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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城市文化生活 宋代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不但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 而且也逐渐浸入到他们的生活观念中。 宋代打破秦汉以来的坊市分离局面, 实行厢坊制度, 宋太祖建隆三年 (962) 下令拆除坊墙, 沿街允许开设店铺, 实行 “市街结合” 的城市制度。 在这一制度下, 住宅区和商业区连成一体, 从而扩大了城市的规模, 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的激增, 据学者统计东京城内最繁盛时期人口高达150万[2],而南宋的临安人口也曾高达一百二三十万之余[3], 都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大都市。 城市经济的发展, 带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 城市文化则体现了宋人的生活情趣。宋代 “不立田制”, 农民和土地之间的依存关系相对松散, 农民有了相对的人身自由, 北宋天圣五年 (1027) 十一月, 朝廷下诏： “江淮、 两浙、 荆湖、 福建、 广州南军……自今后, 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 须每年收田毕日商量去住, 各取稳便, 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 如是主人非理拦占, 许经县论详。”[4]这有利于农民向城市的汇集, 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实的人力资源, 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谢耐和说： “11—13世纪的人较之于唐代、 六朝或汉代更经常也更乐意流动。 事实上, 商业大潮流带动着人流： 船夫、搬运工、 水手、 商人, 间或定期长途往返。 ……农村生活困难, 城市小职业数量与类别繁多, 作为财富中心与娱乐中心的城市富于吸引力, 凡此种种都促使游民与贫民流向大居民点。”[5] 宋代城市发展的特点就是从城市的政治、 军事功能向经济功能的转变, 如在都城的选择上, 其经济的因素就显得较为突出, 例如后晋石敬瑭在迁都诏书中说：为国之规, 在于敏政; 建都之法, 务要利民。 历考前经, 朗然通论, 顾惟凉德, 获启丕基。 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 车徙既广, 帑廪咸虚。 经年之挽粟飞刍, 继日而劳民动众, 常烦漕运, 不给供须。 今汴州水路要冲, 山河形胜, 乃万庾千箱之地, 是四通八达之郊。 爰自按巡, 益观宜便, 俾升都邑, 以利民兵。 汴州宜升为东京, 置开封府。[6]史念海先生说： “石晋把汴州建为国都, 这纯粹是为了经济原因。 这也可以说是受了运河的诱惑。”[7]开宝九年 (976) 宋太祖巡幸洛阳, 更有意以洛阳为国都, 还说 “迁河南未已, 久当迁长安”,但此意立即遭到包括晋王赵光义在内的臣僚的反对,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就说： “东京有汴渠之漕, 岁致江、 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 咸仰给焉。”[8]考虑到洛阳现实的困难, 宋太祖也最终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宋室南渡之后最终将都城选择在了临安(杭州), 这固然是因为金人已突破长江天险, 临安素有 “有重江之阻”, 它能有效地抵御金人的骑兵侵袭, 高宗君臣欲以此蓄养国力, 徐图恢复。 但若仔细考究, 临安最终被定为国都, 还在于它经济优势。 临安既是富庶两浙的中心, 又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 经过吴越数十年的经营, 至北宋中叶一跃而成为 “东南第一州”, 这种相当规模的城市体制和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恰恰是作为国都所必需的[9]。 因此, 宋代的城市发展是在经济力量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改变了以往主要以州县城为主体的城市发展格局。海王星网址 宋代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政府特意为城市人口建立户籍, 宋真宗天禧三年 (1019) 十二月, “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 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10], 这样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也和农民一样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宋代明确区分民户为坊郭户与乡村户, 并将城市人口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而计入政府单列的户口登记体系, 毕竟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首次, 它使得城市传统意义上以政治职能为主的特点迅速让位于经济职能, 并就此拉开城市化进程的大幕”[11], 以坊郭户为代表的城市商业者和手工业者, 他们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逐步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市民阶层, 孕育并生成了具有市民特色的城市娱乐消费文化。 日本学者加藤繁指出： “当时 (宋代) 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 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 放纵, 过着享乐的日子。 不用说, 这种文化, 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 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 它的财富的增大, 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12], 市民阶层的这种自由、 放纵和追求享乐的生活心态, 促成了都市风情、 文化娱乐的产生。 据 《东京梦华录》 一书所载：正当辇毂之下, 太平日久, 人物繁阜, 垂髫之童, 但习鼓舞。 班白之老, 不识干戈。 时节相次, 各有观赏, 灯宵月夕。 雪际花时, 乞巧登高。 教池游苑, 举目则青楼画阁, 绣户珠帘, 雕车兢驻于天街, 宝马争驰于御路。 金翠耀目, 罗绮飘香, 新声巧笑于柳陌华衢。 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八荒净法湊, 万国咸通, 集四海之珍奇, 皆归市易。 