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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 it is not a matter of rosy cheeks, red lips and supple knees; it is a matter of the will, a quality of the imagination, a vigor of the emotions; it is the freshness of the deep springs of life. (Samuel Ullman, “Youth”)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塞缪尔·厄尔曼，《青春》，王佐良译）  塞缪尔·厄尔曼（Samuel Ullman）的散文名篇《青春》（“Youth”）构思精巧，饱含哲理，王佐良的译文以高度凝练的措辞、优美的语言和忠实的文体精准地传达出原作的意图，单看译文本身，也是一篇文字、韵律皆美的中文佳作。 这段时间经历着高考、填报志愿、论文答辩、毕业典礼、学期论文、期末考试的人儿们，思飞君今日分享王佐良的新时期翻译观，愿你们像这位翻译家一样，青春永驻赤子之心。 王佐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多才多艺，著述等身，成就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文艺复兴式的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2001:97）。他不仅是一位著名教育家、杰出语言学家、出色作家和诗人、英国文学研究界权威、比较文学研究开创者、优秀编辑工作者，还是一位卓越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工作者（黎昌抱2009a:1—9）。他曾任中国译协理事，北京市译协副会长。 王佐良对翻译和翻译研究有着特殊的情结，究其原因，似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个人喜欢，二是研究需要。他曾说：“我是喜欢翻译的。有时候，当我写完了一篇所谓的‘研究’论文，我总是感到：与其论述一个外国作家，不如把他的作品翻译一点过来，也许对读者更有用”（王佐良1989:92）。王佐良一生译作以数量可观的经典诗歌和散文为主，也有小说（短篇）和戏剧；既有英译汉，也有汉译英。 他的译文篇篇都是精品，语言新鲜隽永，耐人寻味。王佐良不仅拥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在翻译理论方面也很有建树。由于研究需要，翻译活动伴随了他的一生，他边翻译边思考，不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翻译主张。这些翻译主张汇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思想——文体翻译观、文化翻译观、译诗观、理论与实践统一观以及新时期翻译观。   自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大凡谈翻译理论者，无不抬出“信达雅”，再述及“神似”“化境”，或搬来他山之石“功能对等”，就这样“你来我往”，似乎缺乏新意。然而王佐良却不津津乐道于前人总结的“信达雅”标准论、“神似”说和“化境”说，也不迷信他山之石，而是在已有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强调译文要用“活跃的语言”反映出原作的“动态”，即既要出神入化又要“流采溢香”（沈大力1996），就是他在新时期翻译观的灵魂。归纳起来，王佐良的新时期翻译观似可包含感悟传统和践行新说两个方面。 王佐良（1989:2）认为，中国翻译家有着一个独特的传统，从古代佛经翻译以及近代社会科学和文艺著作翻译的情况来看，该传统至少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高度使命感，忧国忧民，不辞辛劳；二是不畏艰难，勇挑难书、大书甚至成套书翻译；三是翻译方法多种多样，如直译、意译、音译、听人口译而下笔直书，等等。他指出，特别是在现代中国，许多一流的作家都同时也是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曹禺、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卞之琳，等等。翻译提高或发展了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参与也提高了翻译的地位，也促进了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对于严复的三字标准论，王佐良指出，如果我们暂且撇开为什么必须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才能传达“精理微言”不论，我们会看出严复的“雅”是同他的第一亦即最重要的一点——“信”——紧密相连的。即是说，雅不是美化，不是把一篇原来不典雅的文章译得很典雅，而是指一种努力，要传达一种比词、句简单的含义更高更精微的东西：原作者的心智特点，原作的精神光泽（王佐良1989:41）。 在“对等”问题上，王佐良更为强调的是比词、句层面上更重要的通篇“神似”。他说：“人们喜欢谈翻译中‘对等词’的重要，殊不知真正的对等词应该包括情感力量，背景烘托，新鲜还是陈腐，时髦还是古旧，声调是和谐还是故意不协律，引起的联想是雅还是俗等等方面的‘对等’，而且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的翻译中，还有比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更重要的通篇的‘神似’问题”（同上：17）。 关于“二元对立”方法论，王佐良指出要加以辩证看待：尽可能意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意译与直译的结合，该直译时就直译，该意译时就意译。 对于译语的使用，王佐良认为译语要生动活泼、新鲜简练。他指出：“有的人追求字面的美，因此或读古书，从中发掘词藻和成语；或看外国新刊，从中寻找新说法和时髦名词。如果确有必要，两者都可用；仅作装饰，哪样也坏事。往往是白文最顶用，也是最美。美不在文词，而在文词后面的思想。要语言锐利、新鲜，首先要头脑锐利、新鲜”（同上：4—5）。为达此目的，他认为译者还要深刻地体会原作者的思想感情，直至其最细微、最曲折处。 其一，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视野：语境和作者意图决定词义。 王佐良认为，翻译者必须了解原作的意义，然而确定意义却并不容易。他说：“词义不是简单地一查词典就得，而是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上下文里”（王佐良1989:7）。