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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愧之余，我从教育的角度对孔夫子的思想也作了一点点整理。愿意将拙作奉上，诸位批评。 我是从孔子收徒标准及学生观，行教的内容，施教的教材，行教的方法，对学生具体做人、做学问的要求，对礼的认识，对乐的认识，对“好学、乐学”的认识，说儒论士，谈君子仁者之道，孔子政治理想等十个角度来整理的。1.孔子的收徒标准及学生观： 夫子第一次收徒时，南宫子容（推荐孔夫子作司职吏的人）听说后赶来问：“先生是想人人都受教育吗？”夫子说：“是的，我提倡有教无类。只要愿意接受教育，没有贵贱、贫富和地域的差别。”并且说：“凡是那些能反省自己、检束自己而又肯上进向学的人，我一定会教他们。” 关于孔子的学生观，孔子曾和学生曾点有一段谈话。曾点说：“数月来，先生教诲弟子，要改变不良的性情，回到本性上来。请问先生，人的性情怎么会有好坏呢？” 孔子说：“可以用两句话来回答。一句是‘性相近也’。即人的性情本来是相近的，没有贵贱、智愚、贤良和不肖之分。另一句是‘习相远也’。即因为受到不同环境习俗的熏陶，性情就大不一样了。这是我立志从教，勤于学问的理由所在。因为只有通过教育，勤于学问，才能使一个人回到本性上来。” 学生的确应不分职位、地域及贫富差别，只要有力行改过之心，有诚心向学之心，不成大才，绝无蠢才。2.孔子行教的内容： 颜回的父亲颜路是孔子最早的弟子之一。他曾经问孔子说：“先生教弟子做人，做学问，要教哪些内容呢？”孔子回答说：“我着重从四个方面施教，那就是：文、行、忠、信。文就是知识，文章；行就是做事情，技能，方法；忠，指对己、对人、对事、对物忠贞不渝的诚心；信，指有信义，知行合一，说到做到。”也许颜路本身就德行很高，所以在回答他的问题时孔子没有重点谈德行教育，而是着重在以上四方面。当南宫子容也问孔子施教内容的时候，孔夫子则说：“我施教的内容很多，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兴于诗’，即用诗来启发学生的性情、品格；二是‘立于礼’，即用礼的道理和规范，使学生们在社会中能卓然而立而不为外物所牵累；三是‘成于乐’，即用音乐和歌舞来陶冶学生们的性情，使其人格得以完善。” 我觉得两段对话可以给我们至少两个启示： 第一，孔子非常注重所教导、教育学生的特点：颜路代表了孔子未曾从政的已经德行很高的弟子，而南宫子容则是已经从政的官员。这样的谈话让每个弟子都获益匪浅，也验证了夫子既坚持有教无类的初衷，又坚持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 第二，孔子非常注重教育的方法，非常注重艺术尤其是音乐、舞蹈对人的教化作用，甚至在孔夫子的课堂上很多时候是需要音乐来伴奏的。我想“艺术是心灵的语言”这句话孔子一定理解得非常深刻。在高雅艺术的世界里每个人都
3.孔子施教的教材 很纯洁，很真实，很诚敬，而纯，真，诚是最好的教学初态、环境和催化剂。这一点，需好好体会。4.孔子行教的教育方法： 这个问题也是南宫子容问孔子的，孔子回答说：“无私无隐，是我的第一个要点。我对学生毫无隐瞒，是因为我的学问已经在自己日常行为上表达无疑，即知行合一，说道做到。严格要求，是我施教的第二个要点。没有严格就没有教育。对弟子要有爱心，就要勉励他们；对弟子要真心，就要教导他们，启发、诱导他们，这是我施教的第三个要点。”孔子又加上了一点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从上面的谈话可以看出：首先，孔子是把学生的德行教育放在第一位；其次，孔夫子也是严师的典范；第三点非常重要，孔夫子的教学形式是自学。其正当面教导的也是学生自学到有心得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学习体验，甚至没有心得、困惑，孔夫子是很少只当面用语言教导的。 5.孔子对学生具体做人，做学问的要求： 子路问过孔子这个问题。 子路问：“先生行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学会做人、做学问。那么，应当如何去做呢？” 孔子说：“要做到四点：一是‘志于道’，即有高远的理想；二是‘据于德’，即以高尚的德行为根本；三是‘依于仁’，即有内在仁的修养；四是‘游于艺’，即有礼、乐、御、书、数等广博的知识技艺。” 由此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首先是站在自然、社会角度上提出来的，要求符合自然大道，不违背自然大道。要有作为，有高远的志向。 符合自然大道就要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如何做到呢？要有高尚的德行，要有美德。在这个问题上，曾点曾问过孔子如何才能学到舜的美德。 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认为：品德集中在个人修养上的一个“仁”字，而仁之本集中在“孝”、“悌”二字。请注意：孔夫子从来就不是迂腐的看待一个“仁”字。首先，有仁爱精神是做人之本，但要成为他心目中完美地象“君子”一样的人，还离不开一个“学”字。关于这个命题，孔子一再在教学的过程中进行身教，言教。 比如：子路曾经和孔子有一段精彩的对话。 孔子说：“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 对曰：“未也.” “居！吾语汝。