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论文 释胡麻 ——千年悬案“胡麻之辨”述论 李昕升 王思明 摘 要： “胡麻”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传入中国，至迟在东汉中原地区已见栽培，南北朝时期已经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食用油的主流兼有代饭功能。但其别名甚多，时日愈久，代、假、充、冒、讳、隐的品类和名称愈多，“巨胜”就一直是一桩悬案，唐代以降“油麻”、“脂麻”等重要别名如雨后春笋，加剧了名物混杂的现象，于是从明代开始“胡麻”逐渐有了新的隐喻，这桩悬案变得更加纷繁芜杂。“胡麻”名实混杂、称谓混乱以及正名与别名长期共存，“胡麻之辨”亟待解决；“胡麻”各种名称的起源、传播、演变、嬗替和文本书写的方式值得研究。  本文原载：《史林》2018年第5期。作者简介：李昕升，博士，博士后（出站），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副教授。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天我们提到“胡麻”（以下双引号统一省略,除非另有含义），多是指一年生草本植物亚麻科亚麻属的亚麻（Linum usitatissimum L.），亚麻（亚麻分为纤维类、油用以及半纤维半油用三种类型，纤维亚麻的栽培始于20世纪初，本文所指均为在中国栽培历史最久的油用亚麻）是胡麻的正式名称，胡麻作为民间约定俗成的别称已经罕见于专业植物志等出版物，但因用语习惯根深蒂固依然被广泛应用，造成正名亚麻与俗名胡麻长期共存的现象，在口头表达和行文中数见不鲜。 以今天的视角观之，似乎胡麻就是亚麻没有什么问题，怎么又会和胡麻科胡麻属的芝麻（Sesamum indicum L.）扯上关系？这是因为历史时期胡麻曾长期指代芝麻，造成了胡麻称谓混乱、名实混杂，泾渭难分的状况从胡麻有就记载的汉代以降一直没有停止，古代名物训诂、本草分类一直围绕胡麻争论不休，揭橥了其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的现象。抛开今天的约定俗成不谈，我们不能以今推古。“胡麻之辨”并非那么简单，古文献所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从古至今围绕胡麻展开的铺陈一直没有停止，堪称“千年悬案”，史料记载的疏漏、抵悟又进一步误导了今天的研究者，因此有必要就“胡麻之辨”研究再出发，去伪存真，彻底辨析、考订史料，并对今人研究做出评述，正本清源。20世纪之后的研究，存在断章取义的解构、自说自话的建构，没有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自我遐想式样的解读史料，构建的结论自是空中楼阁。 后世学者众说纷纭，致使千年笔墨官司延续到今天。“胡麻之辨”可以分成三派：亚麻派、芝麻派和通用派。 亚麻派，最为肯定的说法莫过于吴征镒先生（因本文出现人名较多，统一略去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胡麻为亚麻，巨胜才是芝麻，胡麻在种植区的称呼民间一直沿用至今，吴先生对历史文献中认为胡麻是芝麻的说法逐个批驳，大有盖棺定论之意涵。石云涛虽然并不赞同吴征镒巨胜即芝麻的观点，但是同样肯定胡麻就是亚麻，石先生认为古人经常未能分辨胡麻与芝麻。帅瑞艳等不但认为亚麻就是古文献中的胡麻，而且中国可能是亚麻原产地之一。王达也曾撰文指出我国油用亚麻称胡麻。亚麻派均对胡麻文献进行了一定的考证，但对前人研究关注不够。 芝麻派，老一辈的学者占了大多数。俞德浚、蔡希陶、胡先骕在编译、校订第康道尔的《农艺植物考源》时就持这样的观点，并无疑议。李长年主编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第一篇“芝麻”就鲜明指出外来的芝麻是为了与中国原产的大麻相区别才冠名为胡麻，因此李先生辑录的胡麻类文献统列在芝麻之下。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芝麻篇也毫不含糊的认为芝麻初称胡麻。夏纬瑛认为胡麻之名原是属于芝麻的，传统社会末期才直呼亚麻为胡麻。彭世奖《中国作物栽培简史》芝麻篇亦是直接将胡麻默认为芝麻。此外，还有一些散论，如闵宗殿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农学卷》“中国油料作物栽培史”条目、王达撰写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芝麻栽培史”条目等，均倾向于胡麻是芝麻的别称。以上几位先生均默认胡麻原本就是芝麻，未浪费笔墨阐述“胡麻之辨”。近人亦偶有论述，强调胡麻为芝麻确诂。虽然这些先生众口一词，但是较少把亚麻纳入讨论范围，说服力不足。只有江苏省植物研究所通过芝麻、亚麻的比较得出胡麻就是芝麻的结论，惜立论不足、叙述简单。 通用派，即胡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分别可指代芝麻或亚麻。最早提出该观点的是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中国伊朗编》中。