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儒书画作品欣赏

wyj剑神卓不凡 2019-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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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楷书《石径岩溪》七言联

溥儒（1896—1963），字心畬，初字仲衡，号西山逸士，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清恭亲王奕䜣之孙，贝勒载滢次子。溥儒出生三天，上谕赐其名为“儒”，又勉励说“汝当为君子之儒，无为小人之儒”。七岁能作五言诗，十岁习汉儒训诂学，旁及诸子百家。幼习经史，入贵胄政法学堂，民国时期并入政法大学。曾两度留学德国，获天文、生物双料博士学位。后归隐西山，继而复居恭王府萃锦园。

1934年至1937年，溥儒任北平艺专教授，1939年为避日寇逼任伪职的侵扰，移居颐和园介寿堂，因此地近云松巢，自此号松巢客。1946年，溥儒偕同齐白石赴南京开画展，并成为“国大代表”，南游不返。1949年移居台湾，次年执教台湾师范大学。1955年溥儒偕同朱家骅、董作宾赴韩国讲学，受汉城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又转道日本，鬻卖书画兼授徒，独留逾年乃返。1958年，溥儒出访泰国，当地华人尤其看重其“皇兄”的身份，返回台湾途中经香港讲学，开画展，次年返台。1962年秋冬再赴香港新亚书院讲学，来春返台，发现咽癌，至五月而剧，于11月18日去世。

溥儒虽然久负书画之名，但个人著述多年来散佚各处，极难一见。陈隽甫笔录《溥心畬先生自述》，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寒玉堂诗集》所收《寒玉堂书法论》，以及启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亦有所提及。因此，关于溥儒书法的研究，一方面是因为资料难以得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书家太过耳熟能详，偏偏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溥儒楷书《雪堂清秘》七言联

此幅七言对联释文“雪堂写蕙能容棘，清秘图山不著人”，款署自题“丁酉秋九月溥儒”，钤“旧王孙”朱文印、“溥儒”白文印。显然是溥儒作于1957年的作品，这是溥儒去世的前五年，书家时年六十二岁，此时个人书风已经基本定型，属于典型的“人书俱老”作品。此幅对联品相端正，用笔严谨工稳，虽然书写的是大字楷书，但从法度上来看，简直如小楷一般精致和缓，全无剑拔弩张的态势。

溥儒楷书《回文诗》斗方

余束发受书，先学执笔、悬腕，次学磨墨，必期平正。磨墨之功，可以兼习运腕，使能圆转。师又命在纸悬腕画圈，提笔细画，习之既久，自能圆转，《画谱》所谓使转也。古人习字，书于觚上，觚有棱，上窄下宽，立于几上，书时势必悬腕，人人皆童而习之，书法自然工妙，与悬腕画圈一理。如习颜柳大楷，次写晋唐小楷，并默写经传，使背诵与习字并进。

溥儒的书法启蒙颇为正规，先练画圈之功，明书觚之理，而后才正式学书习字，并且尤其注重理论学习，学写唐人写经，往往“背诵与习字并进”。十四岁时，写半尺大楷，临颜鲁公《中兴颂》、萧梁碑额、魏《郑文公石刻》，兼习篆隶书，初写《泰山》《峄山》秦碑、《说文》部首、《石鼓文》，次写《曹全》《礼器》《史晨》诸碑。从这里可以看出，溥儒的开蒙书法和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近似的，区别只是溥儒涉猎更广泛，写大楷也并不是“非颜则欧”，反倒是楷书、魏碑、篆隶无所不包。

溥儒楷书《空翠斜日》十一言联

十七岁后，先师南归，先母项太夫人亲教读书习字，时居清河乡间，旧邸书籍皆荡然无存，身边只有所读之书数卷，《阁帖》一部，唐宋元明书法数卷而己。先母太夫人尽典卖簪珥，向书肆租书，命余诵读抄写，期满归还，再租他书。稍有积蓄，则买书命读。应用之书，先母自写一目录，次第购求。余虽不才，而不知庆学者，皆先母教诲也。

溥儒本是庶出，生母项氏是广东南海人，本是某太医院官之女。项夫人虽是女眷，但邃于儒学，教子也颇为严格。溥儒幼年时期品德与学问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母亲项氏。

溥儒行书《盘峡牵舟》之二扇面

关于溥儒书法的渊源，启功先生有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启功先生指出，溥儒的书法，尤其是行书和楷书，实际上更接近于“僧派”。所谓“僧派”，即更适宜书写佛经的一种书风。溥儒早年的行楷书法，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永光和尚的影响。和尚袍袖宽博，写字时右手执笔，左手往往会拢起右手的袍袖，因此写出的笔画往往生动灵活，且大多具有疏散的风格。而和尚无须参加科举考试，自然也就不必练习规矩的小楷，因此大凡能自成格局的僧书，必然常常具有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这种“僧派”书法，从体势上来看，疏散而近于唐人风格，若与前文所举溥儒书七言联相比较，则自然会觉得颇多相似之处，再加上溥儒本就家藏永光和尚书法，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溥儒早年的行楷书法，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永光和尚的影响。但大凡传统文人书家，又少有不从临摹碑帖入手的，特别是唐碑，几乎是每一个学习楷书书家的必由之路。因此，实际上可以据此常识进一步推断，溥儒早年确确实实有临摹唐人楷书碑版的功底，只不过学的是间架布局等基本功夫，至于提笔挥毫，主要的运笔方法，还是用永光和尚处所得更多，这也就使得同样是临摹唐人楷书，溥儒的书法往往优于旁人的原因。换句话说，溥儒以唐碑为书风内核，以“僧派”为外在表现，体现出极强的个性书风，即“碑底僧面”。