好仁而不好学，其弊在愚；好知而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而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而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而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而不好学，其弊也狂。” 孔子将好勇和好刚放在最后，恐怕也是在根据子路的特点重点提醒，并提出刚愎自用的人，将会狂妄自大，孔子对这样的学生恐怕是最不喜欢的。 孔子对于子路的确有些“偏爱”，的确他的特点太突出了，孔子还提醒他：“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德思义。”还提醒他：“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除了对子路等诸弟子教诲，孔子还教诲自己的儿子孔鲤。在孔鲤15岁时，孔子带他去鲁桓公庙，在庙中和孔鲤观器论道,和他谈立身处世的道理。孔子说：“做人之道有‘三要’：要知耻，知鄙，知危。幼年不勤学，老来一事无成，是可耻的；能够做官显贵，遇见过去贫贱的朋友而不理，这是可鄙的；常和那些德行不好的人接近，不去亲近贤良明德的人，这是危险的。” 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孔子将做人教育、德行教育放在了多么重要的位置上。德行的载体就是“礼”，所以“礼”在孔子心目中多么重要就可想而知了。 6.孔子对礼的认识。 孔子对礼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孔子小时候就开始研究礼；曾向外公颜襄系统学习礼；在季孙氏家做乘田的日子里，曾多次在太庙问礼，学礼；后来又向老子问礼等等。可以说孔子对礼的学习是贯穿其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全过程的。 当孔子17岁到19岁居丧守孝期间，鲁国公族大夫孟僖子的儿子孟懿子和其兄长南宫子容向孔子问礼。孔子对“礼”作了系统的讲述： 懿子问：“何谓礼” 孔子回答：“所谓礼，就是把人的‘情’和‘义’充分展示出来。情，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感；义，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柔、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讲信修睦，就是情义。这些离开了礼就不能实现。” 懿子又问：“礼，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孔子回答：“人的生活中无不体现着礼。所谓的六礼，七教，八政都是礼。六礼，即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七教，包括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的人际关系；八政，包括饮食习惯、衣服制度、技艺标准、器具品类、度、量、数目、规格等。” 孔子又补充总结道：“礼有大，有小，有明显，有隐微。所以‘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但无论怎样，礼有一基本目的就是合乎人情，使之发乎情，止乎礼。” “发乎情，止乎礼”可以看作孔子观念中礼的基本作用和基本原则。 随着孔子阅历的增加，孔子对礼的认识不断升华，并成为其学问中的核心部分。在公元前525年，郯国国君郯子访问鲁国。孔子当时任司职吏，也就是专管户口的小官吏。他听说郯子博学，就问礼与郯子。郯子对他说：“居家有礼则长幼分；闺门有礼则三族和；朝廷有礼则官爵尊；田猎有礼则戎事闲；军旅有礼则武功成。”这些谈话都使孔子意识到礼不仅关乎个人的修养，更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和社会和谐。后来，孔子在问礼老子时将这番道理和其分享，老子也无不感慨地说：“没有这五礼，我们就好似瞎子走路，失去了搀扶的人。会出现居家长幼不分；闺门亲族不和；官爵失去次第；政事无法实行，动静失宜，其祸患将不可收拾。” 和智者的一次次谈话，对礼的一次次感悟，加之现实教育，使孔子对礼的认识已经超越时空，将“克己复礼”的大旗扛在肩上。
7.孔子对乐的认识 8.孔夫子之好学、乐学。 虽然孔子也谈“生而知之”，但更强调“学而知之”。在这个问题上，孔子认为人的道德和学问还是通过学习得来的。 首先，孔子认为自己是好学的，他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可见孔子对自己的好学是非常有心得的。 凡深刻的体验，一定曾历经挫折和坎坷，孔子的学习也是一样。所以孔子曾充满感慨地对子路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那么，如何学习呢？孔子曾针对不同的学生做过不同的指导。例如，孔子就曾对子路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也成了发人深省的名言。 另外，孔子对于好学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也给出了非常有趣的回答。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还把学习分成三个层次：知之、好之、乐之。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之所以能够在学习上达到这样的高度，背后的根本动机就是乐之，有乐趣。