之后杨希义也独立提出了该观点，杨先生推断胡麻原为芝麻的古名和油用亚麻的俗称，古文献上胡麻多指芝麻，但宋代以后文献中胡麻偶尔会指亚麻，但是民间亚麻产区俗称为胡麻（包括西北地区的简帛）。赵荣光附议杨希义的观点。韩茂莉暗示胡麻一般为芝麻，少数情况为亚麻，如胡麻别称之藤宏就是亚麻。通用派的观点看似颇有道理，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观点容易让人堕入更深的迷雾，不知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何种文献胡麻才是亚麻。 胡麻有人认为最早追溯到西汉景、武之间成书《淮南子》：“汾水蒙浊而宜胡麻”，其实不然，《淮南子》依靠《太平御览》辑录得以留存，难免会存在错误，《淮南子》其他通行版本均是“汾水蒙浊而宜麻”，未见“胡”字，即使是《太平御览》卷六十四“汾水”、卷第八百四十二“麻”，转引《淮南子》相同的内容，均是“汾水蒙浊而宜麻”，《御览》自相抵悟，让人难以信服。更何况，《淮南子》成书距张骞出使西域相隔并无几年，域外植物很难传入。 亦有人言西汉末年《氾胜之书》已见胡麻：“胡麻，相去一尺”，但因该书早已散佚，后人在辑佚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串入的问题，石声汉辑本就无该句，所以慎重起见，我们不认为可以追溯到西汉。 胡麻最早确凿记载当见于东汉《四民月令》：“可种植禾、大豆、苴麻、胡麻”，崔寔原注并未解释胡麻为何物，只解释苴麻是“麻之有实者”（按，雌麻），可见胡麻已经是当时社会较为通行名称，名物不存在分离，虽然始见于《四民月令》（2世纪中期），至少已经栽培一段时间了。 《神农本草经》又见胡麻记载，早在宋代就有学者因为胡麻汉代始入中原而不知道《本经》中胡麻为何物。在今天看来《本经》成书年代考证已成熟，一般认为在东汉以降，梁启超早有论调“著者之年代则不出东汉末讫宋齐之间，可为定论”，暗合李今庸提出的成书年代应在三国时代，吴征镒认为《本经》是陶弘景伪造托古所作，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本经》各版本确实均有“胡麻……一名巨胜，叶名青蘘”，吴普注（又称《吴普本草》）曰：“一名方金……一名狗虱，立秋采”。 魏晋多位名医在《本经》上增录的资料，即方书《名医别录》，第一次提到胡麻“以作油”，以及“一名狗虱，一名方茎，一名鸿藏，生上党”。还有魏人张揖《广雅》：“狗虱、巨胜、藤宏，胡麻也”，很难判断《别录》与《广雅》包括前文《吴普本草》成书之先后，姑且认为三者流行在同一时期，总之，一下子多出胡麻五个别名：狗虱、巨胜、藤宏、鸿藏、方茎（方金），让人莫衷一是。 《本草经集注》在《别录》的基础上又言：“一名狗虱，一名方茎，一名鸿藏，一名巨胜。叶名青蘘。生上党川泽”，陶弘景注曰“八谷之中，惟此为良，淳黑者名巨胜。巨者，大也，是为大胜。本生大宛，故名胡麻。又茎方名巨胜，茎圆名胡麻……麻油生榨者如此，若蒸炒正可供作食及燃耳，不入药用也”。 可以说，陶弘景是胡麻分歧的最初根源，陶弘景之说后世争相引用，尤其是茎圆茎方之说陈陈相因，造成胡麻名实更加混乱。陶说之所以称为根源，在于其对胡麻名物进行了训诂，但解释语焉不详，提高了认识难度，按其说法巨胜和胡麻应当是胡麻的两个不同品种，但毕竟从陶开始巨胜和胡麻产生分歧，后世愈演愈烈。 唐人苏敬根据以上编修《新修本草》时补充：“此麻以角作八棱者为巨胜，四棱者名胡麻。都以乌者良，白者劣尔”。同为胡麻，根据蒴果进行了区分，未知苏敬是否认同陶弘景的说法，如是，则淳黑者、茎方、八棱为巨胜，茎圆、四棱为胡麻。至宋人苏颂《本草图经》对文献的误读更加明显：“谨按，《广雅》云：狗虱，巨胜也，藤宏，胡麻也”，曲解的《广雅》最初的文本，又结合陶弘景、苏敬的说法，苏颂判断“如此巨胜、胡麻实为二物矣”，对一物二名的说法提出了异议，接着又指出“世人或以为胡麻乃是今之油麻，以其本出大宛，而谓之胡麻也……又序例谓细麻即胡麻也，形扁扁尔，其方茎者，名巨胜。各说各异”，在胡麻篇下一目是油麻篇，胡麻和油麻的配图又不一致，不禁让人遐想连篇。我们先不进行油麻的考实工作，可见至迟到北宋，社会上已经就胡麻为何物产生了混乱的现象。 巨胜、油麻的问题还没有析清，“胡麻之辨”又多了一层新的迷雾——脂麻。脂麻的诞生问题我们同样暂且不深究，《图经》未提及脂麻，至少能够说明脂麻还不是十分流行，但是已经引起时人的关注，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梦中问道士何者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则胡麻之为脂麻信矣”。宋人基本认同胡麻为油麻的观点；但提到胡麻为脂麻的则相对较少，《鸡肋编》则只提及胡麻俗呼脂麻，未见油麻。诚如寇宗奭所说：“诸家之说参差不一”。李时珍倒是认为巨胜和胡麻是一物，但在附图时胡麻和巨胜是不同的形态，不明所以。 胡麻一物多名的现象，必然会导致命名混乱，即使最初胡麻只指代一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诞生其他的隐喻。这种混乱经过元、明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民国（期间“芝麻”、“亚麻”也开始广为流行），吴其浚在《植物名实图考》中阐述胡麻是一名多物——芝麻、亚麻，为了区分二者干脆称芝麻为胡麻、亚麻为山西胡麻。 