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论孔子与“民族复兴”

1919年林琴南曾致蔡元培信云："陈、胡等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蔡元培不同意林琴南的观点，回函说：《新青年》中确实有批评孔子的言论，然而这是因为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所致，并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不过他又论孔子之说有其产生的时代条件，时代变化，孔子学说就有不适时用者，适当批评也属必要。林琴南称北京大学"覆伦常"。他反驳道：所谓常有五：仁义礼智信。伦也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与臣的关系，在中国已经不再适用。其余诸项，小学课本已论甚详，大学讲堂对此讲论并不很多，尚且大学教授中也并没有人去教育学生与传统相悖，与父母相忤，与兄长相逆，与朋友不信。相反，近年来大学发起"进德会"，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此绝不违背古代的伦理。"不娶妾"一条，"且视孔孟之说尤严"。至于五常，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只要真正有利社会，宁有铲除之理？显然在这里他对孔学还抱温和的态度。他确实不是绝对的反孔，而只是反对在中国立孔教。因为他是一个信仰自由主义者。

一、《孔子的精神生活》

蔡元培是五四精神的积极宣传者，是中国文化再造运动中的勇士，但他对孔子的态度客观中允，并不主张以偏激方法将孔子全然打倒。这样的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到30年代，表现得更加突出。他有《孔子的精神生活》一文说：孔子有他的精神生活，他的精神生活是不为物质所摇动的。孔子的精神生活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智慧的方面，孔子是一个"爱智的人"。在仁的方面，他以亲爱为起点，"泛爱众而亲仁"，他所进行的方法是用一个恕字。他将仁说成是人道德极高的境界，"他的最高点"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人（身）以成仁"。他感叹的说，"这是何等的伟大！"在勇的方面，孔子主张见义勇为，见义不为则是无勇。将勇作为做人的一个基本德目加以提出。蔡元培说，孔子除了以上的精神特点以外，还有两个大特点："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术的陶养。"他说孔子也言天，也言命，但是"照孟子的解释，莫之为而为是天，莫之致而至是命，等于数学上的未知数，毫无宗教的气味"。在这里蔡元培用自己的思想解释了孔子的思想，因为蔡元培本身反对宗教,主张思想自由，因此他也论定孔子是一个无宗教气息的人。

这样的议论，只能说部分符合历史的真实。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是一个思想的导师，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这在学界已取得共识，然而对孔子"天"与"命"概念的内涵研究，还有待做继续深入的研究。问题是我们是将孔子思想定位在什么方面，是唯心主义吗？或者唯物主义？孔子的"天"，是物质的天还是精神的天，说其是物质的天，则与王充等唯物主义者思想同调，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这样的说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既然如此，孔子的天命观就是唯心主义的话语，也就是说天是有意志的，以"命"作中介，对人世的一切发生影响。这是对天命观的唯一解读。事实上以后中国儒家思想在对宇宙理念的思考上一直延续与诠释着孔子的天命观。从天命观到宋明的天理观，其基本思路一贯而无大出入，都主张有一个不为人力左右的"超意志"的存在。

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宗教的本质并不在乎它的偶像塑造与礼拜仪式，而表现在对宇宙与自然的神秘膜拜与迷信，表现在对未知物的惶惑与焦虑，而其本质则是对超乎人间意志的"绝对理念"的首肯。只是世上大多宗教的特点，都将此绝对理念"人格化"，而中国儒学没有将其人格化而已，区别只在这一点上。而这并没有从本质上将儒学与宗教区别开来。既然孔子与以后的儒教各派，包括新儒教都承认天命与天理，儒学的"宗教气息"不能说一点也没有。

孔子有宗教心情，但没有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一个宗教，在于孔子是主张人治与王权的，他一贯主张权威集中，具体言之则是主张王权（皇权）。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在中世纪的西方存在着两个权威：其一是地上的权威，是王权；其二是天上的权威，是神权。孔子显然不愿意在中国出现权威的分散，不主张有一个天上的权威干扰世间的权威。在他看来这对中国精神秩序的管理将更为有利。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他对自己思想中的宗教元素没有做最大程度的扩展，因此在他的学说中无法找到对"神"的确认与对神的礼拜，而他自己也无意做一个宗教的"教主"。这是中国没有出现类同世界其他文化区出现主体宗教的原因，也是中国君主最后赏识孔子之学的重要原因。

可以这样说，宗教需求是人类生命的自然本能，是人类精神获致最终关怀的便捷途径。正因此原因，世界人类中的大部分皆膜拜宗教。中国无宗教是世界文化中的一个奇迹，此奇迹的出现与中国的另一个"奇迹"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即古代中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亚细亚社会"，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具专制性的文明古国。宗教权威的强弱以及有无宗教与一个地区的社会性格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不妨将世界分为专制力较弱的国家（西方）、专制力较强的地区（中东）、专制力最强大的地区（典型亚细亚地区、古代中国等）。由于"专制力"即为"人治"（宗教是"神治"），因此专制力即人治力最强大的国家与地区，神治的力量就在前者力量的排挤下，绝对的削弱以至几近"空白"。

