清运费，对于垃圾处理全流程的开销而言也只是九牛一毛。 老百姓对垃圾处理的真实成本基本“无感”，所以现在要改变长年的习惯，这个过程相当于“由奢入俭”，对居民来说收益只有一个虚无缥缈的“保护环境”，但现实负担却大大增加。 这种局面下，垃圾分类自然难以有效推行。以一组实地调查数据为例，根据对宁波市6区2036户社区居民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城市居民愿意参与垃圾分类的比例(82.5%)明显高于实际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比例(13%)。 如果一直像上海现在一样保持严查的高压状态，固然可以取得一个较好的分类效果，但各种成本飙升并且要长期保持却是难以承受的。监督垃圾分类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技术手段可用，只能依靠人海战术来进行，这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还使经济上的成本居高不下，更是对社会生产率的巨大浪费。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用途。 所以靠外部压力来监督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从长期来看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只有也必须激发居民内在的动力，垃圾分类才能是可持续的。 如何让老百姓认可，愿意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呢？ 两害相较取其轻，让成本“显性化”是最切中要害的办法。必须让居民清晰地感受到，如果用传统的粗放方式处理，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要远大于每天动手给垃圾分类。 粗放式处理，不进行垃圾分类，而是直接焚烧或填埋，所需的土地的成本、垃圾无害化的费用，相关设施的运行成本，这些都要公共预算来买单。 而公共预算的钱从哪里来？税收。 但我国的税收体系是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比如增值税经过层层抵扣，实际上大部分税款都是由最终的消费者承担，所以大多数普通人尽管交了很多税，但个人直接缴纳的税收只占很小一部分，普遍缺乏纳税人的权利意识。 如果能够改革税收体制，转变为直接税为主的财税模式，老百姓的权力意识就有可能觉醒，就会有强大的动力去了解和监督税收的征收与流向，政府就有压力要做好财税收支的公示。 具体到垃圾处理领域，就能够清晰地让老百姓看明白自己交的税中有多少用于了垃圾处理。 如果能有效进行垃圾分类，不仅能减少需处理垃圾的总量，还能从中回收再利用大量资源，节流的同时开源。 这个时候再来算笔账，究竟是每年花大笔钱粗放地处置垃圾合适呢？还是自己用举手之劳分类垃圾，省下钱投入自己也能享受的居民福利（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来得合适呢？ 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实现起来需要协调的方面非常繁杂和困难，但却是一个能够“治本”的方法。一边是长痛，一边是短痛，究竟是让伤口不断出血最终化脓需要截肢呢？还是忍痛作一个彻底的手术呢？答案不言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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