胡麻是一个后发词汇是没有问题的，是为了区别中国本土的麻（大麻、汉麻）“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胡麻是从大宛还是西域哪里传入早已无从考究，胡麻代表的这一作物是汉代以降从西域传入大概没有问题。因此当芝麻原产论被提出后，胡麻被赋予的作物指向便开始偏离芝麻。 芝麻原产论的根据，主要便是浙江杭州水田畈、浙江湖州钱山漾、江苏吴江龙南等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道发现了芝麻。根据上述发掘报告，既然中国是芝麻的原产地之一，胡麻也就自然是另有所指了，这是亚麻派的观点之一。然而，这些“芝麻”种子自发掘之始就伴随着怀疑，之后逐渐推翻了该结论发现其实为甜瓜的种子，亚麻派却一直援引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错误发掘报告，以讹传讹。 早在1983年，浙江嘉兴雀幕桥遗址就发现了与上述遗存相同形态的种子，经鉴定是栽培甜瓜（小泡瓜）没有发育好的籽粒；2004年钱山漾遗址再发掘时，也发现甜瓜种子参差不齐的现象，小的便是类似上述遗存，郑云飞的实验也肯定不是芝麻而是甜瓜籽。游修龄进一步指出：芝麻种子基部大的一端钝圆而平，甜瓜种子基部大的一端圆而尖形，钱山漾“芝麻”遗存恰恰是典型的甜瓜种子。 其实，即使暂且认为这些籽粒是芝麻，地大物博的中国只有这么两三处芝麻遗存难道不奇怪么？总之，迄今为止也没有更多的考古发掘、野生种质资源的发现和先秦、秦汉文献来佐证其存在的合理性。所谓的发掘报告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孤证，同样案例也发生在花生、蚕豆、番茄的身上。 芝麻原产论的观点，还认为先秦文献中的麻包括芝麻，该观点确实惊世骇俗，历史时期的麻，从古到今考证颇多，尤其是作为粮食作物的总称“五谷”、“六谷”、“九谷”等中的麻，除了大麻别无他物，直到隋代前后，《切韵》中麻的概念又增加了苎麻，此后麻的外延不断扩大。该观点的重要论据一是《急就篇》：“稻黍秫稷粟麻秔”，唐人颜师古注曰：“麻谓大麻及胡麻也”，颜注经常被作为史游原文，这种解释后面又被方以智在《通雅》中集成。最想当然的的说法莫过于清人刘宝楠《释谷》：“中国之麻称胡者，自举其实之肥大者言之，如胡豆、戎豆之类，不以胡地称也”，就是释“胡”为“大”义，胡麻乃中国原产；孙星衍在《本经》的注同样秉承了该观点，近人有人言“胡麻的“胡”盖取喻于戈戟，从其植株形态得名”，不管所谓“胡”的语义为何，都无法解释为何在凿空西域之前没有出现胡麻，终究不过是擅自测度。 芝麻原产地有四种观点：非洲说、爪哇说、埃及说和巽他群岛说。其中非洲说最能站得住脚，无论是中东的文献资料、非洲的野生近缘植物都可以支撑这一观点，劳费尔、第康道尔等均支持非洲说。流行说法就是在史前时期芝麻从非洲引种到印度，品种分化后分东西两路传播，东路即进入中国。更为重要的是芝麻在伊朗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劳费尔肯定的认为芝麻经由伊朗传入中国。 相比较芝麻较为清晰的情况，亚麻则是一笔糊涂账，原产地多元论是一种比较好的解释：“亚麻之俗名如此之多，在欧洲、埃及与印度之栽培又复如此之古，且印度之亚麻又专供榨油之用，故作者甚信此数种亚麻，系在异地各别起源栽培，并非互相传输仿效”，且并未提及亚洲原产，传入亚洲（包括中国）之时间亦难以确定。 要之，芝麻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从伊朗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被命名为胡麻以区别大麻是比较符合历史演进规律的。换言之，中国历史上早期记载的胡麻均是芝麻。 逆向思维，如果早期胡麻是亚麻，那么芝麻的名称是什么。油麻、脂麻、芝麻名称出现均是在唐代以后，而且油麻、脂麻根据文献记载在分明与胡麻是一物。即使我们姑且认为亚麻和芝麻一道在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从域外传入，如果胡麻是亚麻，那么芝麻称之为？二者含糊的统称为胡麻的情况是不可取的，因为二者区分度是相当大的，古人没有理由会如此省事的同名异物。而且芝麻比亚麻的用途更广、适应性更强，因此分布更加广泛，难以想象芝麻一直匿名到唐宋才出现自己的专属名称。坊间常见的说法是芝麻古称巨胜。我们先就巨胜考镜源流。 巨胜等同芝麻的始作俑者是陶弘景。首先，陶弘景之前，未闻“八谷”（黍、稷、稻、梁、禾、麻、菽、麦），只有“五谷”、“六谷”、“九谷”，所谓“八谷”是陶弘景杜撰，它们并不是八种并列的作物，陶第一次提出胡麻“本生大宛”，被后人争相沿用，实际上在信史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胡麻来自哪里，诚如劳费尔诉说“（来自大宛）这种幻想不能当做历史看待”，更加有趣的是，陶认为八谷中的麻就是胡麻，充分反映了陶并不熟悉农业生产或故意为之。麻是胡麻，提出后不断被后人因袭，上文提及的颜师古注《急就篇》极有可能就受到了陶弘景的影响。 在陶弘景之前，巨胜本是胡麻的别称之一，陶弘景提出了“茎方名巨胜，茎圆名胡麻”。