即是说，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词典上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一句话不只是其中单词意义的简单的综合，它的结构、语音、语调、节奏、速度也都产生意义。他指出，上下文（即语境）不只是语言问题，说话是一种社会行为，上下文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社会场合或情境，正是它决定了词义。所以“一词一句的意义有时不是从本身看得清楚的，而要通过整段整篇——亦即通过这个词或这句话在不同情境下的多次再现——才能确定”（同上：9）。他还认为，词义不能只看语言形式，还与用词者的意图有关。也就是说，社会场合或情境对于语言运用具有无比重要的作用。为此，他指出翻译者“应该在译文里传达说话人的意图以及他表示意图时在口气和态度等等方面的细微差别”（同上：9）。这一观点反映了他对现代语用学研究的努力与贡献。 其二，功能对等理论的新发展：为读者着想。 王佐良强调指出，一部作品要靠读者来最后完成，作者总有读者对象，而作品的效果又完全看读者的反映。至于翻译，他说，过去的翻译原则似乎都是给译者遵守的，何妨换个角度，看看读者关心的又是什么。也许有两点是读者都会要求译文的，即它应该可靠、可读。所谓可靠，是指译文忠实于原作，没有歪典、遗漏。所谓可读，是指译文流利，亦即“上口、顺耳”，即使是直译也要使人大体读得下去（王佐良1989:4）。 为此，他认为翻译“不能只看原作者意图或译者的意图，不能只管少数批评家满不满意，也要看读者接受的怎么样。这个因素应该考虑进去”（同上：36）。因为他认为实际上有时候译者纠缠不清的问题，读者认为无关紧要，而读者认为是很重要的东西，译者却疏忽了。 不过，他并不赞同“不同读者用不同译法”。为此，他十分严肃地指出：“现在甚至有一种极端说法，即针对不同类型的读者，出版不同的译文。我对此是怀疑的，因为我怕出现一种针对教育程度不高的读者群而准备的简化的译文，那就会象外语学生读的简化名著一样，只剩下了故事大概，而形象、气氛、文采等等都不存在了。但是，确要考虑读者，考虑读者可能有的反应，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译本要不断地更新”（同上：35—36）。他主张的“读者反映论”不仅是对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的一种丰富和发展，似乎还不失对目前国外功能翻译理论某些观点的一种中肯评判。 其三，翻译研究的文体学和社会语言学视角：适合就是一切。 首先，王佐良（1989:35）认为，译文要适合原作文体。不同的文体要有不同的译法。条约、法律、学术论著需要用庄重的文体，戏剧必须口语化，诗歌的翻译则不仅要有文采，还应该有意境。其次，他认为译语要适合社会场合。他说：“文体学的灵魂在于研究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社会场合。”“语言里最常用的语音、词汇、句法项目是全民共用的，然而每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对这些项目常须作出不同的选择。选择的目的是适合。适合社会、文化环境的语言就是能达成交际任务的得力的语言”（王佐良1988:82）。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必须注意语言与社会场合的关系，译文同样有一个适合社会场合的问题，同样必须根据原文的要求，运用各种不同的语类、文体。概言之，   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此外，他还告戒译界，一名翻译工作者，无论其有多丰富的翻译实践和多强的翻译能力，不应该什么都译，通常只适宜于翻译某一类作品，只应该译与他自己的风格相近的作品，无所不译，必然导致劣译，因为翻译是一个让译者适应他人风格的过程，又是一个对译作施加自己个性的过程。没有人能够掌握所有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王佐良将自己对文体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所得运用于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视野，从而为我国翻译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其四，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观：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 自20世纪后半叶起，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在继语言学转向之后又开始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文化转向，即翻译研究不再把翻译看成是语言转换间孤立片段，相反，它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谢天振2003）。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层面审视、考察翻译。王佐良（1989:18）指出，一个人要想真正掌握语言，他就必须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细致、深入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至于翻译，他认为译者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对原文的了解，因为原文中总含有若干外国人不易了解的东西，这就使深入了解外国文化成为十分必要。不仅如此，译者还必须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因为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最终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但翻译中译者面对的最大、最直接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 这样，译者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必须充分认识到，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王佐良1989:19），否则，就会望文生义，跌入陷阱。王佐良的这一文化翻译观似乎与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颇有渊源。 
（本文选自《中国翻译家研究》（当代卷），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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