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经记】刘炫：隋北通儒，被诬伪经（上）

隋代有两位经学大家，他们分别是刘焯和刘炫，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评价道：“隋之二刘，冠冕一代。”关于这两位经学大家的特色以及相互之间的区别，《隋书·儒林传论》中称：“至若刘焯，德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一人而已。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并时不我与，馁弃沟壑。斯乃子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与者聪明，所不与者贵仕，上圣且犹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这段话说，刘焯乃是几百年来一流的经学人物，刘炫与之相比，有超过刘焯的地方，也有不足之处，只是这两位大家的命运都不是太好。当然，这跟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了隋朝，他就是隋文帝。八年之后，他统一的全国，结束了从西晋永嘉之乱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从这个角度而言，隋文帝对国家的统一做出了贡献。然而隋朝却仅存在了37年，就被唐朝取代了，因此隋朝经历了两代皇帝——隋文帝和隋炀帝。

刘炫撰《刘炫规杜持平》六卷，清嘉庆二十二年桂隐书屋刻本，书牌

隋文帝建国之初，颇为重视饱学之士，他使许多躲避战乱而到处奔跑的儒生又再次回到了朝中，《隋书·儒林传序》中称：“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

到了隋文帝晚年，他渐渐不再喜欢儒家观念，而对法家更感兴趣，所以他废除了天下许多的学校，只留下来了很少数量的专修人员。等隋文帝去世后，隋炀帝即位，他立即改变了这种局面：“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隋炀帝在全国范围内征招有名的儒生，二刘也由此脱颖而出。

因为中国在此之前分裂了近三百年，而经学也各自成系统，分为了“南学”和“北学”。隋朝统一后，南、北学者同时受到了重视，但是长期以来都是南学受重视的程度高于北学，因此南、北合并后，入朝的北人大多受到了排挤，而二刘则属北人，所以他们虽然来到了朝中，但却没有受到重视，《隋书·儒林·刘焯传》中称：“（焯）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因假还乡里，县令韦之业引为功曹。寻复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

刘炫撰《刘炫规杜持平》六卷，清嘉庆二十二年桂隐书屋刻本，序言

皇帝为了统一学术思想，让南、北两派学者进行辩论，每次的辩论中，南、北两派都会吵起来，虽然南人看不起北人，但刘焯的学问功底还是受到了南人的叹服。再后来，皇帝命二刘共同校勘石经，正说明，皇帝也认为二刘经学功底深厚，所以才让他们做这样有难度的工作。

虽然如此，但朝中基本上还是南人的天下，所以说，北学依然受不到太多的重视，然而北学却在民间广泛地流行，焦桂美在《南北朝经学史》中说：“北人在政权中虽遭排斥，然能专经为务，注重讲授，且努力融合南北，体现了时代经学之新要求，故其学虽主要流行于民间，却成为一股巨大的潜滋力量，蓄势待发，并最终对唐初经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刘焯与刘炫，从二人的名字看，好像是一家人，然而他们却没有亲戚关系。刘焯是信都昌亭人，而刘炫是河间景城人，然而他俩倒是同学关系。二人在少年时就已相识，共同地拜刘轨思为师，他们在刘那里学习《诗经》，而后他们又共同到广平郭懋那里学习《左传》，但他们都没有学完就离开了，足见他们确实是少年高才。后来二人听说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里有很大数量的藏书，于是他们在刘家一住就是十年，由此成为了饱学之士。

隋朝建立后，二人来到京城，为此跟很多南学儒生进行辩论。再后来，刘炫在一场辩论会上舌战南儒，为此他受到了这些人的记恨，有人诽谤刘炫，最终他被削职为民。

就学问功底而言，刘焯的律历之学很厉害。隋朝开国之初，隋文帝也像其他的皇帝那样，要重新制定一套本国的规章制度，当然，这也包括了历法。刘焯在开皇三年呈上了自己所编纂的历书，他的作品没有受到皇帝的重视，因为在开皇四年颁发的是张宾所撰的《开皇历》。

刘炫撰《刘炫规杜持平》六卷，清嘉庆二十二年桂隐书屋刻本，目录

这位张宾原本是一位道士，其实他对历法并不在行，他只是根据南朝何承天的《元嘉历》改编而成者，然而这位张宾却能摸透皇帝的心思，因为隋文帝喜欢占星和谶纬，张宾就在历法中融进这些内容，所以他所编纂的历书虽然水平很差，但却受到了皇帝的欣赏。