我们要追问的是，如果这不是陶弘景的臆断，为何在陶之前的文献中，巨胜一直是胡麻的称谓之一？如果之前巨胜的特征是茎方，为何会与茎圆的胡麻混淆？显然，茎方、茎圆不能真正反映巨胜和胡麻的区别。所以清人王念孙才一直坚信巨胜、胡麻本是一物，即使把巨胜作为胡麻的一个特殊品种也是不能同意的，“胡麻一名巨胜，则二者均属大名，更无别异，诸说与古相远，不足据也”。此其一。 亚麻与芝麻可以从很多层面进行区别，植株形态如子实、蒴果、株高、花色等，依靠微观的茎的形状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区分方式，如此区分只能让人联想到巨胜和胡麻其实是一种作物的不同品种，只能从细微之处考异。事实上，根据陶弘景本人的论述他也是将巨胜和胡麻当成一个“种”，而没有视为不同的“属”。所以苏颂说：“疑本一物而种之有二，如天雄、附子之类，葛稚川亦云胡麻中有一叶两荚者为巨胜是也”，可见葛洪也就认为巨胜是胡麻中“一叶两夹”者；李时珍可以为该说法盖棺：“巨胜即胡麻之角巨如方胜者，非二物也”，至于李时珍所绘之巨胜图与胡麻图叶子均是互生，胡麻图确为芝麻，差别主要在于巨胜的叶子为鸭掌形，当是绘制错误，此巨胜图也不可能是亚麻或其他。此其二。 从植物分类学的角度，根据微观茎干进行区分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亚麻茎圆柱形不假，但是芝麻恐怕无法用依据茎方一言以蔽之，芝麻“基部和顶部略呈圆形，主茎中上部和分枝呈方形”，加之芝麻品种多样（尤其今天无法揣测中古时期的芝麻形态），无法单纯判断芝麻茎的形状。根据我们田野调查所见和老农之言，用不规则的方形来形容最为合适。正因依靠茎之方圆难以区分，所以李时珍才说“今市肆间，因茎分方圆之说，遂以茺蔚子伪为巨胜，以黄麻子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此其三。 要之，胡麻就是巨胜、巨胜就是胡麻，同物异名而已，如果认为巨胜就是芝麻、胡麻自然也是。那么巨胜等别名是怎么诞生的？笔者已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了论证，胡麻即为芝麻，下文从文献学的角度继续论证。 笔者发现作物的同物异名现象虽然极其常见，但多是由于时代、地域的差异造成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胡麻一般自有记载以来就伴随着四五个异名的情况实属罕见。 《广雅》中的记载“狗虱、巨胜、藤宏，胡麻也”，是关于胡麻最早的记载之一，狗虱、巨胜、藤宏后人多有解读，仅举一例“巨胜即胡麻之角巨如方胜者……狗虱以形名……弘亦巨也，别录一名弘藏者，乃藤弘之误也”。我们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解读该史料，曹魏距离胡麻引种的时间不久，估计尚不到一百年，既然已经有胡麻这样的正统名称，有必要再增加三四个其他名称使人迷茫么？以狗虱为例，狗虱比喻胡麻的子实可算贴切，但强出生物狗虱来命名胡麻必会导致称谓混乱，单独使用不知究竟为虱子还是胡麻。因此，我们认为，《广雅》中狗虱、巨胜、藤宏，意在强调胡麻的特征，而不是作为胡麻的别名。所以《本经》也只记载了巨胜，而未见胡麻其他名称，到陶弘景时则能动的利用了《广雅》原文，将之纷纷作为胡麻的别名书写进了《本经集注》。 用狗虱形容芝麻的实还是比较贴切的，狗虱大小与芝麻差不多，而李时珍将亚麻称为壁虱胡麻，则是因为亚麻与壁虱（蜱虫）形态差不多，大于狗虱，从这个层面上也可以论证胡麻（巨胜）确系芝麻。 《齐民要术》第一次详细记载了胡麻的栽培技术，不仅在“种麻第十三”专门大篇幅阐述，在“杂说”、“耕田第一”、“种谷第三”、“种麻子第九”均有论述，标志着胡麻已经完成本土化，融入了精耕细作的传统种植制度。《要术》记载的胡麻栽培技术包括农时、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均是芝麻无疑，缪启愉在校释时说“胡麻，即脂麻、油麻，今通作芝麻……甘肃等地称油用亚麻为胡麻，非此所指”。缪先生为什么如此确定，本文仅举一例进行说明，《要术》特别指出“种，欲截雨脚。若不缘湿，融而不生”，就是说胡麻要趁下雨没有停时播种，否则就融化，难以发芽。这是因为芝麻种子细小，不能深播，要求耕层疏松深厚，表土层保墒良好、平整细碎，所以顶土力弱且细小的芝麻种子，一般不覆土（或覆表土），但这样很容易失水，雨后接湿播种，也没有后顾之忧。至于亚麻在栽培学中并没有这个注意事项。实际上，李时珍早就指出：“贾思勰《齐民要术》收胡麻法，即今种收脂麻之法，则其为一物尤为可据”。 芝麻的常用别称“脂麻”、“油麻”我们不作为论据，因为亚麻同样出油，同样可以成称为“油麻”，至于“脂麻”，历史时期均是指芝麻，但因“脂”也有油之意，作为一项严谨的考证工作，我们仅从胡麻和芝麻的语境出发。 《新修本草》提出了一种巨胜和胡麻的鉴别方式：“此麻以角作八棱者为巨胜，四棱者名胡麻”，我们已经知道巨胜就是胡麻，再重新审视这段话会有新的发现——蒴果。亚麻的蒴果都是球状形态，只有芝麻的蒴果呈短棒状，蒴果上有四、六或八棱，芝麻每一叶生蒴果数与花数基本一致，分单蒴和多蒴。要之，凡是涉及蒴果棱数问题的均是芝麻，《食疗本草》：“山田种，为四棱”，均可以见唐人已对芝麻有了清晰的认知，在叙述方式上并不会张冠李戴，宋人罗愿《尔雅翼》秉承了这种观点。 《本草图经》云：“葛稚川亦云胡麻中有一叶两荚者为巨胜是也”，一叶多蒴的情况也更加倾向于芝麻。