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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之微之！知我心哉！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的一个晚上，时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思念远在他乡的挚友元稹，不觉间真情流露，文思泉涌，于是乎下笔成文，遥寄远方。 在表达对于老友思念的同时，也回顾了自己前半生的政治生涯，向元稹道出自己任翰林学士时的种种作为的心路历程；在回忆概览前代文学发展之余，感慨“周衰秦兴，采诗官废”、“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就此发表了自己对于文学真挚而独到的见解。 在文章中，白居易也表白心迹，说自己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字里行间都可以感受到他在经历宦海沉浮之后的复杂情绪。紧接着，白居易引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至理名言安慰自己，也告慰同被贬谪的老友元稹，回忆往日京城唱和的愉快时光。 “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心绪遥寄异乡之友，笔下悄然成千言，不觉间已至寂静深夜。 这一篇书信不仅是元、白二人真挚友谊的一份见证，同时也是白居易自己的政治理想、文学思想的真挚表达。最终，这封书信被收入了白居易的集子中，成了学习、了解白居易的重要文献，它就是《与元九书》。 二、始得名于文章：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贞元三年（公元788年），十六岁的白居易初至洛阳，携诗篇干谒京都名士。时任著作佐郎的顾况，看到了白居易的名字，便调侃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而在看了白居易递过来的诗卷之后，顾况立即改口，对他大加赞赏：“道得个语，居即易亦。”得此赞誉，白居易在京城便名声大振。且看是哪首诗让顾况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书生赞不绝口的：
长于诗文的白居易，仕途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旧唐书》有云： “贞元十六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周至县尉、集贤校理。” 主考白居易的考官高郢时任礼部侍郎，在他主试之下，白居易作《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等作品，以第四名的成绩及第，并且二十九岁的白居易，是及第十七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任周至县尉时，白居易便坚持着自己后来总结出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创作原则，写了很多反应社会现实，讽喻时政之作。最著名的，当属在元和元年七月所作歌咏李杨爱情的《长恨歌》以及像《观刈麦》《卖炭翁》这些如今都耳熟能详的新乐府诗。 这些诗大多都含有讽喻的意味。诗歌在白居易手里成为了一面反映社会底层生活现状的镜子，一首唱出农民百姓生活疾苦的歌。试看《卖炭翁》：
这些作品逐渐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不知不觉间流传入宫中，被皇帝看到，白居易也被召为翰林学士，在天子身边建言献策。元和三年，又拜左拾遗，此时的白居易也不过三十多岁，可以说是春风得意，整个仕途也是顺风顺水。 成为左拾遗的白居易更是将“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原则实践到底，元和五年前后，白居易写下了著名的《秦中吟》十首，他用诗歌记录下自己在长安的所见所闻所感，将那一时期人民生活的困苦与富豪权贵、贪官污吏们生活的豪奢加以对比，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身为官员的他一点都没有高人一等的傲人姿态，而是摆平身份，时刻为穷苦百姓代言，短短五言诗句，却具有哭天抢地的感染力，请看《秦中吟·重赋》：
三、用生命进谏：怀才有遇也让人烦恼 作为现代读者，我们已经感受过太多因为怀才不遇而发出的感慨。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仙太白作《行路难》，道“拔剑四顾心茫然”；诗鬼李贺写下《致酒行》，言“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然而太多宣泄这样情感的诗句似乎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迷惑：这种烦恼，是不是当臣遇明主，鸟栖良木之时就不存在了？接下来就用作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作为例子，告诉大家：怀才有遇，也压力山大。 被召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并没有因为自己成为了“天子私人”而翘起尾巴洋洋得意，反而是因此寝食难安。《旧唐书》记载，他曾上疏感谢圣上的知遇之恩，也表明自己因不能建言献策而倍感自责：
