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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日记》：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梁启超称此时是中国的过渡时代，政治上要从君主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文化上八股文要被新文体代替，经济上要从封建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 他写成一篇一篇文章，进行探讨，古人善作万言书，他则无书不万言。《新民说》、《自由书》、《德育鉴》，洋洋洒洒，气势磅礴，充满爱国热情。他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后自成一派，想和革命派合作，成为论坛盟主。他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黄遵宪评论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 国民性格的改铸，《新民说》偏重于公德，主要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来补充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不足。他编了一部《德育鉴》，主要采取了中国古代先哲关于伦理道德的语录，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找寻精华来熏陶国民。 这里牵涉到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他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所以他的文化观：一不是全盘西化，二不是顽固不化的全盘复古。他在另一处写道：
这段话表现了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热烈欢迎的态度。那么国学如何对待呢？他又有一段话说道：
他对国学仍是很有信心，相信国学自有其价值在，而且，以西学的方法来治国学，则国学将大放异彩。梁启超本人便是这样实践的。 走向近代社会，人群交往日多，要讲社会公德。但是，公德的基础是私德，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私德，一到社会上便表现得卑劣低下，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传入中国，经这些品质低下的人一做，也会做歪了。 梁启超说：“不意此久经腐败的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他鉴于这种情况，便强调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以能胜任改造社会的重任。 《德育鉴》分六个问题，第一是辨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心术要正，这是讲动机。首先要分清楚义和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陆九渊）。“为学莫先于辨诚伪，苟不于诚上立脚，千修万修，只做得禽兽路上人”（刘蕺山）。 梁启超在这里没有讲西方的功利主义学说，还是用中国传统儒学，首先是分清楚公私、义利、诚伪。一个人做事要考虑民族、国家、群体，而不是只顾个人私利。因此，他提倡知识分子要有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和坚定的信心。有些狂妄，还可改正；欺骗，犹有羞耻之心；作伪，则无药可救了。为人心诚，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是立志。立志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担得。”（程明道）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志向实现？这便需要学习，磨砺自己的意志，不为世俗的见解所束缚，不为富贵声色所迷惑，一心一意地奔向目标。“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能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陆象山） 第三是知本。提高自身道德的根本途径是什么？是致良知。致良知是王阳明学说的基本核心内容。梁启超认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就是要致良知，恢复人的本性。良知，人人都有，只是社会的种种遗传和感化，把良知熏染得黑漆漆的，变得昏谬不堪。要恢复良知，返回最初良知。儒学流传千百年，贱儒伪学盛行，要找寻儒学的真精神。这里有两点，一是梁启超吸取了王艮（心斋）的观点，认为良知是引导人们去苦求乐，“人心本自乐”。追求幸福快乐是人生的目的，这和边沁、穆勒功利主义思想相吻合，具有近代色彩。二是梁启超强调要独立思考，保持良知判断能力，不因循旧说，不迷信经典，不迷信权威，这样才能有创造性的思维。 怎样达到致良知，王门有两派，一派趋重本体者（即注重良字），以王畿（龙溪）、王艮（心斋）为代表，这派是泰州学派。另一派趋重于功夫者（即注重致字），以聂豹（双江）和罗洪先（念庵）、刘文敏（两峰）为代表，这派是江右学派。梁启超自己说：“若启超则服膺双江念庵派者”。功夫，即偏重于做，在实践上费功夫。梁启超具体阐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理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两语，是先生所以说知行合一之宗旨也。故凡言致良知，即所以策人于行也。然则专提挈本体者，未免先生所谓闲说话矣”。那种悬空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的人是无济于事的。他说今人言爱国，不能光激昂慷慨发议论，更重要的是去行，如果知而不行，则是无希望的人，“有良知而不肯从事于致之之功，是欺其良知也。”所以，梁启超从辨术、立志、知本三段，发掘了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知行合一的学说，把它们与救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又使私德与公德联系起来。 第四是存养，第五、第六是省克和应用。存养、省克、应用各为一章，存养是在思想磨练上下功夫，省克是不断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什么错误、缺点加以改进，应用是将自己的私德在社会上运用，以自身的品德影响社会。 梁启超说具备良知，还要修证，这修证即是存养。他说：“阳明以良知喻舟之有柁，最为确切。顾柁虽具而不持，则舟亦漂泊不知所届耳。修证之功有三：曰存养，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贯，而存养为之原。” 怎样进行修证？有两派：一主静派，一主敬派。梁启超说有点类似佛教讲止观双修，止即主静。他说儒家言静，实兼有观之作用，必辅以观，然后静之用乃神。曾国藩有一对联：禽里还人，静从敬出。梁认为曾国藩是兼主敬静者，“而以敬为静之下手工夫，此其独到见处，即其得力处也”。陈白沙有云：“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陈献章是康有为最崇拜的粤东思想家，康有为曾以“主静出倪，养心不动”作为万木草堂学纲的德育条目之一。 梁启超有一段话，说：
梁启超在《新民说》和《德育鉴》中关于塑造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构想和设计，是将中西文化加以融合整理的一次尝试，他的宣传对推动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变革，起着积极的启蒙作用。 【内容简介】 《德育鉴》是梁启超编著的青年德育教本，全书以“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有”为目，分为六篇，每篇之前有梁启超所做简单说明，内收梁启超精心选录的先贤大儒关于德育的重要论说，之下有梁进一步发挥的按语。梁启超是晚清民初引领时代风气的人物，此书初刊于1905年《新民丛报》，民国时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单行本，风靡一时。现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重加标点整理和注释，刘东教授作序导读，以方便读者阅读的新形式重新出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德育读本”之一种。 【本书特色】 ★民国初年的青年德育手册，集历代先哲的人生智慧， 加梁启超先生的精彩按语跋识； ★被梁漱溟、胡适、徐志摩等大学者视为进入中国古人学问的启蒙读物。 【名家推荐】 任公先生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能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溟年十四五以迄十八九间，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日记，以自勉励。 ——梁漱溟《思亲记》 “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我从那时候起，就留心读周秦诸子的书。我二哥劝我读朱子的《近思录》，……梁先生的《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也是这个时期出来的。这些书引我去读宋明理学书…… ——胡适《四十自述》 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 ——徐志摩《日记》 “中国哲学最有世界意义的，当然是它的无宗教而有道德。”多谢早期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先生，他算是既为时人、也为后人编出了这本小书，足以帮助大家以最凝聚的篇幅，来集中领略历代先哲的亲口传授。 ——刘东 北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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