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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体一直向着越来越简便的形式演变。 草书的兴起和早期发展最能体现这一特点。在草书发展的稍后阶段，书法家们发挥草书的美学潜能，使之成为更自由的艺术表现手段的兴趣非常明显。 关于草书起源的传统理论有几种。 以考古的实证为基础的理论认为它起源于秦代(前221~前207年)初期。必须记住：草书和隶书在这个时代同时兴起，同时经过演变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草书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1）章草，草书最早的形式；（2）今草或称草书，发展于公元2世纪；（3）狂草，始于公元8世纪。 从4世纪开始，草书已成为书法大师表现他们个性的主要手段。每一代新人都能通过草书掌握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力量，而不管其他书体的盛衰一这是对草书作为一种书体的功效和长存的赞语。 在元初，赵孟頫(1254~1322年)和鲜于枢(1256-1301年)标志着北宋四大家——苏、黄、米、蔡的影响经历金朝和南宋，到此结束了。 从北宋起，对正统的魏晋风格就未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继承，特别是章草，几乎已被遗忘。北宋四大家中无一人擅长这种书体。  ▲ 赵孟頫 《宗阳宫帖》 尽管南宋高宗用章草写经书，但他并未能使之兴盛起来。宋朝皇室后裔赵孟頫在元代书家中是对章草感兴趣的第一人，这也许是受高宗的影响。现在至少存有三幅赵孟頫的章草作品。  ▲ 赵孟頫 《秋深帖》 到了元代中期和明初，章草已胜过今草，经过复兴，发展成熟为占主要地位的书体。  ▲ 康里巎巎《奉记帖》 元明的章草是经过转变的书体。 在主要书法家赵孟頫、俞和、康里巎巎、杨维桢和吴镇等人的笔下，它实际上综合了几种书体的特点，这一倾向从唐代即开始，当时在占主要地位的今草书体中，就掺入了一些章草成分。 孙过庭（648？~703？年）的《书谱序》和贺知章（659~744年）的《孝经》就是代表这一倾向的著名作品，到元朝得到普遍接受。 字与字之间的大量连笔是今草的成分,迅疾而锐利的点画以及更多地运用笔锋是章草的成分。因此，书法家用章草笔法写今草，或用今草笔法写章草。 赵孟頫和鲜于枢共同研究草书。赵孟頫敬重鲜于枢，因为鲜于枢有 北人豪迈雄浑的气魄，而这正是南人赵孟頫所缺少的。  ▲ 鲜于枢《石鼓歌》全卷 鲜于枢的艺术个性与草书的潜能相适应，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草书《石鼓歌》卷（作于1301年）笔力雄健遒劲，即使在快速写出的笔画中，线条仍反映出运腕的稳健，力送毫端，写出刚劲、优美的折角和钩。这种笔力的掌握运用在他的草、行、楷书中是一致的。  ▲ 鲜于枢《论草书帖》 鲜于枢草书的成就主要来自他悉心研究古代书体大字的作品。他收藏颇富，作为元初的一位重要收藏家，他的鉴赏力极有权威性。他的一 件最典型的草书作品《论草书帖》，是对他以前的重要草书家的艺术所作的历史性评论：“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各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率，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 这里强调了法度与古意，它们补充了赵孟頫的书法观点，成为元朝后期学者所奉行的书画基本准则。 最引人注意的是对黄庭坚的攻击，不仅尖锐地批评他的草书，而且批评他给南宋人留下来的独立精神。鲜于枢认为这种影响具有毁灭性，促使他根据晋朝的标准重新估价唐宋的成就。 在草书中成功地恢复了严格的法度并不只是由于他一人的努力，但是他最早提出恢复的方针，并在整个元代收到了成效。 鲜于枢的书法作品体现了他的书法理论实现的程度。草书《石鼓歌》卷突出地展现了他的个人风格，但是尽管具有许多优点，仍可找出它的不足——粗糙、缺乏神韵。另一方面，在册页中由于他学习晋代大师的结果，显得格外有韵味，这证明，如果在书法家心目中将古人的风格作为完美的典型，就可以使他的艺术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到了元末明初，发展为三种草书——章草、今草、狂草的综合。它们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致有时难以精确指出究属哪一种草体。如果说宋到元的过渡伴随着一次“革命”，否定了南宋书画的风格和价值。元到明初的过渡则不同，在书法风格上没有产生断裂现象。明初的书法是元末书风的继续。 特别是康里巎巎(1295~1345年)、杨维桢(1296~1370年)和饶介(约1300~1367年)的书法对明初有重要影响。 康里巎巎，元朝高官，是第一个专写草书并因此闻名的书法家。有一段轶事说，康里巎巎听人谈到赵孟頫一天能写一万字，他回答说自己一天要写三万字后才搁笔，已习以为常。这也许有所夸大，但说眀康里巎巎的勤奋和快速，这是他的两个突出特点。 与鲜于枢相比，康里巎巎的笔势较轻，转折较圆润。他用力较均 匀，字的大小一致，着力点放得较低，这些都有助于增快书写速度。 严格说来，这些特点对其他任何书法家来说，可能是缺陷，但康里巎 巎的书法具有一种清新活泼、纯净脘俗的神韵，流畅而不柔媚，平和 而不单调，所有这些使他列于书法大家而当之无愧。 康里巎巎草书柳宗元《梓人传》卷糅合各种草体的卓越范例。它以今草为主，但有章草的笔势，和鲜于枢的《石鼓歌》相比，在草书类别上的变化很明显。康里巎巎的风格并不同于复兴的二王正统，如在鲜于枢比较精致的作品中所见的那样，而是呈现出一种新“面貌”，甚至更多地掺入章草的成分。 饶介书法是杨维桢和康里巎巎书法的混合物，他和康里巎巎一样，体现了今草和章草成分的新结合，两人对明初书法的发展有最强烈的影响。 杨维桢的个性太独特，他书法的风格过于怪僻，因此追随他的人不多，但是在他晚年，对于作为松江派的诗人和文学家，间接地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一定是由于他的风格，主要是由于他的个性的力量。 杨维桢的自书《元夕与妇饮》诗册页是一幅突显其风格特点的作品。虽然杨维桢主要以他的诗著称，但他的书法实际上是元代表现个性最有特色的。  ▲ 杨维桢《题邹复雷春消息》 杨维桢书法作品中，最重要的一幅是他在邹复雷《春消息》(梅花)画卷上的题诗和跋（佛利尔美术馆藏），其中的笔法呈现出大幅度的变化，浓重的墨色之后是干枯的淡墨，大小不一的字在观赏者眼前猛烈跳荡。书体是行书和草书的混合，但充溢着狂草的韵致。  ▲ 杨维桢《元夕与妇饮》 《元夕与妇饮》册页是篇幅较小的作品，但它包含了杨维桢书法一切突出的特点。其中的字向下伸展，向侧部倾压，看起来似乎堆积在一起，没有通常明晰的纵行之间的空白。角和直线占主要地位，浓重的墨色和蛛网般的撇捺及游丝形成对照。运笔的节奏快速果断，笔画的起笔劲健利落，形成三角形的“头”，接着以直捷的行笔；常用扁平的笔“腹”写出宽阔的横和竖。字的布局与一般不同，在紧密的分布中表现出强烈的空间感。笔画的局部，钩和撇、捺，常常偏离规范——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杨维桢所表现的艺术个性。与康里巎巎圆润轻盈、几乎一致的笔法相比，杨维桢的自我意识更强，更为怪僻、多变，这些特点和他的文学作品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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