那么孔子怎么理解乐趣呢？孔子怎样理解学习的乐趣呢？ 乐趣的确是一个人最用之不竭，用之益盈的宝藏，但不是所有的乐趣都是好的。孔子说过：“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由此可见，孔子对快乐的体验是很深刻的，很懂得快乐之道。 在体悟到快乐真谛的基础上孔子把学习当成自己的老朋友，把温习当成和老朋友见面。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9.孔子说儒论士，谈君子仁者之道。 孔子向鲁哀公坦言自己和弟子之间除了师生关系外，还有主从关系。 他说：“我和我的弟子们，得意的时候在一起，困难的时候也在一起，特别是在周游列国期间，屡陷危境，大家都能同心同德，共度难关。如果没有一定的组织，是不会办到这一点的。大凡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要求，有一定的组织和原则，有各种活动的仪式，有自己的服装，有自己的钱财。我们有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不违反礼教规定，但又经过改良的仁道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广收门徒，辗转授业。有了自己组织的纪律和原则，遵守它，受到称赞；违反它，则受到惩罚。我的弟子，从国籍上看，来自不同的国家；从身份上看，贵贱贫富者均有；他们在儒者群体中的地位高低，完全按照其实际才能安排的，与血缘年龄无关。因此，可以说，儒者的群体是超越了邦国，冲破了家庭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群体。” 哀公问：“那儒者的使命是什么呢？” 孔子回答：“儒者的使命有二：一是宣扬道德教化，二是充当执政者的参谋。我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就是说，天下有道时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归隐，独善其身；各国当政者在制定政策时，经常咨询我，听听我的意见。有的他们听了，有的则没有听。没有听，我也不勉强他们。我们儒者，是一个从事道德教化的、当政者的幕僚群体。” 哀公问：“儒者的主要建树是什么呢？” 孔子回答说：“我认为主要建树，是构筑了一个如何做人的学说。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三大类矛盾：一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二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三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儒者对于这些矛盾都有自己的理解，都有自己的态度，都有自己解决的办法。对于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其解决的方法是‘顺天命’；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其解决的方法为‘仁’和‘礼’的统一；对个人和个人的矛盾，其解决的办法是‘忠恕’之道。儒者对于矛盾的态度，是调和，折中。它总的理解是：认为整个宇宙本来是一个大和谐，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是‘和’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应该是‘和’的关系。我们的这些看法，有的人可能赞同，也有人不赞同或者不全赞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它是言之成理的，要超越它，或否定它，必须先经过它。” 这样看起来，我也真得觉得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形成的组织已经有了政党的影子。 士是商、西周、春秋时期对最低级贵族阶层的称呼，到了春秋末期，士成了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称呼。那么，什么叫士？孔子对士是怎样认识的呢？这也是孔子的弟子所关心的问题。 最先问士的是子贡。他说：“请问先生，怎样才能叫做士？” 孔子回答说：“立身处世要有羞耻之心，出使到四方去，不辱国君所交付的使命，这就可以称作士了。” 子贡又问：“这要求太高了，士也有各种各样的，次一等的怎么样呢？” 孔子回答说：“在宗族里，人民都称他为孝子，在邻里中，地方人士都友爱他，这样，他就可以称为士了。” 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如何呢？” 孔子回答：“言必行，行必果。他言行无误，在做人方面还是可以叫做士的。” 子贡再问：“现在一般从政的人，先生认为他们怎么样呢？” 孔子说：“唉！他们都是些为了找个饭碗吃饭的人，根本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这样的人，是车载斗量的普通人物，太多了，怎么能够算作士呢? ” 子路后来也来问“士”。 孔子的回答，就和回答子贡的有所不同了。他针对子路的特点，说道：“相互勉励，相互切磋，和乐友爱，可以称为士了。朋友之间要互相勉励，兄弟之间要和乐友爱。” 子贡和子路的问“士”，一定引起了孔子的深思，他觉得只针对子贡和子路的优点、缺点来讲士是很不够的，还应强调“士”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依据。