再者，《本草图经》又云：“生中原川谷，今并处处有之……苗梗如麻，而叶圆锐光泽，嫩时可作蔬”，一者，亚麻栽培区域以西北为主，芝麻才堪称“处处有之”；二者，亚麻叶互生、叶片线形、线状披针形或披针形，只有芝麻叶矩圆形或卵形，因此“叶圆锐光泽”，必是芝麻叶。 《四时类要》在书写胡麻时除了“叶圆锐光泽”之外还描绘了花色、蒴果、生长特征等，分明为典型的“芝麻开花节节高”，“秋开白花，亦有带紫艳者，节节结角，长者寸许，有四棱、六棱者，房小而子少，七棱、八棱者，房大而子多……有一茎独上者，角缠而子少，有开枝四散者，角繁而子多……其叶本圆而末锐者，有本圆而末分三丫如鸭掌形者”。《农桑衣食撮要》在“种芝麻”条中最早直接指出芝麻“又云胡麻”。 李时珍的工作最为卓越，陶弘景之误在《纲目》中已经彻底澄清，李时珍通过一系列的释名、集解和自我思考，得出的结论自然与我们相同，不过近人单从字面意思误读了他的想法，单纯认为李时珍认同胡麻是脂麻但不是芝麻，原因是“[释名] ……油麻（食疗）脂麻（衍义），俗作芝麻，非”，本段名为“释名”， “芝”与“脂”谐音，李时珍认为“芝麻”当是“脂麻”在传抄过程中的误写，故进行了纠错，并不是说“脂麻”不是芝麻，联系下文亦可肯定为芝麻。明人著作如《三才图会》、《闽书》、《群芳谱》、《本草原始》、《野菜博录》、《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通雅》等经推敲均可知胡麻确系芝麻，不再一一尽述。 胡麻自有文献记载以来就放在谷属（部），甚至列席谷部第一，还在大麻之前，何也？盖因《神农本草经》将之列为“本经上品”，以后成为本草书定例，直到《植物名实图考》时依然如此；胡麻作为粮油作物，即可当饭又可用油，作为饭食味道尚佳加之一些特有功效（包括形塑的功效），被视为上等食物，作为油料亦被视为上佳，具有一般粮食作物所没有的特征，自然被一直跻身谷之属。 最早关于胡麻可食当在《本经集注》：“熬、捣、饵之，断谷，长生，充饥”，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陶弘景“八谷之中，惟此为良”，虽是把大麻误作胡麻，未尝也不是该意。正史中《魏书·岛夷桓玄》最早记载“江陵震骇，城内大饥，皆以胡麻为廪”，知其在粮食作物中的重要地位，是为重要救荒作物。《齐民要术》云：“人可以为饭”，王维有诗：“御羹和石髓，香饭进胡麻”等数首，寇宗奭补充“此乃所食之谷无疑”，唐代《杜阳杂编》记载奇女卢眉娘“每日但食胡麻饭二三合”，类似“胡麻饭”记载不绝于书。《天工开物》推崇备至：“凡麻可粒可油者，惟火麻（按，即大麻）、胡麻二种，胡麻即脂麻……今胡麻味美而功高，即以冠百谷不为过”，当然胡麻榨油更加有利可图，所以“收子榨油每石可得四十余斤，其枯用以肥田，若饥荒之年，则留人食”，宋应星在下文又同时提到亚麻不堪食，则胡麻为芝麻确矣。宋应星说：“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按，麻指大麻和胡麻）”，可见直到明代后期，胡麻才退出主食地位，但之后依然居谷之属。以上胡麻如是芝麻的话，一切是顺理成章的，亚麻呢？ 在不能确定亚麻别称的情况，我们先观察确定描绘亚麻的历史书写。《本草图经》被认为是亚麻可能的最早记载，只简单描绘了“亚麻子”的基本性状。《纲目》才有了一次较为详细的叙述：“今陕西人亦种之，即壁虱胡麻也，其实亦可榨油点灯，气恶不堪食，其茎穗颇似茺蔚，子不同”。亚麻适口性差，所以李时珍才说亚麻“气恶不堪食”。清代《采芳随笔》谈到亚麻时也压根没有提到可食。《植物名实图考》山西胡麻所配图很明显就是亚麻了，吴其浚指出“其利甚薄，惟气稍腻”，再到民国《尔雅谷名考》又言：“此虽麻类，只堪入药，与农家所种之麻无涉，惟名亦习见，录之所以杜淆乱也”。以上是较为集中记载亚麻的文献一览，众口一词，认为亚麻种植很少，且不堪食用。如此确实很难与历史上常用粮食作物的胡麻相匹配。目前关于胡饼的研究颇多，关于胡饼名称由来的解释之一，即“以胡麻着上也”，研究者均认为胡麻为芝麻，芝麻醇香可口，“漫冱”于饼上是上上之选，与今天何其相似。 我们不厌其烦的论证都这里，结论已经呼之欲出。此外，文献（如《陈旉农书》）所见南方一带也常有胡麻，而亚麻多不适合在南方种植，除了西南边陲根本罕有栽培种；同为油料作物亚麻在食用油方面也不可能有胡麻这样的广度和深度（下文再涉），这都是应当冠名芝麻的，限于篇幅就不再展开第六论、第七论了。胡麻名实考论，至此可以休矣。那么笔者在开篇就提到称亚麻为胡麻的现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胡麻的名称发生了哪些沿革和分歧？ 如前所述，胡麻即是芝麻，贯穿了传统社会的始终。在芝麻传入早期，有别名狗虱、巨胜、藤宏、鸿藏、方茎（方金），但是一般并不单独出现，而是与胡麻一起出现；巨胜出现频率次之，因陶弘景关于茎方茎圆的解释受到关注度最高。在唐代以降狗虱、藤宏、鸿藏、方茎（方金）这些杂名逐渐退出历史文本，很少被人提起时，巨胜仍然被人津津乐道，历代关于芝麻的训诂都必提到巨胜，关于芝麻的简单描写，也会提及巨胜，如《花镜》中芝麻的别称就只提及了胡麻、巨胜。我们考证巨胜虽和芝麻为一物，但究竟是巨胜是否是“胡麻中丫叶巨胜而子肥者（按，大概为胡麻八棱者，因八棱蒴果房大而子多）”则是见仁见智了，我们更倾向于早期巨胜和胡麻并无区别，仅是如狗虱的一般别名，巨胜是从陶弘景开始被层累建构的。 