会寰区之异味, 悉在庖厨。 花光满路, 何限春游, 箫鼓喧空, 几家夜宴。 伎巧则惊人耳目, 奢侈则长人精神。[13]从孟元老的历史追忆中, 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北宋都城汴京的生活风情： 承平日久, 商贸繁盛, 广大的市民阶层尽情地追逐身心的享乐, 如商品经济的意识已经渗透到传统的民俗节日中去, 根据《东京梦华录》 一书的记载, 北宋时代的人们非常重视节日, 主要的节日有正月初一年节、 元宵、 清明节、 端午、 七夕、 中元、 中秋、 重阳、 天宁节、 冬至等, 这些节日大都带有市民娱乐的色彩,例如正月初一年节：士庶自早, 互相庆贺, 坊巷以食物, 动使, 菓实, 柴炭之类。 歌叫关扑, 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 州北封丘门外, 及州南一带, 皆结彩棚。 铺陈冠梳、 珠翠、 头面、 衣着、 花朵、 领俅、 靴鞋。 好玩之类,间列舞场歌馆, 车马交驰, 向晚贵家妇女。 纵赏关赌, 入场观看。 入市店饮宴, 惯习成风。 不相笑讶, 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 小民虽贫者, 亦须新洁衣服, 把酒相酬尔。[14] 再如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 开封府绞 (结) 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 游人已集御街。 两廊下奇术异能, 歌舞百戏,鳞鳞相切, 乐声嘈杂十余里。 击丸、 蹴鞠, 踏索上竿, 赵野人倒吃冷淘, 张九哥吞铁剑, 李外宁药法傀儡, 小健儿吐五色水。 旋烧泥丸子, 大特落灰药榾柮儿杂剧。 温大头, 小曹嵇琴, 党千箫管, 孙四烧炼药方。 王十二作剧术, 邹遇, 田地广杂扮, 苏十, 蒙宣筑毬, 尹常买五代史, 刘百禽虫蚁, 杨文秀皷笛, 更有猴呈百戏, 鱼跳刀门, 使唤蜂蝶。 其余买药买卦, 沙书地谜, 奇巧百端, 日耳新目。[15]再比如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 州西梁门外瓦子, 北门外, 南朱雀门外街, 及马行街内, 皆卖磨喝乐, 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 或用红纱碧笼, 或饰以金珠牙翠。 有一对直数千者, 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 又以黄蝤(蜡) 铸为凫、 雁、 鸳鸯、!!、 龟、 鱼之类。 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 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 置小茅屋花木, 作田舍家小人物, 皆村落之态, 谓之谷板。 又以瓜雕刻成花样, 谓之花瓜。 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靥儿, 谓之果实。 花样奇巧百端, 若捺香方胜之类, 若买一斤, 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 盖自来风流, 不知其从, 谓之果实将军。 又以菉豆、 小豆、 小麦于磁器内, 以水浸之,生芽数寸, 以红蓝彩缕束之, 谓之种生。 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 七夕前三五日, 车马盈市, 罗绮满街, 旋折未开荷花。 都人善假做双头莲, 取玩一时, 提携而归。[16] 从上面的记述可以看出, 宋代都城开封市民在节日期间的文娱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在节日里人们普遍穿上洁净的衣物, 去舞场歌馆, 去观看各种杂技表演, 如口吞铁剑、 口吐五色水； 更有动物杂技如 “禽虫蚁” “猴呈百戏” “唤蜂使蝶”, 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在瓦子观看杂剧, 听人弹奏 “嵇康琴”； 除此而外,在节日中还有大量市民参与的体育活动, 击丸、 蹴鞠、 秋千等。 熙熙攘攘的人群, 嘈杂之声蔓延二里之余。 不仅民间, 官府也呈现在一片奢靡、 欢快的节日氛围中, “大内之岁前冬至后, 开封府结缚山棚立木宣德楼” “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 又以黄蝤铸为凫、 雁、 鸳鸯、!!、 龟、 鱼之类”。 在纷扰热闹的文娱活动背后,人们可以看到众多商业活动的背景： 人们在游玩赏析活动之后,“入市店宴饮”, 而且宋代的酒楼、 茶肆往往也是文化表演的场所,是文化休闲的重要区域； 在东京的市区内, 有买药算卦的, 有买五代史的, 还有制作精巧的花瓜、 油面糖蜜制造的果实——笑靥儿等。 既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发达, 又表现了开封手工业者们的精巧,其背后是市民阶层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识的再现, 市民的生活情趣已经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被广泛地开发出来。 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生活的风格： 那就是生活的随意化与追求生活的享受化,它已经不再是那种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的有规律的生活节奏,宋代城市打破了坊、 市的界线, 商业活动在打破空间限制之后, 经营时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白天, “夜市” 的兴起就是一个最为明显的标志, 如东京 “夜市直至三更尽, 才五更又复开张, 如要闹去处, 通晓不绝。 寻常四稍远静去处, 夜市亦有燋酸豏、 猪胰、 胡饼和菜饼, 獾儿野狐肉, 果木翘羹, 灌肠, 香糖果子之类”[17], 可见北宋开封的夜市经营不仅在城中, 就连城外也有以特色饮食为主要经营的夜市； 南宋临安夜市盛况也并不逊色于开封, “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 夜交三四鼓, 游人始稀； 五鼓钟鸣, 卖早市者已开店矣。 ……其余街道坊巷, 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 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 如顶盘担架卖市食, 至三更不绝。 冬月虽大雨雪, 亦有夜市盘卖”[18]。 除此而外, 宋代城市与农村之间还有大量的 “草市”, 这是一种自发的商品交易市场, 是沟通城乡经济交往的重要途径, 同时也是把城市文化输往乡村的重要中转, 因此宋代的社会生活情趣就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改造, 是商品经济冲击下农村文化自解体的过程, 市民的民俗文化逐渐为社会所接受, 从而构筑起了宋代文化兴盛的社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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