于是，他利用讲课的机会，向众弟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怀而居，不足以为士矣。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后来，曾子对“士志于道”的精神从正面加以阐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君子是孔子道德及学问理想的终极目标。那么什么是君子呢？关于这个话题，鲁哀公和孔子之间也有一段谈话。一天，他对孔子说：“通过多次与先生谈话，寡人觉得先生真不愧为当今圣人！” 孔子听后，连忙解释说：“国君之言，实为过誉。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哀公说：“按照先生的说法，当今之世，不但圣人看不见，就连真正够得上君子的人也不大容易看到了。先生之言，未免有些过分，难道先生连个君子也称不上？” 孔子说：“是的，君子的修养有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诗书六艺，即学习‘文’；一是躬身实践。在前一方面，我也许可以和其他的人相比；但在后一方面，我还没有完全成功。” 哀公问：“究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君子呢？” 孔子回答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朴实超过文采，那就显得粗野，如果文采多于朴实，那就显得浮夸。如果文采和朴实在一个人身上配合的很得当，这就叫真实坦荡的有风度的大雅君子啊。 哀公问：“这里说的‘文’与‘质’与先生说的‘礼’与‘仁’之间是何关系？” 孔子说：“互相贯通的。‘文’通‘礼’；‘质’通‘仁’。做一个真正的君子，就必须在文、质之间配合得恰到好处，同样，做一个真正的君子，也必须是以内心的‘仁’为根本，同时外在的行为方面又完全合乎‘礼’。君子无终食（一顿饭功夫）之间违仁，造次（匆忙的时候）必于是，颠沛（困顿的时候）必于是，仁是君子的根本。” 下面他们谈到了君子和仁者的关系。 哀公问：“先生既然把‘仁’看作是君子的本质，那么，是否可以说‘君子’就是‘仁者’呢？” 孔子回答说：“学问修养合于君子的标准，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仁者不忧’，第二是‘智者不惑’，第三是‘勇者不惧’。称为‘三达德’。第一个条件是君子最高的境界，达到这个境界，就和‘仁者’没有区别了。当然，‘君子’并不一定都能达到‘仁者’的境界。” 哀公又问：“‘仁者’既是君子的最高境界，这‘君子’要成为‘仁者’，应该怎样去做呢？” 孔子回答说：“第一步要‘修己以敬’。即以非常严肃、庄重、恭敬的态度，来修养自己的内心；第二步要‘修己以安人’。即自己的修养做好了，还要进一步利于自己周围的人；第三步要‘修己以安百姓’。即还要进一步利百姓，利天下，利所有的人，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这三步主要是针对子路的特点说的，因为子路是行动型的人，他关心的是作为‘君子’如何有利于社会。司马牛如果问君子，我的回答又是另外一种情形，因为司马牛是个多言急躁的人，这样的人常不免于忧惧，于是我强调‘内省不疚，就可无忧无惧’。” 孔子说：“总之，君子’要达到‘仁者’的境界，要从两个方向上去修养：一要‘反求诸己’，即要加强自己内在的修养；二要‘推己及人’。即在利人，利社会的过程中提高自己。这两者是统一的，谁把两者统一起来，谁就达到了‘仁者’的境界。” 接下来，鲁哀公提出了一个很有深度，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说：“‘反求诸己’和‘推己及人’是有区别的。前者可由‘君子’自做主宰，只要立志并持之以恒去做，是可以获得成功的。后者则不同，它碰到的，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外在世界，只靠主观努力是难以办到的。这是一个大难题，不知先生如何解决？” 孔子的回答真的发人深省。他说：“国君所言极是。‘推己及人’的确是个大难题，就连尧舜也不能做到没有缺憾。但是，再难也要努力去做，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君子。我曾经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命’即天命，或指宇宙的法则和时代的趋势；‘礼’，指长期以来演变而来的人伦秩序； ‘言’，指人们的正确思想或各种错误思想。三者虽都外在于君子，但都是君子所必需了解的。一个人若不知天命而妄动，对时代的趋势缺乏先知之明，则无法为君子；一个人若不了解人伦秩序，就不能自立于人世间；一个人若不掌握圣人之道，不会分析各种错误言论及其产生的根源，就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人，认识一个人。总之，做一个‘君子’、做一个‘仁者’，既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又要有丰富的社会和自然知识。” 【资料来源：http://tieba.baidu.com/f?kz=777017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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