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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楠迪扬
福柯在其文章《主体与权力》中宣称自己的研究主题并非“权力关系”，而是“主体问题”。从“疯癫”到“惩罚”，从“知识考古”再到“事物的秩序”，“权力关系”本身无所不在的特点使福柯的研究主题看似纷繁复杂。然而，福柯并不是一个兴趣广泛的哲学家。他对诸多主题的涉及有着始终如一的深层关怀，即他所说的“主体问题”。直至《性史》前两卷问世之际，福柯所有的研究都在证明着一个结论：无所不至的“权力关系”才是对主体进行规训的罪魁。然而，从福柯着手撰写《性史》开始，他的所有研究都忽然发生了大幅度转向。虽然福柯晚年很少有作品问世，但他在法兰西学院授课的记录显示着他孜孜不倦的全新探索。福柯从其先前的研究时段（16到19世纪）全线退出，转而溯源到古希腊，回到古老的德尔斐神谕，开始了对主体形成史的重新爬梳。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授课内容大体上向我们展示了其晚年的研究进展。由于研究成果并不成形，福柯一改过去的华丽风格，非常耐心而细致地梳理一个又一个的文本，试图从中找出主体形成轨迹的蛛丝马迹。这也就使得课程内容相对松散。但是我们仍欣喜地看到福柯对主体问题的研究越发深入。虽然福柯早逝使他太多的研究计划无法完成，然而其晚年的探索仍就回答了他前期研究的诸多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接受现代“权力关系”的规训？福柯晚年的研究正是通过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从而使主体形成的历史在他的梳理下逐渐清晰。
一、“一切都变了”！
从1971年1月直至福柯去世，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开设名为“思想体系史”的课程。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课程可以说是研究福柯晚年思想的重要依据。幸运的是，那时的录音技术已经开始在大学课堂里普及开来，福柯的课程因此得以以录音的形式保存下来。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一年有26小时的时间在课堂上展现自己的原创性研究。这样的时间安排对福柯来说非常紧张。福柯的每年的课程从一月份持续到三月份，每周三上课，一周只一次。福柯的课堂从来都是座无虚席，300人的教室一般能挤到500多人。因为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全部对外开放，所以福柯的课堂上从来都是“只有听众，没有学生。”而由于大家的程度参差不齐，在课堂上进行福柯所期望的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1975年，《新观察家》杂志记者热拉而.帕蒂让的一段描述形象地展示了福柯的课堂：“当福柯走进讲堂时，走得很快，一直向里，就像跳水的人一样，放上自己的讲稿，脱下大衣，打开灯，然后就开始讲课，一直到下课。他声音洪亮，从喇叭中传出，很有感染力，只逊色于现代主义的教室，它被从大理石承水盆中射出的光线照得通明。这里有三百个座位，却挤着五百人，记得严严实实的，不留一点空隙（……）。没有什么演说效果，只是透彻，非常有感染力。一点也没有临场发挥的东西。福柯每年要向公众讲12小时，解释他当年所做研究的意义。为此，他极大限度地抓紧时间，连边页都写满了，就像那些写满纸张还言犹未尽的记者一样。19点15分，福柯下课。学生们涌向他的讲台。但不是和他说话，而是去关闭录音机，也没有任何提问。在嘈杂的人群中，福柯显得很孤独。”1
这段白描中为我们提供了几个线索。首先，福柯为法兰西学院课程所准备的内容基本上是不能按计划全部讲完的。而且，福柯讲稿的边页都写满了讲解内容。弗里德里克.格霍在福柯1982年“主体解释学”的“授课情况报告”中提到丹尼尔.德费尔。他给准备编辑福柯课程内容的人提供了“福柯的某些用纸板包起来的硕大的档案材料，共有5卷，其中有些令人吃惊不已。这些档案资料包括彩纸卷宗，其中许多纸张有点发黄了，上面满是用淡蓝或深蓝墨水写成的蝇头小字。” 弗里德里克.格霍提到，这些手稿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它有助于帮助人们恢复福柯课程录音中不清楚的内容，还有就是帮助我们看到福柯根本没有时间讲解的大量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线索。由于法兰西学院要求授课教师必须讲解原创性内容，我们可以就此判定，福柯十几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解内容与其晚年的研究是步步相连的。尤其是在其晚年的讲稿中，我们可以看到，福柯与其说是在讲解其研究进展，不如说是就在课堂上展开细致的研究，因而讲稿中的很多内容虽然有其关注的主线，但是没有严整的体系，而更多的是对大量文本做细致的梳理和分析。这种细碎的研究使得弗里德里克.格霍在1982年“授课情况报告”中不能给出福柯讲课的主要内容。
