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体而言，环淀山湖地域，在环境、气候、物产、民生上有其明显的同一性，虽经历代变革，三地虽各属不同的行政区，但其内在具有很大的向心力与一体感
冯贤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7月2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省（区、市）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介绍，上海将紧扣“一体化”“高质量”这两大关键词，紧抓三个重点区域建设，其中第一个重点区域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即在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为什么是吴江、嘉善和青浦？ 三地一体感极强 如果要从行政区域交接地带，寻找可以在经济社会、综合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能较大程度地统合与一体化管理的区域，环淀山湖地带确是一个较佳的选择。这里地跨青浦、吴江、嘉善三地，是传统所言的“吴根越角”，地理环境的一体感极强。 从生态环境的层面来说，三地的水、土、气几近一致，没有太多的差异。而且这里水域范围广大，由水环境孕育的生产或生活方式，呈现了这一区域民生的全部面貌与比较统一的基本轮廓。 三地内向太湖，中包淀山湖，外借吴淞江、黄浦江出海，在沪、苏、浙之间是联系最紧的地域。 以淀山湖为中心的水运系统，为青浦的朱家角、金泽、西岑、练塘以及稍远的重固等镇，吴江的同里、莘塔、芦墟、金家坝、八坼、平望、震泽、盛泽、黎里等镇，以及嘉善的丁栅、姚庄、西塘、陶庄、下甸庙、干窑等镇，建构起比较便捷的交通网络，舟船运输极为发达。也因为水域广大，地势低洼，民生多以水稻生产、渔业经营等为主，水生经济作物，如茭白、菱、藕等的种植是农家生计的常态，地方生活日常丰富多元。 行政隶属分分合合 秦汉时期，这三个地方共属于会稽郡，唐代则都属于江南西道的苏州，宋代吴江隶于苏州，而嘉善与青浦同属于秀州（嘉兴），那时的秀州还辖有今天上海市的不少地区。到元代，三地行政隶属已经分开，吴江属于平江路（苏州）、青浦属于松江路、嘉善属于嘉兴路，但它们都隶于同一个高层行政区江浙行省的北部。 至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认为浙江太小，遂决定将江南行省的嘉兴、湖州二府划入浙江。太湖周边不再同属于一个高层行政区，而被人为地分隶于两个大行政区管辖。到清代，苏南属于江南省及康熙六年后的江苏省，浙西的嘉兴、湖州则一直属于浙江省。 不过，在明代人的意象中，苏州、松江、嘉兴等地，都是“江南”的核心地域。在归有光看来，“江南”就是南直隶的苏、松、常与浙西的杭、嘉、湖六府地区。这里的经济发展，已在全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明末的时候，有人还建议，在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并置督抚专治，称作“江南腹心”。 县乡之间插花错壤 就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的管理来说，在明清两代的宣德、弘治和雍正等年间发生过的几次分县改革。例如，嘉善县是在宣德五年（1430年）正式从嘉兴县分割出来，治所在魏塘镇；青浦县则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按照巡按御史舒汀的奏请，割华亭县西北二乡与上海县西三乡而设，治所在青龙镇，万历元年（1573年）改治于唐行镇，万历六年又割华亭县集贤乡、上海县新江乡增加其疆土。 在分县后，仍保留了疆土互相嵌错的局面。青浦地方就长期存在“插花错壤”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清末时，当地人想乘“地方自治”政改的契机，将错壤彻底清理一遍。 当时，青浦县错壤的矛盾焦点在章练塘镇（即练塘），这个镇由苏州府元和、吴江两县共管，但镇的周边土地却属于松江府青浦县。元和、吴江两县的政教法令根本不能很好地实施，所谓“风气锢塞，见闻寡陋”。但该镇离青浦县城很近，不过30里，离松江府城也不过40里，这边的施政显然要便利得多，而且风俗习惯也与青浦更相近，镇中户口属于青浦的就占了7/10。 因此，章练塘镇以邹铨为代表，向江苏省地方自治筹备处条陈《请将章练塘镇之元、江二邑地归并青浦事》，要求按照《自治章程》第三条有关合并数县、十三条以小并于大的条文，将章练塘地方划入青浦。这个提案最后被通过，到宣统二年，章练塘镇并入青浦。于是，青浦县西南边界也产生了变化，西面与嘉兴府嘉善县接壤的地方仍以野猫洞港为界。 在传统时代的苏南、浙西，最难管理的是赋役，而民间规避赋役，已成了一种风尚，就是明代巡抚周忱所指出的：“居东乡而藏于西乡者有焉，在彼县而匿于此县者有焉；畏粮重者，必就无粮之乡；畏差勤者，必投无差之处；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营新居而弃旧业者有之。倏往倏来，无有定志。”官府的勾摄，常因疆界而受到阻碍。 