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对罗兰•巴特“中性”思想的启示

東泰山人 2023-05-19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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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对罗兰·巴特“中性”思想的启示

原创张静学术研究 2023-05-18 15:53 发表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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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对罗兰·巴特“中性”思想的启示

撰文丨张静

张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编审。

[摘要] 罗兰·巴特的“中性”一词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诸多语言学家的影响，目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是索绪尔、布龙达尔、叶姆斯列夫、格雷马斯等，但实际上本维尼斯特对他的中性思想启发最大。回顾中性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罗兰·巴特的“中性”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而是希望达到的视野或方向：一是用话语取代语言，以期实现个人自由之欲；二是打破一切二元对立结构，去除隐含的权力。本维尼斯特有关话语和人称的研究，为巴特的“中性”思想提供了最有力的语言学支持。

[关键词] 中性话语人称代词本维尼斯特罗兰·巴特

“中性”（le neutre）是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创作生涯的关键词。巴特的“中性”思想萌生于语言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诸多语言学家的影响，目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是索绪尔、布龙达尔、叶姆斯列夫、格雷马斯等，但鲜有提及本维尼斯特。实际上，巴特创作的黄金期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后，而这段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是本维尼斯特。^{^[１]}巴特在多次访谈中说过本维尼斯特极大地推动了自己的研究。1970 年，巴特应邀参加电视访谈节目“20 世纪档案”，面对主持人蒂博多的提问：“您的符号学研究受到了哪些语言学著作或其他领域的科学著作的影响？”他回应自己曾受到索绪尔、布龙达尔、格雷马斯、雅各布森、叶姆斯列夫等人的启发，但他明确表示：“在我读过的所有语言学家的著作中，最高级别的是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学的层面上，他带给我像水之沸腾般的颤动。他含蓄地展现出一种力量：这种将科学引向其他事物的力量，如你所知，就是我所谓的写作。”^{^[２]}在巴特的心目中，本维尼斯特将他对语言科学的兴趣指引到了个人书写层面，同时，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模式也为巴特的核心词汇“中性”提供了操作指南。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中有关本维尼斯特对巴特影响的研究资料并不丰富，关于他对巴特中性思想的启示则更近于空白。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此进行相关探讨，重点讨论本维尼斯特的两个核心概念——话语和人称代词——对巴特中性思想的启发作用，同时，也简单阐明巴特中性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中性思想在巴特文本中的具体体现。

一、中性的发展历程

法国作家贝纳尔·科芒在《罗兰·巴特，走向中性》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巴特的中性思想“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的，并且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因为这种观念在巴特写作的不同阶段中不曾有过任何收敛”。^{^[３]}巴特从结构语言学中发现了这一词汇，经过转换将它发展为自己独有的方法论。巴特最早挪用的是丹麦哥本哈根学派语言学家维戈·布龙达尔（Viggo Brøndal）的术语。据萨莫瓦约考证，巴特在1947年前后在罗马尼亚担任图书管理员时，就开始阅读布龙达尔的《普通语言学论集》。^{^[４]}巴特也曾回忆道，他只是在1956年撰写《神话集》时才读索绪尔，他读过的第一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当属布龙达尔，“早在1947年我就读过一位'小众’结构主义者布龙达尔，我从他那里接受了'零度’的概念”。^{^[５]}

