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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来，发掘事业渐盛，各地出土商殷铜兵渐多，尤以河南安阳殷墟为最。从前商代戈戳，好古家视为奇珍者，现可以廉价求之于市肆。但其较为佳美者及镶嵌绿松石之艺术品，则几于悉数流出海外矣。据李济之研究，殷墟出土之商殷青铜兵，可分为五种：
此种统一之矢镞，颇有独立性质，且均系青铜时代全盛时之物，而非青铜器前期之物。盖因矢镞只能用一次，消耗甚巨，而实际上铜镞并不优于石骨蚌等镞，当然至铜锡价低廉之时，各种铜器早已普用之后，铜镞始获盛行也。
殷墟出土勾兵，两类均有。以銎安桃之勾兵，纳柄于銎，虽然便利，但效率不高，故不久即为《考工记》所载之以内安柄之戈压倒。从前英国考古学家裴居立教授(W.M.Flinders Petrie)曾将中国之瞿与埃及之壳形斧列为一类讨论，认为与此类斧形后期之演化有关系。但吾人细阅裴氏所示各种图形，其中颇多疑问。 又有人谓西伯利亚地方曾有铜勾兵出土不少，颇似于中国瞿形，然其时代晚于商殷，实受中国戈制之影响，而非中国戈制之先型。故商殷铜勾兵，完全系中国特产兵器，绝非外来之物可无疑也。
考古学家常将矛与矢视为分化同源之器物，盖因矛形之演进常与矢形之演进互相关联。殷墟之铜矛与矢，却有重要之分别：矛身之形制为圆底或平底，柄为圆筒，矢则具刺，带茎，其分化之方向已甚远。
殷墟出土之铜斧，仄面看均不对称，均系空头形制，刃作凸形，略外出。但亦间有以内安柄之戚。以与殷墟出土之石斧相比，有下列相似之点：刃形不对称似锛，凸出似戚；唯空头即中空形制，则石斧未有耳。 据李济之推论，“殷墟铜斧锛之全部形制，极像欧洲青铜晚期与西伯利亚一带所出的空头斧锛，但欧洲的空头斧有三种别样的形制的铜斧作它的前驱，西伯利亚与中国却没有这种历史。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完全为无文字的，所以它的年代也不能绝对的断定。
殷墟的文化是有文字的，年代有比较靠得住的根据；在这种空头铜斧以前是否有像欧洲前三期那样的铜斧，是研究殷墟全体文化来源极值得严重考虑的一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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