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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中华文明的历史，我们通常以源远流长来形容。上下五千年是中国历史书籍中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司马迁的《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开头写道：“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明确了黄帝为五帝之首，他和被他打败的炎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而后的颛顼、帝喾以至尧、舜开创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史，从黄帝算起，中华文明的历史足足有5000年。可是在诸多欧美历史学者看来，中国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都应该算作神话传说，中华文明史远没有那么长，为何有此异议呢？  文明的概念来源于西方， “文明”一词，英文写作“Civilization”（拉丁语为Civilitatem），其源于词根Civil，即译成中文为“城市”的意思。英语还有另一个同源词“Civic”，中文译作“市民”，本意是区分于野蛮人与原始人的人。 所以西方社会对于“文明”的标准首先推出了一个三要素学说，即一种文明的开始必须具备三要素中的两项，这三要素是：1.要有城墙围绕的城市，且城市居民不少于5000人；2.必须要有文字；3.要有复杂的礼仪性建筑出现。 后来又加上青铜器的使用和国家的形成两大要素，形成了五要素说，即只有一个具备三要素中两个要素的社会，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才确定是文明。  所以如果按西方学术界的标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显然就有问题，因为中国的三皇五帝包括第一个王朝夏朝，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相关的城市、文字等佐证，欧美历史学者就普遍认为中国夏朝之前属于传说的时代，中华文明真正的起始时间应该在商代，因为商代发现了文字（甲骨文）殷墟古城遗址以及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商朝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那么中华文明的历史就只有3600年时间。  对此中国历史学者们提出了不同观点，学者陈剩勇认为就中华文明来说，其最具特色、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内涵，既不是文字、城市与青铜器，也不是宗教建筑，而应是中国古代政治家们一再推崇的礼或礼制，那么用礼或礼制作为评估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尺或许更为合理。 陈教授的观点我很是赞同，从历史留存的诸多上古时期的文物看，中国在新石器时期首先出现的玉器，其主要是作为礼器，包括中国后来出现的青铜器也大凡为礼器，说明中华文明确实以礼为重要源流。因此可以说“礼”是中国复杂社会产生和建构的要素，也是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标志。  礼，早在远古时代伏羲女娲开天辟地时就已存在，女娲造人的故事中，女娲所造小人一诞生就喊她“妈妈”，这就是最初的“礼”，据说伏羲发明了姓氏，以区分不同的家族、氏族。他还创设了嫁娶之礼，变革婚姻制度，规定同姓不婚，使血缘杂婚变成了族外对偶婚。 这些都属于“礼”的范畴，可以说最初的“礼”是“亲”，是远古时代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情，而后有了“敬”，所谓“敬神致福也”，再而后是礼仪，到文明进入到氏族社会后，“礼”就成了规制。  距今5300年，在太湖以及钱塘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更是最好的实证，良渚文化的中心位于杭州余杭区域，遗址出土的大量玉钺、玉璧、玉琮、玉璜、玉三叉形器等玉器是良渚文化存在礼制文化的最好明证。 从这些玉器来看，良渚文化已形成以玉器为载体的玉礼巫政制度，其“礼”既不局限于风俗、信仰、礼仪层面，也不局限于道德、宗教生活和人际交往等制度层面，是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架构，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教、德、法及其它合一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 其社会功能在于定名分、别尊卑、明贵贱，它已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维系家天下的等级制社会政治秩序的规制，所以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绝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神话，它正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虽然良渚文化在历经1350年后湮没在历史的迷雾中，但是其“礼”制却被五帝、夏、商、周全面传承下来，既包括礼的文化精神、礼制的社会功能，即通过对不同等级的贵族阶层居住的宫室、器皿、衣饰使用的具体规定中所体现的亲疏尊卑的等差原则，也包括一些具体的礼器。 如象征王权的军事统帅权的玉钺、祭祀天地的玉琮 、玉璧、玉璜等，甚至连玉琮上那个代表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系统的神徽纹，都被后来的夏、商、周王朝全面继承下来，即青铜器上面的兽面纹，成为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重要内涵。  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的礼仪文化自古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因此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评估中国文明的起始年代，自然应该根据中国文明自身的特质，以礼制的出现为标志。而良渚文化社会中礼制的系统性、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事实，完全可以确定良渚文化正是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我们可以自信地大声说，中华文明的历史，距今确切有整整5000年！ （编辑：佳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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