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理想中的君臣大义

    抽象的学理性辨析总是枯燥乏味的，读来令人无趣。我们现在轻松一下，通过几个小故事，来看一看孔子究竟如何具体解读他的君臣关系的。

    卫国的蘧伯玉贤德，可是卫灵公不用他。弥子瑕不肖，却得到卫灵公的任用。史鱼多次劝谏根本没有作用。史鱼病危时，把儿子叫到床边说，“我身为朝廷命官，不能举贤罢劣，是我失职。活着不能匡正君主，死了就不能成礼。在我死后，你把我的尸体停放在窗下，就算我完成责任了。”儿子听从了父亲的遗嘱，在史鱼死后，将他的尸体停放在窗下。卫灵公去吊唁时见史鱼的尸体停放在窗下，觉得非常奇怪，就问史鱼的儿子。史鱼的儿子就把父亲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卫灵公。卫灵公听后大为感动，马上命令将史鱼的尸体停放在房子的正堂。随即，重用蘧伯玉，并罢免了弥子瑕。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古时勇于劝谏的人，死了也就算了，还没有像史鱼这样在死后还用尸体进行劝谏的。是他的忠心感动了他的君王。这才是真正的忠直。”

    史鱼在死后巧妙地用自己尸体劝谏君主，真可谓用心良苦。这就是孔子心目中既忠于道，又忠于君，又劝谏得当的一个范例。

    也是以死来谏，但泄冶的死谏却换来孔子不同的评价。

    一次，弟子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评价泄冶的死谏。子贡说：“陈灵公在朝堂上抖搂自己的淫荡事，泄冶听不下去，就正言劝谏，结果陈灵公杀了他。这跟比干劝谏纣王而死一样，都可以算是仁德吧？”

    孔子说：“比干对商纣王来说，论血缘是叔父，论官职是少师，忠诚报答之心是为祖宗、为国家。所以以死劝谏，希望自己死后纣王会悔悟。他的本意当然是仁德。泄冶对于灵公来说，官位是大夫，没有亲戚之情。在混乱的朝中做官，想用无足轻重的一人之死，来纠正君主的淫乱昏庸，只能算是洁身自好而已。”[6]

    在这里，即使是以死来劝谏君王，也分出了等级：孔子肯定了比干而否定了泄冶。在孔子看来，对于没有资格以生命来劝谏君王的大夫们来说，死谏不仅不是忠于君王、忠于道的表现，反而是沽名钓誉、洁身自好的行为。泄冶的一片忠心竟换来孔子的如此评价，泄冶的死实在是太不值了。

    无独有偶的是，孟子也碰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仅仅是角度有些差异而已。在被齐宣王问到，君王“无道”时臣下应该怎么办时，孟子的回答几乎与孔子如出一辙，只是更明确了。

    孟子说：“王问的是哪一种公卿呢？”

    齐宣王说：“公卿还有不同的吗？”

    孟子说：“当然不一样。有与王室同宗的公卿，也有不属于王室的公卿。”

    齐宣王说：“那属于王室的公卿呢？”

    孟子说：“对于王室的公卿来说，如果君王有了重大的过错，他就劝谏君王；如果反复劝谏也不起作用，君王仍一意孤行，那就把君王废了，另立他人。”

    宣王的脸色立刻变了。

    孟子马上解释说：“王不要奇怪。王问我，我不敢不老实回答。”

    宣王的脸色平静下来之后，又问不属于王室的公卿该怎么办。这时，孟子说：“对于这些人，君王有过错也应该劝谏君王；但如果反复劝谏仍不起作用，那就应该离开君王，另谋他就。”

    在孟子这里，臣下劝谏君王的方式也是有等级的，并不是谁都可以“易其位”的。孔子和孟子一生的政治实践也说明，因为国家的一家一姓的私有性质和“君臣父子”间的人伦大义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他们否定君王“无道”的行为方式，只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篇），最终一事无成。想仅凭孔子的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篇），“勿欺也，而犯之”（宪问篇），就认为孔子暗示了人民具有推翻君主专制国家的权利的观点，实在是荒唐得天真可笑。孔子的“不可则止”和“而犯之”，是在遵循君臣之道或君臣大义前提下的有明确约束的行为，不可以凭空随意推演。

    下面这则记载于《左传》中的故事，更清晰明确地表明了孔子关于君臣大义的理解。

    晋灵公名夷皋，公元前620年到公元前607年在位，是个昏庸残暴的君王。他重收赋税，生活奢侈荒淫，无聊时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取乐。有一次，厨师没有把熊掌炖烂，他就把厨师给杀了。还把厨师的尸体放在筐里，让宫女们抬着筐从朝堂前经过。晋国正卿赵盾和大夫士季看见筐里露出死人的手，便找人询问厨师被杀的原因。他们为晋灵公的无道感到担忧，决定劝谏晋灵公。

    晋灵公口头上答应改，实际上却根本不改。为此，赵盾多次劝谏晋灵公。晋灵公终于憎恶赵盾了，便派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一大早就去了赵盾家，只见赵盾家卧室的门开着，因时间还早，赵盾穿戴好朝服正坐在床边打盹。鉏麑悄然退了出来，感慨地说：“这种时候还不忘恭敬国君，真是个好官啊。杀这样的好官是不忠，背弃国君的命令是不信。与其不忠不信，还不如去死。”于是，鉏麑一头撞在槐树上自杀了。

    鉏麑以死抗命，并没有使晋灵公醒悟自己的错误，反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几个月后，晋灵公请赵盾喝酒，暗地里埋伏下武士，准备趁赵盾酒醉杀死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了这个阴谋，快步走上大堂，说：“臣下陪君王饮酒，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合礼仪了。”随即，他扶起赵盾就往外走。晋灵公马上放出猛犬来咬赵盾，提弥明徒手打死了狗。晋灵公又命令埋伏在两侧的武士出击。赵盾与提弥明且战且退，结果，提弥明为赵盾战死了。

    在围攻赵盾的武士中，有一个叫灵辄的人，多年前，灵辄遇难，几乎饿死，是赵盾救了他一命。在提弥明战死，赵盾一人面对众多武士的危机关头，灵辄掉转枪头，帮助赵盾挡住了其他武士的进攻，使赵盾最终得以逃命。

    没过几天，晋国大夫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当时，赵盾逃亡还没有走出国境，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回来了。为此，晋国太史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上公开了他的记述。赵盾否认史官的记述。董狐说：“你身为正卿，逃亡而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贼，不是你杀了国君又是谁杀了国君呢？”

    听到这个故事后，孔子说：“董狐真是个好史官，按原则记事而不隐瞒；赵盾真是个好官，只是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而背了黑锅。可惜呀，如果他出了国境，就不会替人背上弑君的恶名了！”

    像晋灵公这样昏庸残暴的君王，难道不该人人得而诛之？本是为民除害的善举，为何还要背上弑君的恶名？孔子替赵盾惋惜，表明孔子具有非常明确的善恶观；但他称赞董狐，又说明他更注重他的政治理念、政治伦理、政治秩序，他将君臣父子式的政治关系看作是至高无上、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高于善恶观的政治原则。他并不因为具体某个君主的无道，而放弃或怀疑他的君臣之道。

    至此，孔子关于君臣大义的内涵已经坦露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