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共享 | 讲习班第一天：梁启超《新民说》

Vol.924

通识联播

讲习班第一天

陈来老师：梁启超《新民说》

陈来老师课程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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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新民说》

1987年，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的一个耕读之家，少时在家受父亲教导，“学问根柢皆本先君子之训而来”。传统耕读之家所能培养、激发的才能，在其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1890年，梁启超在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选择了一条在当时显得颇为另类的学术道路。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共同流亡日本，创办了启蒙宣传的重要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新民说》一文便于1902年至1906年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用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颖文体宣扬新派思想，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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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德到私德：梁启超的思想贡献

梁氏的思想贡献不止于启蒙，我们需要关注到其不断增益的思想深刻性与洞察力。现有的梁启超研究无不宣扬《新民说》中“论公德”的观念，很少顾及书中后写的“论私德”及其意义。但纵观全书，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实则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和肯定。《论私德》对“公德说”的思想偏向作了补充，意义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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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新民为中国第一急务”

《新民说》以“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开宗明义。从官员与民众的关系入手，梁氏论证了“新民德”之必要。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中认为士大夫之德高于民众的看法，梁氏强调官员的德性以民众道德为基础，民德如不进步，政府的进步便也无从谈起。对“新民”的方式和目标，康梁从一开始就声明，“新民”不是要中国人盲目抛弃传统道德，而是要激发、锻炼民众本来就有的德性，“日新之、自新之”，同时采纳传统中本无的新道德。在此基础上，梁启超不仅要确立起民众所共有的传统道德，还大力构建中国的民族主义。

图为陈来老师在授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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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中的“公德”

在第五节“论公德”中，梁启超首先论述了如何划分公德与私德。循陆王心学一线的思想传统，梁氏将道德的本体理解为人的“本心”。本心以两种形式发于外，一为独善其身的私德，一为联系个人与社团的公德。两种道德都为人生与立国所必需，但亦有不同：无私德不能立，限于个体立身处世的范畴；无公德则不能团，它是一个社群得以维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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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视野下的“公德”

从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无“公德”出发，梁启超深入到对传统“私德”概念的质疑。梁氏点明，中国传统不甚强调个人对群体的义务。以传统官德中对 “清、慎、勤”的强调为例，梁启超表明这一要求即忽视了官员与群体之间的受托义务——若群体有益于个人，而个人无益于群体，个人就对群体欠下了债务，于私德上亦有亏欠。同样，这一批评适用于整个中国文化。

事实上，梁氏的这一观点不无偏颇。中国古代也有对于公德的强调，只不过出于两个原因易被忽视：其一，传统上往往将公德用“礼”而非“德”来表达；其二，这种“礼”常限于对士大夫的要求，很少延及百姓。梁启超在这些地方尚缺乏辨析，并未看到古代与近代“公德”的异同。

私德和公德的区分在近代西方思想中的类似表达有边沁对私人伦理和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对 “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区分；明治三十年前后的日本社会也曾掀起对于公德的热烈讨论。西方对公德的强调本于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故而更突出社会公德而非政治公德。梁启超在借鉴西方思想的同时，受到日本国家主义影响，因此强调的主要不是社会公德，而是政治公德，重点在于国家意识的养成。

图为陈来老师在课下与同学们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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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思想的四个维度

梁启超从四个维度阐述其国家思想：对于一身而有国家；对于朝廷而有国家；对于外族而有国家；对于世界而有国家。其中尤其值得细究的是后三者。

在朝廷与国家之辨上，古人多将朝廷与国家混同，而梁启超着重强调二者的区别。国家如同公司，朝廷则如公司的事务所，二者性质不同，大小轻重不可以混淆。其次是外族与国家的区别：梁启超认为国与国之间在“物竞天择”的原则下不能避免冲突，爱国者不屈从他国主权，不愿以丝毫之权力让于他族。最后是世界与国家的区别：国家间竞争不可避免，因此国家是最大的团体单位，也是博爱所能延伸到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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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与私德意义的重新思考

《论私德》的诞生及其所标志的梁启超道德思想的转变，并非仅源于书斋中的思考，而与其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变动密切相关。梁启超发现社会上不乏将公德和私德对立起来的现象，这不仅没有利国利群，反而由于蔑弃私德而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有鉴于此，他又专辟一节论述私德的意义，尤其指出公德与私德并不相互割裂：道德均起源于人与人交往的需要，在交往中，客体千差万别，而作为主体的“自我”是统一的。只要主体意在利群，则无论客体是群体还是个人，都并无决定性的意义，也即“道德无所谓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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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本塞源，无道德非英雄