古人亦知别名多会让人误解，因此芝麻除了大名胡麻外，其他杂名较少出现在正史、农书中，一般只是顺带一提，辞书、本草书则会考据一番。至迟到了唐代，杂名出现频率已经大大降低，如《纲目》记载：“杜宝《拾遗记》云，隋大业四年，改胡麻为交麻”，即使属实，没有群众基础且无甚意涵，必然难以流传。但是随着四民对芝麻认识的加深，芝麻又衍生出新的别名，几与胡麻分庭抗礼，首先是油麻。 油麻，笔者所目及，最早出现在唐《食疗本草》。《食疗》胡麻篇只记载胡麻一称，暗合笔者提出的返璞归真之意。胡麻篇下麻贲篇上第一次出现了“白油麻”篇，顾名思义，当是白芝麻，提到“其油，冷，常食所用”，就是说白油麻产的油是我们日常食用的油，因此我们认为白油麻就是白芝麻。自从芝麻传入中国之后，成为食用油的主流，实现对大麻、荏子、动物脂肪油的嬗替，以芝麻为中心的油料作物在种植空间上南北兼行，在南北朝已经从中原地区南传到岭南地区。前引《天工开物》可见人民对芝麻的利用以油分为主、饭食次之，一方面，芝麻油醇香可口是油中上品，有“油通四方，可食与燃者，惟胡麻为上”的说法，另一方面，芝麻出油率高更加有利可图，《天工开物》的“每石可得四十余斤”已经足以傲视，《物理小识》中有载“饱芝麻二石，可百二十斤”，较其他列举的油料作物颇具优势。至于为什么单称白芝麻为白油麻，或是因为“白者油多”，含油量比黑芝麻多。要之，用油麻来命名芝麻是很贴切的。 自油麻在唐中期出现之后，流行日渐日广，唐代最重要的农书《四时纂要》种胡麻篇就仅提到了油麻，有唐一代，油麻经常单独使用，如杜佑在《通典·荐新于太庙》、孙思邈在《千金方》多种药方中都提到了油麻，敦煌文书频繁记有油麻。油麻在北宋已经家喻户晓，《太平广记》等均作为芝麻唯一名称书写。因此苏颂才感叹“世人或以为胡麻，乃是今之油麻”，好歹有人尚知胡麻与油麻的关系，但应当出现了一定了疑惑，苏颂在胡麻篇之后又出一油麻篇，但全无性状描写，只有主治描写，但是根据配图，分明就是芝麻，自相矛盾，倒是胡麻的配图“晋州胡麻”不像芝麻，颇似藜科植物，古人画法并不准确，乍一看去让人颇为困惑。正因为有了去伪存真的必要，所以稍后沈括信誓旦旦的说：“胡麻直是今油麻，更无他说”。 在北宋后期，油麻还在流行，脂麻方兴未艾，“油”与“脂”近义，脂麻或许是从油麻开始的自然过渡。最早在《通典·守拒法》中找到脂麻的蛛丝马迹，止有一词，确凿的例子就是苏轼之发问了——脂麻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本名”胡麻的混乱，故苏轼发问“梦中问道士何者为胡麻？道士言脂麻是也”。到北宋末，脂麻开始屡被人提及，传播日广，这种势头得以一直延续。寇宗奭说：“胡麻，诸家之说参差不一，止是今脂麻”，接着称白芝麻为白油麻，反映了北宋末期油麻、脂麻两种称呼并行不悖。 南宋，提及脂麻增加了不少，但油麻仍有一席之地，二者仅次于胡麻。罗愿仍只提到胡麻“一名油麻”，《陈旉农书》、《种艺必用》等都对油麻大书特书。郑樵指出胡麻“今之油麻也，亦曰脂麻”，庄绰说胡麻“俗呼脂麻”，更多诸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武林旧事》等均有记载。充分反映了南宋油麻与脂麻之间互相抢夺阵地的过程，但直到元代脂麻才取得了相对优势。钩沉文献，元代以降油麻一直都有流传，但使用脂麻频率逐渐拉开与油麻距离。 一般而言，认为芝麻是“芝”字谐音“脂”，本自音谐，世传误写。也就是说“芝麻”诞生要晚于“脂麻”。笔者钩沉文献，发现芝麻虽然流行晚于脂麻，但在诞生时间上或许处于同一时段。 芝麻一词最早记载或许见于唐《四时纂要》：“又缕悬苇炭，芝麻稽排，插门户上”，是说正月把芦苇烧成的灰炭用线连起来，挂在芝麻杆上。当为脂麻的误写，但当时脂麻也不甚流行，所以芝麻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然宋代尤其南宋一些典籍偶有记载，如《物类相感志》、《梦梁录》等。直到元代脂麻开始超越油麻，脂麻的双生子芝麻，也同样得到发展，二者可谓一荣俱荣，芝麻的流行仅比脂麻稍慢一步，至迟到元代也已经迎头赶上。 元代，脂麻、芝麻都第一次被写入农书。《农桑衣食撮要》除了三月“种芝麻”外，还有九月“收芝麻杆。芝麻杆收入米仓内，则米不蛀，晒干可点火”，但元代三大农书的另两部农书，均是脂麻、芝麻混合利用，《王祯农书》胡麻篇说：“胡麻，即今之脂麻是也”，“备荒论”和“油榨”中又反复出现了芝麻；《农桑辑要》胡麻篇则只见脂麻一个别称，但在蔓菁篇却又提到了芝麻。 元代饮食学论著《饮膳正要》分别记载了胡麻和白芝麻，《饮食须知》则是分别记载胡麻和白脂麻，区别也在芝麻和脂麻。无论是白芝麻还是白脂麻均是取代《食疗本草》中的白油麻，包括上述三大农书及其他，均少提到油麻，反映了油麻的热度的下降，但仍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明季还是经常被人提及，仅是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清季更是如此。总之，元代脂麻、芝麻混用情况明显，脂麻和芝麻同物同义，并不需类似“脂麻又名芝麻”这样的诠释，这是在名称使用的初期才会出现的状况，时间推移，二者必然会罗列清晰，不会肆意使用，甚至会发生嬗替。 纵观元明两代，胡麻虽然仍是大名，但却开始受到脂麻、芝麻的冲击，呈现分庭抗礼之势，不过脂麻、芝麻内部也产生了排他的竞争，入明以来，脂麻、芝麻并行不悖，到清代芝麻逐渐胜出（脂麻、油麻也并未淘汰，频率以脂麻次之，油麻再次之），作为胡麻的主要对手。 