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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朗是汪曾祺先生的大公子，资深媒体人，烧一勺子好菜，写一手好散文。我和他的交往可追溯到26年前。 那时候汪曾祺老先生住在北京蒲黄榆，我被借调到《文艺报》工作，周末节假日隔三差五地到老头家蹭饭。蹭饭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先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当时没有粉丝这个词，我是汪先生的追随者、模仿者、研究者。能和自己的偶像一起进餐，是粉丝最幸福的事了，精神上的享受也是最高级别的。 汪曾祺在文坛的美食家大名，跟他的厨艺有关。据汪朗统计，除了汪先生的家人，我是尝汪先生的厨艺最多的人。因为吃多了，总结老头的美食经，大约有三：一是量小。汪先生请人吃饭，菜的品种很少，但很精，不凑乎。量也不多，基本够吃，或不够吃。这和他的作品相似，精练，味儿却不一般。二是杂。这可能与汪先生的阅历有关，年轻时国家动荡四处漂流，口味自然杂了，不像很多江浙作家只爱淮扬菜。我第一次吃鸡枞，就是1986年在他家里，炸酱面拌油鸡枞，味道仙绝。直到现在，我拿云南这种独特菌类招待人，很多北京人、很多作家不知鸡枞为何物。三爱尝试，他喜欢做一些新花样的菜。仙游前十几天，他还用剩余的羊油烧麻豆腐招待我，说：“合味，下酒。” 因为周末汪朗带媳妇孩子看老爷子，我们就认识了。汪朗一来，汪先生就不下厨了，说：汪朗会做。老头便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当然我开始是聆听，时间长了，也话多起来。汪朗则在厨房里忙这忙那，到十二点就吆喝一声：“开饭了。”汪朗做的饭菜好像量要大一些，我也更敢下筷子些，味道更北京家常，不像老头那么爱尝试新鲜。 老头走了，我们都很难受。 之后看到了汪朗怀念父亲的文字，不禁惊喜，文字的美感也会遗传吗？又看到他谈美食的文章，就更觉亲切了，因为我也写写关于吃喝的文章，但基本是借题发挥，和他的“食本主义”比起来，我像个外行，以致他发现我文章的常识错误——将麻豆腐误作豆汁儿。十几年前，我曾在文章中写到汪先生用羊油做豆汁儿，去年汪朗忍不住说，豆汁儿从来不进他们家的门。至于对食的历史渊源和掌故，他更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当代文人，鲜有其格。 他也有不及的时候。有一次，我说到汪先生送我朝鲜泡菜的事，他很惊讶，说不知道老头儿居然还会做泡菜。我很是得意。不知道老头在泡菜里面加些什么，汪先生说了，我当时没记住，也没吃出来。 我到北京十余年，与汪朗的往来也慢慢勤了些，还时不时地在一起切磋下食经。他的嘴巴很刁，我推荐的饭店他总能品出其中的最好味道。我写的一些小文，他也时不时鼓励一下。 前不久，他打电话邀我吃北京的爆肚儿，我说好啊，那家位于蒋宅口的老北京风味确实地道。那一天，他还从家里拿来茅台酒，酒过半巡，他说出原委：我的书重版，你写个序吧。哈哈，原来是鸿门宴。我们都乐了，说是写序，其实还是想找个理由在一起喝酒聊天。那天喝得很高兴，手拉手兄弟般的。 汪家的人厚道，实在，汪朗犹甚。我一直视他为兄长，但他的一次举动却让我意外。那年我女儿结婚，汪朗自然要作为座上宾。宴毕，众人散去，发现汪朗还在电梯口，我说你还没走啊，他说，我帮你送客人呢，“我得等他们都走了，我才走。我虽然比你大，但你和我父亲是一辈儿的，家里有事，晚辈我该最后走。” 家风如此，文风亦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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