嘉兴、湖州之间的湖荡，辽阔错杂，社会上所谓的“奸盗”，可以避匿其中，“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吴，而逃庇于浙”，官兵无法有效捕捉，就互相推诿，故称此害为“吴盗浙窝”。时人卢泾才曾向史可法提意见，认为行政区边界这种三不管的散漫性，是导致地方治安漏洞的关键，要予以必要的重视。卢泾才的意见，深为顾炎武所认同，顾氏将他的话抄在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中。 地方政府层面的应对，主要是增强巡检。嘉善县西北境与吴江县共邻的分湖，设立过一个巡检司，衙署就安排在吴江县的芦墟镇；到乾隆初年，移驻至黎里镇，也与嘉善县境毗邻。这个巡检司要管理黎里、芦墟、北厍、莘塔、黄溪、平望、新杭里诸市镇共860圩，“盘诘奸伪，率徭役弓兵，警备不虞”。巡检司的设置，加强了乡村的防卫力量，也巩固了县境周边地区的治安。 对行政边界地域问题的处置，高层的省界调整或建立一个联合的管控区，显然是必需的。 买不尽松江布魏塘纱 在经济生活上，因地处水乡、人多地少而构建了最基本的生存格局，精耕细作显然已不能满足民生的更多需求。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普通士民可以在这里获得多样化而丰富的谋生途径。 商品经济具有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地域性的、全国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江南的粮食交易、棉布生产、农业工具的制作与流通等，早已市场化。人口流动频繁，青浦、嘉善、吴江三地的产业互助比较明显。在前工业化时代，这里的城乡之间、乡村之间、村镇之间的互动与互补性较强，产业态势上有较大的一体性。 从经济、市场、商业网络的层面来看，这里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产业样态多元、水运网络发达、谋生渠道丰富、城乡关系密切的“市场”，像盛泽、平望、同里、朱家角、练塘、金泽、陶庄、西塘、干窑等为主导的地方经济中心，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商品经济发达，以粮食与棉布为生产主导的特点，深为时人所认同，而且商业化构成了这里城乡社会的基本特色。例如，至晚在万历年间就已流行的谚语“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就表达了松江、嘉善两地产业特色。 产业文化的一体性，主要体现在地方“风物”上，像青浦、吴江、嘉善稻米文化中的一个共同代表就是米酒，此外还有年糕、方糕、糕团（青团、糯米团为最）等，也较重要。 米酒之中，三白酒是最具特色的。吴江盛泽镇生产的土酒，最有名的就是生泔、三白与茅柴三种。清初华亭名士董含谈及家乡松江名酒时，也曾记述：迩来居民取泖水为之，清冽无比。又有刘姓者善酿，名“刘酒”者，凡宴会及饷上官皆用之，不减惠泉醇醪、虎邱三白，可以一刷此诮矣。 董含所说的刘酒，主要产于章练塘镇。镇人记忆中的刘酒故事，一直比较清晰，也是十分荣耀的：“本镇刘氏，汲泖水仿三白法酿，酒味芳冽，久为时所贵尚。刘酒之名驰于京都，载入《松江志》。”据说当地曾有达官过境，“沽饮甚欢”，还题赠了“刘酒驰名”四字。 语言风俗难分彼此 就语言、风俗等总体来看，社会文化的一体性，在青浦、吴江与嘉善三地也较明显。 行政区域边界地域的民众，生活与文化上其实并没有明显的行政区区隔感，尽管他们对边界的概念要比许多政府官员和文人们要清晰得多，口耳相传，世代都记得哪些地方属于哪个辖区，哪些人属于哪个辖区，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种种差异。 以青浦方言为例，当地人自然清楚地知道四乡的差异：七宝以东类上海，泗泾以南类华、娄，双塔以西类元和，泖湖以西类吴江，小蒸西南类嘉善，赵屯西北类昆山，吴淞以北类嘉定，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这些语音在环淀山湖地区的识别度很高，但相互之间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 吴江县盛泽镇东南的新杭市与秀水县王江泾镇相接壤，仅一水之隔，两地居民混杂居住，外人很难区分清楚，在户籍上，自明清以来，许多盛泽人就喜入秀水或嘉兴籍。即如分隶苏、浙两省的枫泾镇，习尚、声音、方言、称谓虽然存在差异，在感觉上已很不清晰。 世家大族的移居与定居在这三县之间则更为频繁。像明代中后期嘉善的袁仁、袁黄家族、曹勳家族，吴江芦墟的叶重第、叶绍袁家族等，都堪为代表，在科考上可以互为流通。譬如，曹勳家族祖上在松江府生活，就已寄籍嘉善县科考；明末松江的地方领袖夏允彝，年轻时也在嘉善参加科考，其子夏完淳幼时常在嘉善的岳父钱栴家学习与生活。 上述这些事例，可以清楚地呈现环淀山湖地区的地方特质与习俗建构，以及因此诞生的比较一致的物质与精神文化。 总体而言，环淀山湖地域，在环境、气候、物产、民生上有其明显的同一性，这是最基本的；其次，在政治、经济上有其较为统一的认识，而在文化的典型表现上又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最后，虽经历代变革，三地虽各属不同的行政区，但其内在具有很大的向心力与一体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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