如果说中国历代的君王，并不喜欢在中国有一个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宗教权威，值得研究的是五四精神的宣传者也一概反对宗教，更反对在中国设孔教。

蔡元培针对当时国内建立孔教的思潮提出："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之名也不通。他说，"宗教也，乃人对于心灵上的一种制裁，此制裁出于自己之意愿，或谓之信仰"，信仰是自觉的，而不是强迫的，国家无需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国教或孔教来限制人民的思想。

二、孔子"明乎非宗教之人"

他认为孔学就是孔学，而不是宗教。孔子对宗教并没有兴趣，从来不将自己的学说定为宗教，将孔学定为宗教是强孔子之初衷。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神"，已"明乎非宗教之人"。他在《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一文中说，将来的人类，必会屏弃任何拘牵仪式、信奉鬼神的宗教。所代替者将是各种主义的信仰。且各人信仰皆随自便，因人而异。他说中国本来就与宗教没有多大干系，没有感到非有宗教的必要。中国在进步着，既然古代中国无需宗教，何至于近代中国倒反而崇尚起宗教来了呢？历史愈是前进，人类的宗教观愈益淡薄，或到某时竟至无宗教的存在。将来的中国将同全人类一样是"没有宗教存在的余地的"。蔡元培反对设孔教还在于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深恐宗教有碍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展。 "自由者何？即思想是也"。他认为凡是自己认为对的就要坚持，不必与他人同。"己所见是，即可以之为是"。他鼓吹大学当循世界通例，尊"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换言之，即"圆通广大"，有"圆通"才能"广大"。无论什么学派，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都应听其自然发展。教员在学校之外的言动，也"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即使民国所排斥的复辟主义，也有其说话之处。校中现有拖着辫子上讲堂的，以其所授之科目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他以高亢的激情呼唤自由的新思潮席卷中国：社会上有将西方思潮比喻为洪水，确是"很有几分相象"。不过，对此"洪水"不必惧怕，而要欢迎，其来势凶猛，竟将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新思潮要让其自由发展，此为有利无害。古代将洪水猛兽并称，若将新思潮比喻为洪水，至于猛兽就是军阀的确切写照。中国的情况是不怕洪水而怨猛兽。洪水与猛兽在作竞争，大家合力将猛兽驯服，中国就立刻太平了。不过他也反对绝对的自由。人生在世，身体是最不自由的。以体育为例，人的力量与速度终不能超越一定的极限。法律也使人有不自由之感。他更强调每个人的思想自由的前面还有一个真理的条件，当人在进行自由思考时，终要服从真理的要求，否则他的自由也就成了虚空。从对自由的阐述又引出民主的话题。他借孙中山的话语说："以人民管理政事，便是民权"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的世界。他主张用科学与民主的标准，"来检点十余年来的文化运动"，真实且明明白白合乎时代的标准的是没有错误的，"我们以后还是照这方向努力运动，也一定不是错误，我们可以自信的了"。

三、"民族复兴"的三件事

蔡元培有"民族复兴"的思想。这是他全部思想的最后落脚点。他在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上做过一个演说，论民族复兴云：就是说此民族并不是没有出息的，起先是好的，后来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压迫，以至退化，现在有了觉悟就要想法去"复兴"起来。复兴两字在西方本来是"Renaissance"一字，在西洋中世纪之前，本有极光明的文化，曾为黑暗所淹没，后来又依赖大家的努力，才恢复以前的光明，因而名之曰"复兴"。他说，要复兴就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中国的古代文化很盛，周朝的文化与古希腊差不多，当时就有儒、墨、名、法、道诸家的哲学，以后汉唐的武功，也不能抹杀。"但到了现在，我们觉得事事都不如人"，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自视劣等，而当阻止民族退化，力求民族复兴。他说民族复兴要注意三件事：第一是体格，使中国人的身体强壮起来。第二是知识与能力。他说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演讲中说，"恢复中国固有的智能"，就是指着这件事的重要性而言的。第三是品性的修养。"民族之文化，一面在知识之发展，一面则赖其品性优良"。为此蔡元培一生极为注意国人人生观的教养，对此他有许多文章与演讲。如：《世界观与人生观》、《人性实现说》、《论理论伦理说》、《人生三时期》、《我的新生活观》、《真善美》、《说俭学会》、《孔子之精神生活》等。他在《人生三时期》一文中说，人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一是预备时期，即幼年。第二工作时期，即壮年。第四是休息期，即老年。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人生是一个债务。社会给了我们以极大的利益，则吾人不可不预备代价以做还债的条件。吾人所受社会的利益，与和别人签定了契约是一样的。"既欠人债，即不能不想还债"。在他看来还债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工作，即是到了老年也不能尽是休息而要尽其余力。"至死而已，即其义也"。他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复兴民族还要一个真切爱心，初则爱己，推及爱家、爱乡、爱民族与国家。他说大夏大学设在郊外，早已设立了牛津与剑桥的导师制，所以你们有做榜样的资格，如欲复兴民族就要从你们这里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