在布龙达尔的概念中，中性与零度的含义是一致的。根据布龙达尔，将两极的项次表示为“正”（+）和“负”（-），在这两个对立的项次之间还可以插入第三个义素，它既不是正也不是负，而是中性的：正/中性/负。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中性义素也可以是正极和负极的综合：正/ 综合/负。如果用索绪尔的二元论语言模式表示，布龙达尔的中性可以理解为两层意义：A / B，一是既非 A 也非 B，二是既是 A 又是 B。^{^[６]} 1953年巴特出版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时，即采用了布龙达尔的“零度”和“中性”术语。^{^[７]}巴特认为，真正的作家生产一种白色写作，即“中性”或“零度”写作：“创立一种白色写作，它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的一切束缚……我们知道，某些语言学家在某一极性的两项之间建立了一个第三项，即中性项或零度项……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叫喊声和判断之中，却又不介入其中，它形成了一种不在场的风格。”^{^[８]}不过，巴特这里的中性不仅仅是布龙达尔语言学意义上的第三个义素，它更多地是指一种书写行为，这种行为是假设作家以缺席方式存在的语言的创新，使作家不再受到语言结构的禁锢。借助语言学的中性项，巴特表达了一种在对抗冲突关系和等级制、取消二元论框架下因差别选择而产生的结构性意义的愿望。此后，“中性”一词贯穿于巴特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特虽然是结构主义思潮公认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有一种因素使他的结构主义变得灵活起来，那就是总待在其背后的中性。即便是巴特在这段时期顺从于二元结构，但在《神话》等作品里依然保持着讥讽、标记着距离。相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巴特在钻研语言结构本身的同时，仍持有对主导价值、公众舆论等解密的雄心。正因如此，20世纪60—70年代，巴特“中性”的含义逐步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从早期的“两边否定”转向了“多重肯定”，“中性”不再是对回归零度的想象，而是对现实更广阔的容纳与混同。在1971年《埃尔泰或字母艺术家》一文中，“中性”还是一个两边都否定的中性项：“在语言学上，理想的聚合包括四个项：两个极项（A对立于B），一个混合项（既是A也是B）和一个中性项或零项（既不是A也不是B）。”^{^[９]}到 1975年，巴特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中论及“中性”时，含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中性是破除一切聚合关系之物（paradigme，主要指二元对立的范式）的东西，“是一种与二律背反相反的东西……中性不是一种既是语义的又是有争执的对立关系的第三项——零度……它是一种新聚合的第二项”。^{^[１０]}这里巴特首次区分了“零度”与“中性”，而在之前的写作中，他总是将“零度”与“中性”合并谈之。“中性”已不再是布龙达尔在《普通语言学论集》中所定义的那个自由独立的“中性项”，而是更接近“混合项”。

巴特晚年对中性思想的详细阐释，主要体现在他教授的法兰西学院《中性》课程中。在该课程中，巴特从语言学的语法概念“中性”入手，将其涵盖面扩大到文学、社会学和政治行为等不同领域，力图展示中性的非冲突性质对于各类话语体系的丰富意义。另外，巴特对中性的性质做了更为清晰的界定：“我把凡是破除聚合关系的东西都叫做中性……什么是聚合关系？它是指两个潜在的项次之间的对立，为了产生意义而显现二者之一。”^{^[１１]} 法兰西学院时期是巴特生前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中性的探索过程体现了巴特最旺盛的创造力。在该课程关于中性的全面阐发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巴特认为中性虽然脱胎于语言学，但该课程不再研究语言系统中的中性类别，而是研究话语实践中的中性现象；二是巴特在课程中始终强调，中性是一种与二元对立相反的东西。那么，巴特为何执意于研究来自语言学的二元对立与中性的关系问题？因为他认为由于语言无所不在，因此语言结构强加给人的二元对立以及暗含在其中的权力、武断和傲慢也就无所不在，^{^[１２]}这就是为什么中性主要针对和要消解的便是语言中的二元对立。巴特这门中性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减弱寄生于语言中的权力，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讨论如何将语言中的权力中性化，如何让语言表达不带有傲慢。