举凡旗人习字，多以成亲王的精楷作为入手的不二法门，溥儒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后他临柳公权《玄秘塔碑》，又临过裴休《圭峰碑》，如果单从笔画和结字来看，这一阶段溥儒的书法不单单是学柳公权，其中《圭峰碑》的特点体现得也很明显。因此可以初步总结一下，早年溥儒的楷书实际上是以成亲王入门，以柳公权为基础，参以裴休《圭峰碑》的用笔与结字，以此三者作为书法的内涵核心，外在表现则学“僧派”疏散的永光体，共同构成了溥儒早年的楷书。中年以后，溥儒的书法中再次流露出成亲王的面貌，并且不惜重金购买成亲王晚年楷书，按照启功先生的推断，这一方面是由于溥儒本人返本还原的心境，另一方面也有通过严格楷法来收敛疏散永光体的意思。

溥儒楷书《心经》镜片

溥儒成熟阶段的书法并没有明确的师法对象，并非局限于一门一派，而是广采博涉。他强调书法应深入学习古人碑帖，才能够体会到古人在用笔、点画等方面精巧而细致入微的运用。并且溥儒认为，魏晋之后的书法往往重在“取势”，即与单字的字形结构相比，魏晋之后的书法更看重整幅作品的气息和韵味，尤其讲究的是运用笔墨书写时的布局、结构、疏密等形式。溥儒的书法用笔较为看重骨力，他向来主张写小字必须先学习写大字，用来避免小字流于轻率的弊端，从而达到秀逸有致、俊秀挺拔的审美追求。南渡之后，溥儒的书法稍有变化，或许是社会环境转变对他的影响，在此之后溥儒的书风法度谨严但锋芒收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题画诗也是溥儒书法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题画诗的书体、书风往往会随画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比如写意画上多作行草书，而工笔画中又多用楷书，力求达到审美和谐的效果。

溥儒扇面

总的来说，溥儒书风成熟时期的书风还是较为稳定的。楷书面貌逸雅，重唐楷法并调合各家，达到和谐、臻于至善的境界，“端凝紧密处似欧，温雅舒展处合褚，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行草书用笔娴熟，虽然内劲刚强，但从外在表现来看，实以沉着飘逸取胜。溥儒的行草书下笔迅捷，绝无骄纵浮夸之气。章法上牵丝连线的情况并不多见，只是字字珠玑，笔笔规范，将个人的性情蕴含在深厚的功底之中。

溥儒楷书《楚臣邻叟》七言联

溥儒自幼即接受较为正统的礼教熏陶，因此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学养基础，他的传统诗书启蒙功课极为扎实。清朝灭亡后，接踵而来的是新一轮军阀割据，前清遗少身份的溥儒只得和母亲隐居西山，每日以诗书为乐，而这段特殊的经历，恰恰成就了溥儒的满腹经纶与文人气质。溥儒的诗集绝少铅印，而是多亲自毛笔手书。有《落叶》四首：

昔日千门万户开，愁闻落叶下金台；寒生易水荆卿去，秋满江南庾信哀。西苑花飞春已尽，上林树冷雁空来；平明奉帚人头白，五柞官前梦碧苔。

微霜昨夜蓟门过，玉树飘零恨若何；楚客离骚吟木叶，越人清怨寄江波。不须摇落愁风雨，谁实摧伤假斧柯；衰谢兰成应作赋，暮年丧乱入悲歌。

萧萧影下长门殿，湛湛秋生太液池；宋玉招魂犹故国，袁安流涕此何时；洞房环佩伤心曲，落叶衰蝉入梦思；莫遣情人怨遥夜，玉阶明月照空枝。

叶下亭皋蕙草残，登楼极目起长叹；蓟门霜落青山远，楡塞秋高白露寒。当日西陲征万马，早时南内散千官；少陵野老忧君国，奔门宁知行路难。

溥儒行书诗稿

溥儒致方震五信札

除诗词创作之外，溥儒也曾亲笔撰写《华林云叶》一书，并亲自作序：“余既耽典籍而乐山林，索居海滨，忆所知者记之，暇日观览，不犹愈于博塞而游者乎？”《华林云叶》虽是个人读书笔记，但这本书从内容设置来看，可以分为记事、记诂、记诗、记游，记书画、记金石、记草木、记鸟兽虫鱼、记藻等诸多名目，在内容方面也没有泯然众人，多是在旧说的基础上，添加了溥儒个人的观点与新意。而《溥心畬论书画》一书，则是溥儒将个人书画创作的经验和对历代书画的认知观点融合成为为一体，只不过是借文学化的表述，来阐明个人的艺术观点罢了。因此，溥儒的个人学术思辨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他的艺术创作之中，现实生活中的境遇成为他的创作来源，这也让他的作品区别于当时画家的一般面貌，始终文采奕奕。

1955年到1963年，溥儒或是参与展览，或是到外地讲学，这些活动对他个人的艺术创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据万公潜回忆，溥儒1958年在香港时，曾对万说过：“我的字有了自己的东西，一般可及清代名家，个别的字可媲美明人。”各地的游历、讲学对于溥儒的艺术创作及艺术思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他重新反思自己的艺术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