如明初《救荒本草》：“俗名脂麻”，《臞仙神隐》则是三月“种芝麻”。针对这种书写混乱的现象，李时珍觉得有必要去伪存真才说：“脂麻，俗作芝麻，非”。徐光启也校正胡麻“即俗名脂麻也，作芝麻者，非”。但毕竟芝麻流行之趋势不可逆，所以王象晋干脆来了一个大杂烩：“脂麻，一名芝麻，一名油麻，一名胡麻……”，一劳永逸。清代以降，芝麻在取得了对脂麻的优势之后，逐渐超越胡麻成为大名，发展到民国已经具有了绝对优势，胡麻逐渐已沦为杂名，甚至和亚麻混为一谈，发展到今天已经三人成虎、弄假成真了。 一千多年来胡麻一直是芝麻的大名，即使受到其他名称的冲击也始终屹立不倒，清代以降才因芝麻的崛起而不再作为主流名称，我们探究的“胡麻之辨”明显在胡麻、巨胜之外，更多是在分辨胡麻和亚麻。胡麻之所以称为亚麻的代称，一方面是因为胡麻自身的原因，这是主要原因，第二就是因为亚麻的乱入。 亚麻，早年有人根据亚麻野生种在我国广有分布就推定亚麻是中国原产是证据不足的，事实上其传入时间、路径均不可考，如劳费尔一样经常有人认为亚麻在一世纪通过丝路传入我国，之后长期与芝麻混称于胡麻或干脆就是胡麻，本文第三部分我们已经连篇累牍的详加探讨，不再多费笔墨。该错误理论的源头一是以今推古，认为今天的胡麻就是历史的胡麻，再结合一些错误文献的佐证和对正确文献理解的偏差、断章取义，并认为偶尔个别古人有所怀疑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二是芝麻、亚麻虽然植株形态差距较大，但其在榨油上确实又有雷同，容易让人浮想联翩，于是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如单纯认为古人见到吃到的俱是普遍种植的芝麻食品，所以见了胡麻一词便认为是芝麻，又如认为古人缺乏实践经验，前人书中语焉不详，根本分不清芝麻与亚麻，只能一味的沿袭前人的错误，等。 亚麻《本草图经》始有著录：“亚麻子出充州，威胜军，味甘，微温，无毒。苗叶俱青，花白色，八月上旬采其实用，又名鸦麻，治大风疾”，这是亚麻最早的确凿记载，但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问题主要集中在附图“威胜军亚麻子”上，威胜军是山西地名，图中叶轮生，夏纬瑛因花白色认为其为茜草科植物，其实亚麻花亦有白色，笔者倒是认为像唇科植物（茺蔚），姑且认为这确系亚麻最早记载，或是因为处在亚麻传入初期，时人对亚麻性状认识尚不清晰。到李时珍时，“今陕西人亦种之，即壁虱胡麻也，其实亦可榨油点灯，气恶不堪食，其茎穗颇似茺蔚，子不同”，根据描写当是亚麻，但所画之图基本是仿照威胜军亚麻子，但叶腋内没有实，李时珍特别强调“其茎穗颇似茺蔚，子不同”，这点很重要，说明不是茺蔚，可能真的是古人画功的问题，威胜军亚麻子应是亚麻。此外，李时珍将亚麻称之为壁虱胡麻，亚麻和胡麻开始发生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信号，在此之前不能判断亚麻与胡麻的关系。 关于亚麻的记载其实并不多，其抗逆性、适口性（作油）、出油率都不如芝麻，无法与芝麻相颉颃，所以亚麻只是局部栽培，今天主要分存在中国的华北、西北地区，以内蒙古、山西、甘肃、新疆四省产量最大，其他北部、西南省份也有零星种植，传统社会末期范围更加狭窄。有清一代亚麻记载寥寥，《采芳随笔》传抄前人观点而已，直到《三农纪》相对丰富一些： 李时珍时代还没有如此混乱，到清代部分已经混乱不堪了，上文就是明证，首先亚麻外形不可能“形略芝麻，结角四五棱”，完全是不同属的作物，已然将亚麻与芝麻混杂；芝麻从宋代开始就加工为“麻枯”用于肥田，未闻亚麻取而代之，张宗法提出了一个更加奇思妙想的想法便是“弧麻”，张宗法在芝麻条已经先行阐述，“沈存中云，汉使张骞，得种外地，得之种乃弧麻，非胡麻也。胡麻，华中原有之谷，后世未考，混称误注，以同音谬释耳”，歪曲了沈括的原文，致使胡麻和亚麻发生了混淆，其实张自己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来他考《本草》亚麻和胡麻就不是一物，二来芝麻条他已指出“色黑者名胡麻、芝麻……” 张宗法虽有如上的误解，但并不占主流，高润生就曾指出亚麻“今山、陕人即呼为胡麻”，可见在区域上称亚麻为胡麻的主要为山西和西北地区，后被张宗法之类的有心人道听途说，自然错误连环，高润生接着说，“此虽麻类，只堪入药，与农家所种之麻无涉，惟名亦习见，录之所以杜淆乱也”，已经诠释的非常清楚了。 但是，因胡麻之名流行了上千年，自从亚麻与胡麻发生混淆之后，一时间胡麻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乃至于吴其浚之类的专家虽能明显区分胡麻和亚麻，但竟不知该作物之名，自取别名为“山西胡麻”，也是无奈之举。而自《图经》传下来的威胜军亚麻子，吴其浚以为是他物，与山西胡麻并行存在，并援引李时珍的话语，吴其浚绘制威胜军亚麻子图其实也不是亚麻，而是茺蔚，李时珍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被放错了位置，应在山西胡麻下。 自有亚麻的记载以来明显是和胡麻可以区分的，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自然过渡，自然有上述亚麻（油）的原因，胡麻自身又出了哪些问题？ 