在此，还有一个问题，巴特为何在访谈中宣称在有关“中性”等关键词研究中“最为心仪的语言学家，唯有本维尼斯特”？^{^[１３]}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比较重要。首先，在巴特看来，本维尼斯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中性的。巴特在1972年为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撰写的评论《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中谈道，“本维尼斯特的天赋不仅仅是他的学识，还有他带有'中性’风格的陈述方式”，本维尼斯特的遣词造句“适度、紧凑和严密，文字达到了豪放与简约的融合”。^{^[１４]}其次，巴特认为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学层面找到了一条摆脱二元对立的出路。巴特在1966年为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一版撰写评论，评价本维尼斯特最重要的三项研究都集中于“人”的因素，从而找到了摆脱二元对立的出路：“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学上确立了主体与语言的身份，这在许多当代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样的分析为我们指明一条出路，就是摆脱至今尚未被消除的二元对立，即主观与客观、个人和社会、科学与话语的悖论。”^{^[１５]}本维尼斯特围绕人的概念而开展的语言学研究，其文字充满了含蓄的中性话语，这些因素对于巴特来说是破除二元对立的有效途径。

回顾中性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巴特的中性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中性是巴特希望达到的一个领域或方向：一是用话语取代语言，以期实现个人自由之欲；二是打破一切二元对立结构，去除隐含的权力。而本维尼斯特有关话语和人称的研究，为巴特的中性思考提供了最有力的语言学支持。

二、话语与中性

正如巴特所言，本维尼斯特将“人”引入语言系统，是突破结构语言学的一大创举。本维尼斯特对人这个主体话语的关注，始终贯穿于《普通语言学问题》各个篇章。他通过对“话语”（discours）的界定和研究展现人的交流方式，实现从语言结构到人际话语交流的转化。本维尼斯特的话语语言学对巴特的中性话语影响深远。

本维尼斯特观察到语言学有两个研究对象，即言语活动（langage）和语言（langues）。前者主要指人们使用语词的规则方式、语言结构，后者主要指个体的话语行为，前者需要通过后者的具体行为才能实现。举例来说，本维尼斯特认为代词“je”（我）在语言结构形式上只是词汇材料，但一旦被用于话语，它就把人的在场引入其中，如果没有人的在场，言语活动就无法实现。^{^[１６]}因此，本维尼斯特指出，语言学不仅要考察语言结构的形式问题，更要考察个体的话语行为。在这里，本维尼斯特就从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研究过渡到了话语行为研究。巴特在《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中也大力称赞本维尼斯特不仅仅是研究言语活动，而且是研究语言的语言学家，他推翻学界成见，将语言与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巴特认为本维尼斯特建立了一门新语言学——交谈语言学，以“我/你”（je/tu）形式接合在一起。^{^[１７]}

事实上，本维尼斯特始终努力实现在话语的框架下重建语言学的愿景。这里所说的话语，是由言说的人在主体间性条件下承担着的语言，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语言交流才成为可能。作为“陈述理论”的创始人，本维尼斯特通过陈述的形式探索话语语言学的可能。陈述意味着从语言到话语的个体转化，而语言的语义学是其转化技术的核心所在。本维尼斯特1969年发表《语言符号学》一文，在语言的表意方式上突破索绪尔的框架，提出了语言的“符义学”（le sémiotique）与“语义学”（le sémantique）双重表意方式。“符义学”层面，符号只指向语言系统内部，而本维尼斯特增加的“语义学”层面，将符号的意义转化成一种话语行为，这就将原先封闭自足的语言符号引向了外部世界。^{^[１８]}通过形式的转化，语言就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系统，而且可以用来表达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维尼斯特运用陈述形式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而话语成为陈述的外现。1962年，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分析的层次》中提出，语言中的一切无不首先存在于话语之中。音位、形素、词等是语言的形式符号单位，组合为结构和系统；句子是话语的单位，是语言在个体鲜活的交流中的显现。有了句子，就离开了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领域，进入作为交流工具的新的语言世界，其表达方式就是话语。只有在实现为句子的话语中，语言才得以形成。^{^[１９]}