从福柯探索式的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主体”问题。而1982年的课程“主体解释学”在有关“治理自己”、“修身”等一系列内容中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内容皆以此为中心。1982年课程之所以重要的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揭示了福柯本人的一个重要转向。确切地说，这一转向并非他所关注主题的转向，而是书写向度的变更。1976年，福柯发表了《性经验史》第1卷“认知的意志”。其后，福柯还有关于“肉体与身体”，“儿童的十字军东征”、“女人、母亲和歇斯底里症”、“性反常者”、“人口和种族”等主题的庞大书写计划。但是，这些计划无一完成。经过8年的沉寂，福柯于1984年发表了“快感的享用”和“关心自己”，此后羽化登仙，身后留下难解的谜团，并引来无数版本的猜测。很多人将1984年所发表的两部作品当作对“性经验史”的解读。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似乎也成为对解读“性经验史”的补充。2然而，人们发现“一切都变了”3！“不再是西方的现代性（从16到19世纪），而是古希腊—罗马；这不是一种根据权力机制所作的政治解读，而是一种修身实践的伦理解读。他不是一种对各种体系的考古学，而是一种对主体的质疑。甚至写作风格也因此被颠覆了……”4福柯完全放弃在《词与物》和《雷蒙.鲁塞勒》中的闪闪发光的文字风格，而是“想搞一个有关主体的历史。”5接下来当然的问题就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变？为什么会有这种看似天翻地覆的转向？福柯沉默的这8年里到底在进行什么样的思考？
这里，我们有三个时期的文本。最早的是《性经验史》第1卷，其次是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记录，最后是他1984年发表的“快感的享用”和“关心自己”。其中《性经验史》第1卷应该成为我们勘查蛛丝马迹的场所，而不应成为被阐释的核心文本。因为很明显，福柯在此之后沉寂了8年，然而这8年间却留下了法兰西学院的讲课录音，最后，在其逝世的那年，他公开发表最后两部作品。中间这8年的法兰西学院的讲课录音实际上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本。相形之下，它反映了福柯的一种更原始、更随心所欲的思想状态。而也正是这8年揭示了福柯思想转向的轨迹，虽然不是清晰的，但是毕竟是可察。最后公开发表的两个文本可以被看成是福柯对8年思考的一点成形的内容。但这两个文本远远不是这8年的思考成果，因为有太多的内容随福柯溘然长逝。
《性经验史》第1卷“认知的意愿”揭示了17到19世纪令人惊骇的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福柯在开篇便对比了这两个世纪内，有关性生活方式的变化。
“很久以来，我们维持着一种维多利亚式的人生规范，甚至直到今天仍受到这种规范的支配。因此，关于性我们压抑克制、羞于言说、虚伪不堪，这些又被看作是品行高尚而倍受崇尚。
17世纪初叶，人们似乎还能经常见到一些坦率的行为。性行为并不需要多加保密；人们谈论它并无多少禁忌，做起来也不用偷偷摸摸；私通之类的事也是司空见惯。与19世纪相比，对下流、威胁吓淫晦的行为禁忌相当宽松。在那个时代，人们举止坦然率直，直谈毫无忸怩，越轨行为也是明目张胆。那时可以随意展示人体器官和交合演示、成年人边看边谈笑风生，早熟懂事的孩子们也夹杂在成年人中：那是‘自我展示’人体的时代。
但没过多久，薄暮便笼罩在这艳阳天上，随之而来的便是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单调乏味的黑夜。性被小心翼翼地隐秘起来，移至屋里。婚姻家庭将之禁锢起来，使它仅仅起到严肃的繁殖作用。只要一谈到性，回避沉默便成了人们的行为规范。合法的、能生育的夫妻定下了这种法规。他们将之作为规范，坚决予以实施，极力掩盖真相，在隐蔽的原则之下独享性的权力。只有一种性行为场所得到从社会到每个家庭的承认，但它是一种功利性的繁殖场所：父母的卧室。其余的性行为只能模糊含混，举止文雅，以避免异体接触，谈吐干净以纯洁语言。纯洁的行为包含着变态的痕迹；如果性行为过于暴露，它就会受到非议和指责，并为此受到惩罚。”6
禁欲主义由来已久。并不是说福柯所说的17世纪初完全是“性展示”的天堂，然而福柯给我们展示的17到19世纪之间的变化是一种大规模的变化，或者说是一种对“禁欲”的“普及”。福柯用“时代”来形容这种变化的到来。“17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压制时代的开始，它象征着我们所称的资产阶级社会，也许，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个时代。”7福柯为什么将这个时代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呢？因为这种大规模的变化正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特点有关。