胡麻与芝麻的指向上的分歧其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亚麻的乱入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契机。这首先要从胡麻的“大义”上说起，域外传入的作物的命名方式常喜用“胡”、“番”、“洋”加一本土作物之字，组成复合词，如此命名方式简便易明，但也容易让人产生一定的混乱，因它们可以泛指由域外传入的作物，如就胡豆、胡瓜为何物就打过笔墨官司，具有地方性知识的色彩。私以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凡是带有域外指向名称的作物，在传入中国之后都会衍生新的名称，用以区分，即使其最初名称仍然在使用。总之，胡麻在广义上可以泛指一切自域外传入之“麻”，亚麻正好符合这个特点。 胡麻流传到明代，已经流传了上千年，其别名越来越多，必然会增加人民的识记的困难，在任何时代一种作物的主要名称必然只有一个，也是最常用的名称。但是，从唐代开始，自油麻诞生以来这种问题就一直存在，巨胜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但至少还是在胡麻内部的讨论，从《食疗本草》开始，胡麻之外单列一“白油麻”前文已述即白色的胡麻，或许孟诜是因为二者含油量和食疗功能上的小别如此书写，但后人不知其所以然，定会有人误以为是两种作物，《嘉佑本草》就在单列白油麻篇后说：“新补药，见孟诜及陈藏器、陈士良、日华子”，似与胡麻列为二物，《本草拾遗》亦是如此，到《本草图经》时干脆分列胡麻与油麻，附以不同两个植物图，已然不同作物矣。脂麻的情况亦相类似。必然会在社会变迁中掀起波澜，以为异名异物。本着去伪存真沈括、苏轼、寇宗奭等才不断的自问自答，来明晰胡麻即油麻即脂麻。胡麻的发展史困然坎坷，在中古学者们的矫正下尚能保持本来面目、正确传承。 如果说明代以前胡麻尚能占有一定的优势，不被众生遗忘，明代之后则是和脂麻、芝麻二分天下了，被替代概率就大的多了。谬误与分歧、引申与隐喻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明以前的分歧，即使胡麻与油麻、脂麻相背离，被“割裂”的胡麻只是作为胡麻存在，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并非能够引申到一个确实存在的作物，明代以后的隐喻则是亚麻。 明代脂麻、芝麻大兴，压缩了胡麻的空间，李时珍、徐光启之类的实践派自然能够识别，但各种假说甚嚣尘上，有断章取义者，有主观臆断者。《臞仙神隐书》三月载“种芝麻”，八月载“种胡麻”，貌似为二物，实际上有春、夏、秋芝麻，可在不同时期栽种，朱权明显是将二者视为不同作物，其实根据描写均是芝麻，且即使胡麻是亚麻，也不可八月种。《名义考》更载：“胡麻，似脂麻而大，胡麻秸短而圆，一名藤苰，脂麻秸长而方，一名苣蕂，皆可压油，古以为饭，郑司农以居五谷之首，今脂麻南北皆有，胡麻惟陕西近边一带有之”，该说法是第一次把胡麻作为亚麻，并套用了芝麻古名藤宏。清代芝麻、脂麻进一步挤占了胡麻的空间，典型充、冒的如《瑟榭丛谈》：“盖关外烹饪，多用胡麻油，边庭所产气味恶劣，不可向迩, 其茎纤直而短，花开顶上作蓝色，与内陆脂麻花白而茎分四棱六棱者，形质全别，不得误仞为一也”，至清末吴其浚都已经觉得奇怪：“山西胡麻，山西、云南种之为田……《本草》以巨胜为胡麻，今名脂麻，而此草则通称胡麻，《别录》谓胡麻生上党，不识指何种也”。 当然，吴其浚不知道山西胡麻为亚麻，不代表其他人不知道，即使是胡麻作为芝麻频率最低的清至民国时期，鲜明指出胡麻即芝麻并做出一番考究的学者并不少，如王念孙、陈淏子、查彬、奚诚、郭云升、刘宝楠、高润生等，称亚麻为胡麻的主要集中在山西、陕西、云南等地区，以及吴其浚、沈涛等与山西渊源颇深的士人，在社会上并没有普遍形成称亚麻为胡麻的风气。 民国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尚有一些学者能够分辨正误，如《中药志》（1960）、《陕西中药志》（1961）、《栽培植物起源与传播》（1978）、《新华本草》（1988），越到后来越是张冠李戴、泾渭难分了，这也许正是在综述中提到了老一辈的学者多认为胡麻为芝麻，甚至不加辨析的原因了。约定俗称的力量是巨大的，多少成语在近三十年中都失去了原有的本意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胡麻的转变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呼吁要给胡麻正名，普及其是为芝麻的别称，延续了上千年。而亚麻，则只称亚麻，科研、科普工作者要尤其注意。 最后，谈一点关于作物名物训诂的体悟和展望。一种作物往往别名众多，在研究史料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将其的“同物异名”理解为不同的作物，要找到并甄别其名称产生的缘由、源头；还应注意区分“同名异物”现象，诸多别称中专属名称往往仅有一两个，因此当该名称出现时，一定要联系语境，不能断章取义，必要时要结合本校、他校、对校对方式。作物名物训诂和植物学、农学知识紧密相连，需要透过多元学科不断解读，打破看似壁垒分明的学术圈，只有跨越藩篱，才能获得无穷的生命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