本维尼斯特关于话语和语言分析层次的论述对巴特影响极大。巴特在1970年的《话语的语言学》一文中，效仿本维尼斯特关于语言的双重表意方式，将话语作为双层编码系统进行分析，提出除了第一层级的语言学原则对话语进行编码，还有第二层级的社会层面对话语进行编码，以达到信息传递和人际交流的功能。同时，巴特还发展出话语语言学的规则，认为句子属于语言结构的上限和话语语言学的下限，有了句子，我们才离开了语言结构的领域，进入具有交流功能的话语领域，句子在文本和话语之间架起了桥梁，从而大大拓展了语言学的范围。^{^[２０]}巴特对话语语言学的研究，也反馈于其对“中性”的思考。回顾巴特中性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性”由音位、形容词、句子直至话语的各个层级发展而来，在句子以下的层面，“中性”只是语言学的结构符号现象，在句子之上，则进入了话语人际交流的新世界。“中性”不仅是特殊的语言实践，也是特殊的文化实践。因此，依照本维尼斯特对语言和话语的定义，巴特将中性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反映，它是一种话语现象，而不仅仅是语言结构单位。

巴特晚年在法兰西学院的《中性》课程是其对中性话语最全面的阐发。他强调尽管中性一词来自语言学，然而中性要致力于观察和描写的并非在语言现象里，而是在话语现象里。正如托马·克莱尔所说，尽管巴特是从陈旧的语言学直觉出发，然而这门课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课程，即中性“并非是在语言现象里，而是在话语现象里”得到把握的。^{^[２１]}巴特认为，语言的规范是一些强制性的规则，是强制他人说话，而话语是依据社交的规则形成的，人在话语的状态下讲话是自由的，中性的目的是要用话语代替语言。话语开辟了一个无限的领域，能够还原在语言中衰退、在生活中别处存活的中性。话语经由感受达至中性，中性这个范畴适用于一切靠意义结合起来的组合段：文学的、哲学的、玄学的，也包括社会行为和主体内心活动。尤其是人们应该研究人之所欲，或人之所惧，因此，中性也可以称为“中性之欲”（Le désir de neutre）。^{^[２２]}可见，巴特探讨中性课程的目的，不是针对某一具体学科，而是希望在语言、话语、动作、行为、身体等领域进行广泛探索。巴特吸收了本维尼斯特关于陈述和话语的研究，他所阐述的中性思想虽然是由语言学出发，但并不局限于语言学范畴，而是广泛涉及意义、意识形态、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等问题。

三、人称代词、极性与中性

人称代词是本维尼斯特和巴特都极为重视的焦点。巴特在1976年为本维尼斯特撰写的悼词中总结，本维尼斯特勾勒出一个关于人称代词的新语言学，其结果是研究陈述的语言学（即交谈、主体间性）取代了研究“死的对象”的语言学。^{^[２３]}

本维尼斯特认为，人称关系问题是陈述理论的根基，也是语言中的主体性得以显现的第一要素。他在《普通语言学问题》以及1968年的《语言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一文中提出，无论在什么语言、什么社会或时代中，总少不了“我”与“非我”的区分。这种区分通过语言中的人称代词而实现，人称代词实现了双重的对应：“我”与“你”的对应，“我—你”系统与“他”的对应。在这双重的对应关系中，第一组“我”与“你”的对应关系为主体性关联，存在于个人对话结构；第二组“我—你”与“他”的对应关系，是把人称与非人称对应起来，称为人称性关联。第三人称“他”无法指涉自身，只是用来启动话语之外的事物，使其具有某种客观参照性。本维尼斯特在此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形态，这就是由人称代词所提供的两组对应关系。这个全新的形态从语用学角度将言说者纳入他的话语之中，从对人称代词的语言学分析过渡到对人、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从而把人作为参与者放置在社会中，人、语言、社会这三个元素终于真正地融合起来。^{^[２４]}本维尼斯特对人称代词的重视，使得“人”在语言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也让巴特从本维尼斯特身上看到摆脱二元桎梏的希望。