而这也是福柯一直以来多次提及的“经济”因素。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各种专业机构以科学的面目对性的真理进行钳制。“人们总是宣称自己是本着科学观点来谈论性的，崇高而客观。”8“医学已经有效地进入了夫妇快感领域：它创造了一整套产生于‘不完全’性行为的器官上、功能上或心理上的病理学；它对所有相关的快感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并把它们并入‘发展’观念和本能‘骚动’的观念；它承担管理它们的任务”9。“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通过给他们（性反常者）取一些古怪的名称来为他们分类：有克拉夫特.伊宾所划分的动物爱护者和兽奸者，罗莱德所说的字体单恋者，以后又有混合窥视者，男乳房增值者，老年性痴呆者，性逆转者和女性交媾疼痛者。”10……但是“这一事实本事就意味深长。事实上，这种科学不过是由一种回避组成，因为，由于它不能够或拒绝谈论性本身，它只能把目光集中在心理失常、性变态、乖僻、病理性障碍、病态邪行等等。”11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情景是“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开创了一个性压抑不断增强的时代和观点。我们不仅亲眼目睹了不合规范的性行为的明显激增，而且——这是个要点——一种与法律很不相同的性的展开，即使它局部地依赖禁律程序，已经通过一个有相互联系的机制组成的网络系统保证了特殊快感的增值以及互不相同的性行为的繁衍。”12由此，一个悖论出现了。“人们在把性作为隐秘的同时，没完没了地去谈论性。”13各种各样的色情文学层出不穷，娼妓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实际上，17到19世纪的性压抑仅仅是个假说，但是作为一个现象，性压抑并非完全子乌虚有。但它仅仅存在人们的谈话中。
语言被净化了。17到19世纪人们性生活方式的变化实际上一种性话语的策略性转移。性话语由17世纪初还存在的自然的方式被整体乔迁到了真理的话语模式中。资产阶级社会盛产各式各样的专业机构，真理的话语就被这些机构掌控着，并广泛传播。为什么这些现代专业机构能够吸纳真理话语呢？这就涉及到性真理的产生过程。福柯说“至少在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就已将忏悔确立为我们赖以产生真理的主要仪式。”14“我们早已成了一个独特的忏悔社会。忏悔的影响已广为散布，它在审判中，在医学上、在教育方面、在家庭关系与爱情上，在日常生活的最平常小事上以及在最庄严的仪式上都发挥着作用；人们要忏悔自己的罪过，忏悔自己的罪恶，忏悔自己的思想与欲望，还要袒露自己的疾病与困惑；人们精确的叙说那些最难以启齿的东西。”1517世纪，“主事忏悔的神甫会一再跟你说：“把一切都说出来。不仅要说出性高潮时的动作，而且要坦白肉感的触摸、所有淫邪的目光，一切污秽的言辞……还有一切造成放纵的思想。”16
忏悔作为一种性的真实话语的产生过程，曾经是仪式的、排他的、局限的。然而，随着“新教、反改革运动、18世纪教育、19世纪医学等等的兴起，它逐渐失去了仪式的、排他的局限性，到处传播开来。它被应用于一系列的关系之中：子女与父母、学生与教师、病人与精神病医生、犯法者与法律专家等等。”17忏悔的方式得以传播，使得“一个性快感的巨大的档案馆逐渐建立了”。18后来，随着医学、精神病学、教育学将这个档案馆慢慢充实，一种关于性真理的产生机制形成了。
无论是古老的忏悔仪式还是“医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等现代的性真理产生机制，二者都认定忏悔者，和病人、接受教育者是有问题的，非正常的，需要被矫正的。因而这就涉及到主体被建构的问题。17到19世纪的变化实际上是忏悔仪式的普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点正好给忏悔仪式的普及提供了一个契机。福柯恰恰是从忏悔仪式与真理产生机制的联系中获得了灵感，于是开始产生突破他一直以来所关注的时间段（16到19世纪）的念头。围绕着始终萦绕在心头的“我是如何成为我的所是的”主体化问题，福柯做出了晚年重大的转向。这种转向无论在研究时间段、写作风格还是研究对象上都可以说是全面的。《性经验史》第1卷的写作并不是福柯对“主体化”研究的终结，而恰恰将他对“主体化”的研究引向深入。此后的8年光景，虽然外界认为福柯进入了沉寂期，但这只是因为福柯没有公开发表作品。法兰西学院的系列演讲中记载着福柯扎实的工作脚印。福柯几乎是立刻展开了有关主体化的另一向度的研究。顺着忏悔仪式的历史向源头追溯，忏悔是一种带着负罪感的坦白，坦白就是要说出真实的自己。那么什么是真实的自己？要坦白真实的自己，首先当然要认识自己？由此，福柯从16到19世纪一直上溯到了古希腊的德尔斐神谕，从“认识你自己”这道响彻千年的神谕开始，敲开了主体的心灵之门，并由此开辟了其晚年主题解释学（主体与真理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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