这种编历方式糊弄得了皇帝，但糊弄不了专家，《隋书·律历志》中称：“张宾所创之历既行，刘孝孙与冀州秀才刘焯，并称其失，言学无师法，刻食不中，所驳凡有六条。”刘焯等人根据实测情况指出了《开皇历》中不准确的地方，虽然他们点出的问题颇为明确，但皇帝却不接纳，反而让刘焯等人遭受了贬斥。

到了开皇十七年，皇帝命令停用《开皇历》，改用张胄玄所制的《大业历》。《大业历》虽然比张宾的《开皇历》精准了许多，但里面却大量地抄袭了刘孝孙的历法，于是刘焯上书太子杨广，指出了《大业历》的剽窃之处，但因为人事关系上的原因，张胄玄的历法最终还是被采纳。而后刘焯又仔细地修订自己的历法，他再次呈献给朝廷，虽然他的历法很精准，但最终还是未被采纳。而那时的张胄玄任太史令，他也明白自己的《大业历》存在问题，故而等到刘焯去世后，他对《大业历》不动声响地进行了修订。

刘炫是跟刘焯同时被举荐于朝廷者，而刘炫更多是在传统经学上有着自己最独特的见解，《隋书·儒林传·刘焯传》中讲到了刘炫的一些事情：

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炫自陈于内史，内史送诣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吏部竟不详试。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明炫所陈不谬，于是除殿内将军。

刘炫的学问功底很深厚，他在朝中先后任职于三个部门，但每个部门只是用他的学问，却不给他相应的待遇，这样的处境让刘炫颇为不满，于是他就主动出击，找到了隶部尚书韦世康。韦问刘炫有什么才能，刘讲出了自己最为擅长的经典，几乎儒家的著名经典他都很熟悉，然而他也承认对这些经典多数行少数不行，比如他直言自己对《周易》、《仪礼》和《穀梁传》用功最少。

刘炫撰《刘炫规杜持平》六卷，清嘉庆二十二年桂隐书屋刻本，卷首

刘炫的毛遂自荐没能得到他预期的效果。不知什么原因，韦世康并没有安排人对刘炫进行考核，这个结果让朝中的有识之士大感不平，其中有十几人共同保奏，他们说刘炫的所言确实是那么回事。皇帝接受了这些人的举荐，于是任命刘炫为殿内将军。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给隋文帝上表，要求派官吏到民间去访求珍本异书，《隋书·牛弘传》中称：“献书一卷，赉缣一匹。进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户。于是，一二年间，篇籍稍备。”但是这种访书活动并不是要求私人把书献给朝廷，而只是朝中拿到秘本之后派人进行抄写，抄完之后再返还给原藏主，同时还给予赏赐：“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

这样的好事当然令藏书家很高兴，因为既能得到赏赐，而原书还能继续在自己手中，而那时的刘炫家中也有大量的藏书，他本身对经学就很有研究，于是他选出了上百卷流传稀见的书，而后进行抄录，抄完之后献给了朝廷，为此他得到了一批赏赐。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有人说他所献的书全是刘炫伪造出来的，为此刘炫被抓进了监狱，而后判了死刑。好在最后皇帝赦免了他的罪行，他被开除公职，而后返回家乡，以教学为生。此后不久，刘焯也因故被遣返回乡。

这件事被太子杨勇听到了，他知道二人学问很好，于是他就把二刘请回了京师，可是刚到京师不久，朝廷又任命二刘到四川杨秀手下去工作。不知什么原因，二人不愿意去。这件事令杨秀十分生气，他认为这是二刘看不上自己，于是：“枷送益州。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杖为门卫。俄而释之，典校书史。炫因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

杨秀果真厉害，他竟然派人把刘炫不远千里押送到了四川，而后杨罚刘做门卫，等消了气后，又让刘炫校订典籍，直到杨秀被废，刘炫才返回了朝中。

刘炫在朝中任职不久，又被人举报“无行”，于是他再次被免职。刘炫再次回到家乡以讲学为生，然而隋朝末年发生了动乱，刘炫的门生有不少都加入了河北窦建德的队伍。这场动乱搞得刘炫没吃没喝，他的门人听到后，从城内把刘炫索要了出来，这等于说刘炫也参加了农民起义军，然而他所参加的这支队伍很快被官军打败了，《北史·刘炫传》中称：“炫饥饿无所依，复投县官。县官意炫与贼相知，恐为后变，遂闭门不纳。时夜冰寒，因此冻馁而死。其后门人谥曰宣德先生。”