需要关注的是，本维尼斯特有关人称代词的另一个创新性术语“极性”（polarité）概念，对巴特的中性思想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本维尼斯特有一个富有哲理的论断：“言说的'自我’即存在的'自我’。”^{^[２５]}这个论断体现了语言主体性的根本：人在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唯有语言的存在奠定了“自我”的概念，主体性是由人称的语言学地位决定的，由此引出了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极性命题。本维尼斯特认为，人称的极性是言语活动的基本条件，只要是个体间的交流，就必然涉及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也就必然会有“我—你”作为人称的两极。“我—你”的人称关系必须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完全平等——“我”的地位总优越于“你”，不过“我—你”两者都不可或缺，必要的时候两者位置可以相互转换。每个说话者只有在包含他人时才可以自立为主体，这个他人与合作者是拥有同一语言的合作者。从语言的功能出发，并且依据着“我—你”极性，个人与社会就不再是互反的关系项，而是互补的关系项。

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极性概念，打破了老一套的“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分割为主客体完全对立或者完全平等的二元论，从关注语言学意义上的代词构成发展到关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关系。而巴特的中性与本维尼斯特的极性概念具有非常相似的内涵：尽管巴特摆脱不掉二元和理性的范式，但他总是在考虑能够破坏这些范式的力量，而且这种破坏并不过分激烈和彻底。他的方法是使对立的两极不再是互斥矛盾的关系，而是高低层次的含混关系——对优劣有所展示，但又有所包容，这一点与本维尼斯特的人称极性概念是异曲同工的。这种两极间含混的高低层次关系在巴特的主要文本中都有体现，比如《神话集》中的直接意指—含蓄意指，《S/Z》中的引人阅读之文—引文写作之文，《明室》中的钝点—刺点等等。那么，巴特是如何展现这些高低层次的呢？萨莫瓦约认为，巴特找到了一种阅读与写作的方式，不让人停留在稳定的同一性中，不让言语活动停留在限定词之中，这种阅读与写作方式就是“中性”。正如贝尔纳·科芒在《罗兰·巴特：走向中性》中总结的：中性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折中的、减弱的形式，而是被理解为旨在避开语言限制所做的一种尝试，是尽力消除一种区别性。^{^[２６]}巴特吸收了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极性概念，继而发展为中性书写方式，消解了文本写作中“作者”的权威，以“读者/作者”可逆的状态实现了对话的平等。

回顾巴特中性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尽管中性概念起源于布龙达尔，但到了后期尤其是巴特1978年在法兰西学院教授的《中性》课程中，已全然颠覆了布龙达尔。巴特在《中性》课程中阐明，从语言结构来说，中性不再是非A非B，也不再是A和B简单的组合，而是可以相互包容和转换的关系。他认为，应该颠覆布龙达尔的结构：延伸至话语的中性，不是“既非……又非”，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衔接和组合，而是“一起发生”“同时”或是“交替登场”。^{^[２７]}中性的结构由原来的二元对立转换为一种组合关系，即A / B→A+B，不否定任何一方，而是将两者组合起来，从非A非B，改为既是A又是B，让它们同时存在于主体之中。中性在语法上，在法语的性（genre）上不分阴性（féminin）和阳性（masculin），在动词上不分主动和被动式，不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这种新的组合关系，正如本维尼斯特谈到的人称的极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有高低之分，但是互相依存，互相包容，必要时还可以将身份和角色互相转换。

从非A非B改变为既是A又是B，说明中性已成为一个混合项，而且这个混合项不是两个极项的简单叠加或组合，这两个极项还可以相互替换。^{^[２８]}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巴特这些关于中性的表述，与本维尼斯特对于人称的极性表述是基本一致的。晚年的巴特面对原先对立、冲突的范式，更为强调包容和多元性，不否定任何一方，让它们同时存在于主体之中，将中性当作消解对立性范式的基本手段。