白居易勇于进谏，“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但是这样难免也有得罪皇帝的时候，不过也因为处于一个相对开明的时代而未受惩罚。当时的皇帝唐宪宗，大多数时候都听取了白居易的谏言，而因承璀之事颇为不爽，便对宰相李绛说到：“白居易小子，是联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联，联实难奈！” 还好宪宗是一位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的好皇帝，能够听得良言，不会被谗言所迷惑，李绛也是当时的贤能之臣，能够劝谏圣上。于是绛对曰： “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相信就算是“不避死亡之诛”的白居易，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备受煎熬。一方面，自己正处在一个可以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职位上，通过建言献策，使朝政能够清明，国家能够中兴，这便是自己身为人臣的价值体现。 另一方面，言多必有失，忠言本逆耳，一旦龙颜大怒，自己将承受忤逆圣上的刑法，估计自己也会小命不保。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白居易终究不是贪图苟且之小人，其心中之鸿鹄大志，也给了他“用生命进谏”的勇气。 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州司马青衫湿 忠言进谏的白居易最终还是难以逃脱被小人进谗言、打小报告的命运。他直言不讳的进谏方式，虽说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但终究还是得罪了朝中不少人，给自己埋下了祸端。 元和十年，白居易已经不是翰林学士，而改职作太子左赞善大夫，当时的宰相武元衡遭遇不幸，白居易直言进谏，请求立刻搜捕凶手，以雪国耻。 按理说是有理有据的向皇帝进谏，然而却就是落了一个“名不正言不顺”——此时的白居易已经不再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这就让当时朝中不喜欢白居易的人们找到了把柄，开始向皇帝打白居易的小报告：
上文中所提《赏花》《新井》二首诗并不是什么“甚伤名教”的作品，并且成诗时间也远远早于白母去世，所言《新井》一诗，即《井底引银瓶》诗一首教化民间女子的诗，其序曰：“止淫奔也”请看：
可见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也根本不关乎名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白居易最终于元和十年，被贬江州，任江州司马。 五、人生理想的道白：《与元九书》 白居易素与元稹交好，两人的友情可谓是唐代诗坛的一段佳话，两个人不像杜甫对于李白那种“单相思”，而是不折不扣地好友。两人同年登第，在朝廷中也相互扶持，彼此帮助，两人在诗歌上高超的技艺也让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元白唱和的诗篇不乏技艺精湛之作，在当时是有名的佳作。 在普通诗人眼中，二人唱和的长篇排律简直就是高手过招，神仙打架留下来的炫技杰作，于是争相模仿，更有甚者直接做起了倒卖元白诗歌的生意，其作品知名度可见一斑。 到任江州之后，已是冬天。白居易所任江州司马实际上是个闲职，除了每天的饮食起居之外再无他事，思念老友之时便将心中之事写下，遥寄远在通州的元稹，名为《与元九书》。 《与元九书》中，白居易阐明了自己的诗歌理想，即复原先代采诗之传统，发挥诗歌艺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教化作用。摆脱诗歌风花雪月的轻薄姿态，发挥其实际作用，用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浏览白居易的集子，可以说这正是他的诗歌理想所在：追求一种尚实、尚功利的诗歌创作原则，以诗歌创作来反映、甚至改变社会现状。他所作《新乐府》《秦中吟》等名篇都是这一创作原则的典型实践。 然而也正是因为自己所作的这些诗，使“朝中权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得罪了朝中政客。被贬他乡。感叹至此，白居易写下对于自己前半生最“扎心”的概括：“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 处于贬谪之境地的白居易，对于人生的思考也得到了升华，或许就是在写下《与元九书》的寒冬之夜，他明白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至理名言，人生之不得意，十有八九也，命运如同大海行舟，我们不能渴望着时时顺风，大丈夫应该时刻做好准备，等待风帆扬起的时刻一鸣惊人。 仕途畅达之时，我写下讽喻诗，表明自己兼济天下的大志；道路受阻时，我便写下些闲适诗，让自己心情舒畅，独善自身，安心等待下一次扶摇直上的机会。其言曰：
江州腊月，江寒风苦，终日无聊，居易夜中难以入眠。愁多知夜长，或许只有在与好友信诉衷肠时，才能让他心中获得一丝安慰吧。 六、结语 白居易的前半生，可谓辉煌而跌宕。被贬江州之前，白居易已经完成了奠定他文学史地位的大部分作品。在此之后，他的创作大多都以吟咏性情，酬唱赠答为主，语言上也温和了许多，之前讽喻诗中那种激烈和尖锐已很难再见到。 正所谓“得名于文章又得罪于文章”，加之朝廷党争愈发激烈，吃过亏的白居易逐渐地收敛了自己，由“兼济”转为“独善”。而江湖坊间一直都流传着他的《新乐府》《长恨歌》，它们以浅白平直，朗朗上口的语言风格，以及针砭时政，关心民生的精神，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白居易的那种乐府讽喻的精神，也随着这些经典诗篇流传至今，为人所称道。 作者： 作者：ZeaLot，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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