面对此况，刘炫只好重新去投靠县官，但县官觉得刘炫加入了贼军，担心今后会有麻烦，于是关紧大门不让刘炫入内。在这冰天雪地的夜晚，刘炫又冻又饿，竟然为此而去世了。一代名家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关于刘炫伪造古书之事，同样记载于《隋书·儒林传·刘炫传》中：“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按说正史所载应该确有其事，后世也有不少的文章来斥责刘炫的文人无行，然而仔细地品读这些历史记载，其实这种说法有很多的漏洞在，比如陈启智先生就认为刘炫献伪书案有很大的问题在，陈启智在其所著《中国儒学史·隋唐卷》中说：“刘炫当牛弘征书之际，仓促之间，岂能便造伪书百余卷？制作各成体系的百卷古书，非比注疏典籍，纵使刘炫有过人的精力与才学，也绝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且其时刘炫正值‘遍历三省’，公务繁忙之际，即使才学足以欺世，也没有伪造古书的时间与机会。这是此案在时间上的疑点。”

陈启智是从时间上推论，刘炫在短期内制作上百卷伪书不太可能，曹景年在《河间刘炫生平考述》一文中也持相同的观点：“百余卷书按当时篇幅近百万字，在当时算是特大部头的书了，今传世的《十三经》总共才六十多万字，要说为了取赏临时创作，即使誊抄书写，也非短时可成，怎么可能很快完成并邀赏？其次，就伪造内容看，易乃卜筮之书，体系严整，文字古奥，不易伪造，而据刘炫自称‘《周易》《仪礼》《穀梁》，用功差少’，则其对《周易》之学并不熟悉，又为何伪造易学之书？”

曹景年的这段分析确实有道理。如前所言，刘炫向韦尚书毛遂自荐时也说过自己对《周易》等书不在行。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要伪造《连山易》呢？因为这正是《周易》。按理说，伪造古书的人一定会造自己拿手的学问，这样才会漏洞少。更何况，判刘炫有罪的原因是有人认为刘炫伪造古书。那这些人怎么知道刘炫所贡献出的古书是个人伪造的呢？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刘炫所造之书是伪书，其依据在哪里呢？这些都找不出相应的证据来。

那么，刘炫所献之书的底本是怎么回事呢？曹景年在其文中分析道：“刘炫少时曾就‘素多坟籍’的刘智海家读书十年，肯定见过甚至誊抄过不少传世稀少的古书，刘炫所献之书，要么是他过去所搜集，要么是在原来所见的基础上略加修补后进献朝廷，而不可能全是其向壁虚造。”

关于刘炫伪造古书之事还有一段公案，那就是《古文孝经孔传》，《隋书·经籍志》中称：“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著令，与郑氏并立。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

这段话说，在梁代，《孝经》有两家传本，其分别是孔安国和郑氏；到了梁代灭亡时，孔安国本失传了；到了隋代，秘书监王劭在京师又访到了一部孔安国本的《孝经》，于是他就将此书拿给了刘炫，刘炫对此书进行了一番整理后献给了朝廷，于是孔安国本和郑氏本共同立于学官。但很多人对此提出了意见，他们说这个本子乃是刘炫伪造出来的，根本不存在再发现的问题。

关于孔安国本《孝经》的来由，最初记载于王肃的《孔子家语解》，该书中载有孔安国之孙孔衍《上成帝书》：“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会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根据这段话，王肃在《家语解后叙》中说：“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王肃确定，《古文孝经孔传》就是也孔安国的作品。

然而王肃在经学史上乃是有争议的人物，后世认定《孔子家语》就是他伪造的。正因如此，他说《古文孝经孔传》是孔安国的作品也当然被后世所怀疑，有人认为这部《古文孝经孔传》也是王肃伪造之书。

然而随着新材料的出土，古人的认定有些也被推翻，陈启智在其专著中说道：“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证明和学者的论证，蒙于这批古文经传之上的疑雾才被廓清。《孔子家语》应该属于先秦古籍，后经‘孔氏家学’系统的传承与整理，由孔猛传出，王肃只是为其作了注解与推介，并非伪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既然《孔子家语》不是伪造之书，那么，王肃所说的《古文孝经孔传》也就一并无法予以推翻。既然如此，那刘炫家中藏有《古文孝经孔传》也是有可能的事情，更何况《隋书·经籍志》上所记载的那些人说刘炫伪造《孔传》的理由，乃是“秘府又先无其书”，这个理由听来十分的没有道理：内府没有藏就说是假，那既然如此，牛弘为什么还要建议朝廷拿出那么大笔的银两在民间征书呢？这正说明了内府藏书并不丰富。如果以内府无藏来决定某部书的真伪，那么从民间征来的书，岂不都成了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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