四、中性的文本体现

本维尼斯特是颇具人文气息的语言学家，他关于陈述、话语、人称代词等核心概念始终贯穿着对“人”即说话主体的关注，这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如日中天、把说话主体排除在语言之外的时代，无疑为语言学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到了70年代，借助本维尼斯特的陈述理论，主体再次成为语言学思想的核心。主体的回归使得巴特披上了理论的盔甲，进一步使自己的书写模式主体化了。这种主体化体现为一种中性式的情结：难以被成见所接受，却被主体自我所喜爱。

对于巴特来说，对中性的思考是一种策略和方法，为的是寻找无拘无束地在时代抗争中的自身风格。巴特寻找的是一种生命的引导，希望循着细微的差异去生活。而晚年的《中性》课程，正是出于他心中有一种对于中性的欲望，那是一种感性诉求，希望通过中性的写作来寻找自我。因此，格雷厄姆·艾伦将巴特20世纪70年代的写作实践视为“中性书写”。艾伦认为，在这一时期巴特意识到了存在话语中的陈词滥调，而中性以愉悦享乐和反抗暴力的形式，批驳陈词滥调话语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２９]}巴特故意断裂常规的逻辑与叙述序列，其目的在于阻止意义的“形成”。用片段的方式进行写作，意在标示出与其他人文字的差别性与独特性，而不让文字走上秩序化的循规蹈矩的道路。比如巴特在《中性》课程中，用断断续续的叙述强化中性的23个特征排序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一是借助于拉丁字母本身对23个特征按首字母进行排序，二是对按照首字母顺序的特征加以编号，然后打乱编号顺序再次随机排序，这就使得23个特征的排序具有了双重的随机性，以更有效地避免赋予课程以某种预先确定的逻辑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正是课程讨论的中性所要避免的。^{^[３０]}这并不是因为巴特无力构建一门清晰而系统的课程，而是这一连串无章法的特征用语是中性本身所要求的，无章法等于无结论，巴特借此来拒绝独断论。巴特之所以如此强调偶然性，其目的就在于消解人为制造的逻辑意义，防止意义固化进而成为“主义”或“真理”。特征排列的偶然性还会导致与之相应的片段写作，即没有连贯性、没有人为逻辑性的写作方式，《S/Z》《符号帝国》《罗兰·巴特自述》《恋人絮语》等都是采用这种文体。

当然，巴特在70年代以后的文本中自觉运用了中性手法，其目的除了反对终极意义的生成，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抵制二元对立。最为典型的文本便是1970年《S/Z》中的“雌雄同体”。“在巴特摒弃二元对立、二分法所走过的轨迹中，《S/Z》一书在萨拉辛的姓名之中和桑比内拉这个人身上通过消除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区别而完成了最后的过程……指出人们不能满足于结构性表现的二元对立的制度性结构。”^{^[３１]}在《S/Z》中，作品的主人公之一桑比内拉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阉歌手。巴特认为，在语法上，只有中性适用于阉歌手。中性在这里不取消性属，而是把两个性属结合起来，实现性别的完满性，使二者同时存在于主体，交替上场。这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神话——“雌雄同体”（Androgyne）。“雌雄同体”，指男人身上有着女性因素，女人身上有着男性因素。对此巴特做了一个比喻：对于二元模式的、冲突性的、带有傲慢意味的姿态，即那种能引起阉割情结的笑容，中性的回答姿态是微笑（le sourire）。^{^[３２]}巴特认为将Sarrasine中的S与Zambinella中的Z对来起来的分割线（/）标显聚合关系，即意义，而中性是消解单一意义的基本手段。在巴特眼里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个真实：生殖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被消解了，这种消解不是体现出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特征，而是体现出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发出柔和光芒的、至善的特征。这里巴特将“被阉割者”“中性体”和“写作的身体”置于同一语境，把“中性”和性别联系在一起，使得“中性”在语言学层面之外又增加了一重模糊性。

