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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报纸登出启事，要广大书法爱好者圈选出所推荐之古代诗词文赋150篇，提供给书法家做素材进行创作，然后从中评选出当代“名家”和“名作”。这个主意出发点很好，既传承经典又培养了人才。 但仔细一加分析，又感觉此法未免过于简单化，缺乏创见。把古人与今人、“名家”与“名篇”、“名篇”与“名作”孤立的、割裂地看待，如此培养“名家”倒是省事省力又快捷，但搞不好会让人们将如此“名家”拿去与温室大棚里培育的速生瓜菜作类比。  我以为，古代的名家、名篇与名作都是经过历史长河淘洗过的，都与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其“名家”、“名篇”、“名作”尽管是后人为其戴上的桂冠，但那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绝非一梦所创造。 比之笔墨技巧，今人并不比古人差，甚至在某些方面今人超过了古人，但是今人却很难再出现“二王”、颜柳欧赵、苏黄米蔡等大师了，原因何在？  一者，古人当时那种背景状况（农耕文明所造成的慢节凑生活、社会与政治制度、时尚以及书写工具、表述形式等等）消失远去。 二是文化氛围已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书法这种纯文化的、静态的、慢节凑的文人雅士的消遣交流方式已被快餐消费文化所取代。新生代崇尚追逐的是火爆和时尚，是一夜成名式的迅捷成功，他们受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影响，在现代语境中生活，很早就有了迫促感，压力使他们等不及积淀，讨厌悠然的节律，“依依呀呀哼上老半天”的京剧被列为抢救对象就是证明。  三是书写与文字表述方式的改变也使现代人远离了宁静与优雅。一方面是微电子时代无纸化办公迅猛普及，另一方面是古诗词文赋越来越少人读写。读者群的萎缩意味着我书写我心的交流圈子愈来愈狭窄。而用书法去表现冗长晦涩的新诗似乎还未被人们所普遍接受。 同时，历史上的名家大都是学者文人官僚饱学之士，其名作都是自己所为，而且大都与皇权政治密不可分。最为著名的当首推书圣王羲之了。而王羲之的粉丝乃盛唐明君太宗李世民，他喜欢右军到了入迷的程度，巨资搜购王书不说，死后还将王右军所书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带入坟墓，制造了著名的千古之谜。 怀素若非“担笈负籍”入皇城长安，“脱帽露顶王公前”的表演受到当朝权贵、诗人名流们的吹捧，难有今天“草圣”之名。宋人米芾出身贵族，有幸遍阅皇家书库的经典法书，又有与皇帝之间的笔墨故事做铺垫，历史不记下他的名字才是怪事。  颜鲁公就更不用细说，烈烈大忠臣，堂堂伟丈夫，适当朝廷危局之时率兄弟子侄为皇家戮力沙场，死的死伤的伤，他本人则临危受命，只身赴敌，以死报国，加之凛凛然挺身朝堂勇斗权奸，捍卫正义等等壮举，可歌可泣，史册永垂。苏东坡少年才俊，一试成名，仁宗、神宗朝之重臣，哲宗老师，与欧阳修齐名之文坛领袖，其诗词文章不仅引领时文风骚，而且皇家必读。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人们耳熟能详。集大真大善大美于一身，却命运多舛，经历坎坷，九死一生。这样充满传奇故事的人物，在书坛雄踞宋四家之首，被历史记住为后人传颂想是理所当然的吧。  如果细数那些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大家的书法家，基本都有一大堆与书法无关的光环存在。而且一旦被写进史书，不论正史野史，经过一代代传承，其文化意味便愈加浓郁，神秘感也更其强烈。 另外，不能忽略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名家产名作，书写的应该是自己的诗文，古人说“书者抒也”书法是书法家抒发情感的手段，只有真情实感自然流泻于笔端才有可能成为名作。当然也不排除与他人情感暗合神会的情况下书写他人诗文也能写出好的作品，但只能称为高明书手。  因为古法的掌握基本属于技能的问题，只要有一定的造型能力、模仿能力便可做到。但即使做到了也可能仍然与艺术相距甚远。 有种观点我很赞同：书法家是既能熟稔掌握古法，又有较深厚知识储备，具有很强的审美能力，并在一定历史时期较大范围内有社会影响力的书法人。这个概念是所谓“名家”的基础。如果连书法家都称不上，仅凭几幅书写他人诗文的好看的书法作品就想成“名家”，只能是痴人说梦。 在上述种种重大变化背景下，提倡今人书写古人诗文而期望出名家名作，只能是一厢情愿。那么在当今语境下如何才能培养名家推出名作呢？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和书法家们慎重探讨。 （唐国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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