为构建有效的“德育”思想，梁启超以传统儒学为思想资源，尤其吸收了明清大儒的思想。《论私德》中具体提出了三项德育修身的要领：“正本、慎独、谨小”。关于正本，梁启超特别表彰王阳明的《拔本塞原论》，充分显示出王学在其德育观中占有主导的地位。梁氏认为，功利主义虽是彼时的盛行之论，但极为有害，故需以《拔本塞源论》驳斥之，明确把道德和功利主义对立起来，要求从心髓上破除“功利之毒”。他特别关注的是，功利主义与虚伪行为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流行价值观，成为了新党政治人士的行为写照；称名借号于“爱国”这一纯洁的价值，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更是梁氏深为不齿的。

梁启超也回应了自己“私德”观念受到的批评。针对主张在政治上“不当求束身寡过之士，当求爱国忘身之英雄”，梁氏以儒家经典《中庸》中的“不诚无物”一句为据，认为以不拘小节为名来放松对政治人士的道德要求，结果将是“不诚无物”，不仅社会得不到英雄，更可能会适得其反。

图为同学们在认真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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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我们要相对全面地、动态地理解近代新儒家，不能用一个单一的、本质主义的儒家概念来判断其多元体现和历史发展。无论近代、现代，还是当代的新儒家都批判地肯定了工业文明、民主政治、科学发展、现代化社会组织，并广泛吸收了现代价值观，与传统儒家已不完全一致；但在基本道德价值、基本人生理念、基本修身方法以及文化认同上，他们仍然肯定儒家的基本理念。

就梁启超《新民说》而言，《论公德》因其历史贡献而得到了特殊的关注，而《论私德》不仅深化了《新民说》一开始的道德主张，还在根本上揭示了近现代社会道德反思的限度。虽然对“私德”在整体道德结构中重要地位的认识在之后的社会革命运动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提倡，但不可否认，梁启超作为一个思想家而非文化学者，在“新文化运动”的十年前，就已经对道德伦理等社会问题做了深刻的揭示与反思。

在《论私德》影响下，他对《德育鉴》等书的编订，本身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发展的典范，而且对现代新儒家都有所影响。

学员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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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 大力：

作为大一的学生，我目前尚处于阅读经典文本的入门阶段。在课前自行阅读《新民说》时，我虽然能做到提炼观点大意，但感觉无法对全书形成一个整体、系统的把握。陈来老师两日的讲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我的脑海中搭建起了一个整体的框架，使我对文本的一些关键点，如梁启超“从公德到私德”思想倾向的转变与深化，从调和到激进的道德革命论、最终再到对调和的回归等有了相对完整和清晰的理解。期待接下来几天的课程，相信我对于经典文本的把握能力会渐渐提升的！

2

学员 峰如：

通过陈来老师的讲授，我看到了一个与以往印象不同的梁启超形象。在之前的阅读中，梁启超先生呈现给我的更多的是推崇道德革命的一面，但是陈来老师通过细致的文本征引指出，梁启超所说的“新”既有学习本国文化中所没有部分的一面，也有锻炼激发优秀传统道德的一面。因此，在对待本国传统与外来文明时，梁启超先生持有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陈老师的讲授不但向我呈现了一个思想更加多元的梁启超，让我重新思考彼时梁先生所面临的复杂问题，也让我认识到思想家和经典文本内部的复杂性，让我能够跟随经典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想，这也是通识教育强调回到文本的重要意义吧。

3

学员 朱照阳：

陈来老师对《新民说》的解读让我认识到了一个不同的梁启超，在倡新民、论公德的思想革命先驱形象之外，另有一个主张“守其旧，取其新”的梁任公。从强调公德到提出公德-私德之融通，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及其复杂性，也提醒我从更多面向看待近现代思想革命中的事件和叙事。陈来老师在带着我们细读文本之时，补充了不少关于《新民说》文本产生与变化的背景，在其中谨慎地串联起梁启超思想中不易被察觉的转变。在文本字句间摸索其义的同时，也被梁启超面对巨大政治难题的勇气和热情所感动。梁任公之时代需要新民，我们的时代同样也需要新民。要做新青年，我们舍此一事，别无善图。

4

学员 孙子涵：

今天晚上我参与了与陈来老师《新民说》课程匹配的讨论班。讨论班的总体氛围非常热烈，大家发言积极，如果条件允许，希望讨论的时间还能再延长一些。对于讨论班的整体流程，我感觉助教可以加强对发言内容的控制和调整，减少对课程内容的简单复述，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的质询和新见，从而提升讨论效率，为大家带来更多思考。总体上，我在此次讨论班上收获良多，可以说讨论班激发了我阅读文本时的问题意识。

钰涵 天琪 明矣 秦沅 供稿  /  鑫淼 摄影

祁箫 编辑  /  中华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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