五、结语

1979年2月，巴特在《法语评论》的访谈里娓娓而谈道，他从事的只是一种实验，是为了摆脱观念形态和语言的陈旧代码而发掘的新的前景，不要把中性当成一副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现成良药，不然中性本身又会变成一种说教和成见。^{^[３３]}的确，巴特的中性并非全面退隐和躲避矛盾，目的也不是全面否定结构主义再去创建自己新的理论架构，他的中性只是针对二元对立而去寻找的一片新的领域，是在更大范围内探讨冲破语言和观念形态束缚的方法，追求现实所无法达到的理想境界，即巴特称为的中性之“欲望”。巴特的中性是用带有个人色彩的话语取代僵硬的语言规则，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摒弃分等级、排座次的二元对立。而本维尼斯特关于陈述和话语的研究以及人称代词和极性的概念，为巴特提供了语言学上最有力的支撑。这一点值得学界关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本维尼斯特对普通语言学问题的研究，还是巴特对中性的思考，两者有一个最大的共通点，那就是以“人”为着眼点。他们思考的几个核心概念比如话语、人称、主体、身体等，贯穿其间的都是对“人”的关注：人如何将语言据为己有，人如何在语言中自立为主体，人的自我欲望如何走向“被压抑者的回归”^{^[３４]}等等。这无疑是一条在当时被成见所贬斥，但不能被时代所忽略的新思路，也是两位思想家留给后人的深远启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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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Roland Barthes, “Vingt mots-clés pour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aris: Seuil, 2002, p.858.

^{^[２]} Roland Barthes, “Répons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 Paris: Seuil, 2002, p.1033.

^{^[３]} Bernard Comment, Roland Barthes, Vers le Neutre,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 1991, p.2.

^{^[４]} [法]蒂费娜·萨莫瓦约：《罗兰·巴特传》，怀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7页。

^{^[５]} Roland Barthes, “Répons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 p.1033.

^{^[６]} [法]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吴泓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9-31页。

^{^[７]}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未提及布龙达尔，但在1965年的《符号学原理》、1970年的访谈Réponses、1977年的短文“Question de temp”（时间问题）等中均有提及。

^{^[８]} Roland Barthes,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suivi de Nouveaux essais critiques, Paris: Seuil, 1972, pp.55-56.

^{^[９]} [法]罗兰·巴特：《显义与晦义——批评文集之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１０]} [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自述》，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１１]}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１２]} [法]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１３]} Roland Barthes, “Vingt mots-clés pour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858.

^{^[１４]} Roland Barthes, “Pourquoi j’aime Benvin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514.

^{^[１５]} Roland Barthes, “Situation du lingu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2), Paris: Seuil, 2002, pp.815-816.

^{^[１６]} Benveniste, émile, Problèmes de linguistíque générale, 2, Paris: Gallimard,1974, pp.67-68.

^{^[１７]} Roland Barthes, “Pourquoi j’aime Benvin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513. 需要说明的是，巴特在运用概念上有时会有含混现象，比如这里在论述本维尼斯特的语言langue这个概念时，默认其是已包含有话语discours意味的一种新语言学，但在其他场合谈及语言langue概念，比如说《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等，则是指传统的语言学概念，未包含有话语意味。

^{^[１８]} Benveniste, émile, Problèmes de linguistíque générale, 2, pp.43-46.

^{^[１９]} [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97-198页。

^{^[２０]} Roland Barthes, “La linguistique du discour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 pp.612-613. 参见张静：《本维尼斯特语言学思想对罗兰· 巴特“写作”主题的影响》，《学术月刊》2022年第9期。

^{^[２１]}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法文版前言，第5页。

^{^[２２]}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第335页。

^{^[２３]} Roland Barthes, “Benvin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947.

^{^[２４]} 朱江月：《“人在语言中”：本维尼斯特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阐述》，《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4期。

^{^[２５]} [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293页。

^{^[２６]} [法]蒂费娜·萨莫瓦约：《罗兰·巴特传》，怀宇译，第26页。

^{^[２７]}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第304页。

^{^[２８]}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第304页。

^{^[２９]} [英]格雷厄姆·艾伦：《导读巴特》，杨晓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5-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