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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中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儒者长期以来被作为“入世”的代表，“入世精神”几乎成为儒家的标签，与道家所代表的“出世”遥遥相对。事实上，儒家之隐逸精神也同样鲜明，儒者并非隐者，但是儒者却可以包容隐者，这是儒家所特有的“隐而未隐”之精神。  在《论语·微子》第六章中由隐者桀溺之口点出“儒家的隐逸”： （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朱熹将解为“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长沮、桀溺谓孔子为士，从辟人之法；已之为士，则从辟世之法”，由“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一句，可见桀溺二人对孔子避人而不避世实心存不屑，而孔子对此二人之说法并未正面反对，而是“怃然”。“怃然”者，犹怅然，惜其不喻己意也。  从中可见，孔子在某种程度上是承认自己是避人之士，而只是可惜此二人并未知晓自己之所以不避世之深意。但在笔者进一步展开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何为“避人”与“避世”。关于“辟（避）”，在《论语》其他章中可寻其端倪：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论语·宪问三十七》） 所谓“辟世”者，谓天地闭则贤人隐，高蹈尘外，枕流潄石，天子诸侯莫得而臣也；“辟地”者，谓未能高栖绝世，但择地而处，去乱国，适治邦者也；“辟色”者，谓不能豫择治乱，但观君之颜色，若有厌已之色，于斯举而去之也；“辟言”者，谓不能观色斯举矣，有恶言乃去之也。  依据此章，对于“避世”与“避人”我们都能有一清晰认识，实际上笔者认为无论是“辟地”、“辟色”还是“辟言”其实都可看作是“避人”。 孔子在宪问第一中就已提出“邦无道，谷，耻也”，这便是去无道之国而入治邦的道理；孔子听闻齐景公不能用自己并将待以“季、孟之闲”，则果断离开，尽管齐景公对孔子没有直接显现“厌已之色”，但其不能“尊”则表明其态度，孔子离开则为“辟色”之道理；柳下惠为士师，遇三黜而不去，孔子评价其为“降志辱身矣”，其行为固然可赞赏，但遇“恶言”不去却失一分骨气，此处即显现“辟言”之道理。 “辟色”、“辟言”显然是针对于一“人”而言的，而“辟地”者，由《大学》中“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之理便可知，国之治乱与其君之一人关系极重，在此意义上“辟地”者也当为“避人”之道理。关于孔子为“避人之士”这一点，实际上在《微子篇》可以得到进一步印证。  《微子篇》共十一章，前四章中都呈现出“避人”之义理，“殷之三仁”的评价、以及“行”的行为等等都可以看出孔子之态度。孔子对于“避”的态度在述而篇第十五章中更是直接显现，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答曰“古之贤人”又言此二人“求仁得仁，又何怨”。 伯夷、叔齐二人为“逸民”，最终虽饿死于首阳山，但最终也实现他们的“仁”；《公冶长篇》第二十一章中，孔子赞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愚不可及者”，程子曰：“邦无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避人”者在孔子看来也依旧是“仁人”。 儒者并非不隐，只是不为避世之隐；避人之隐，隐的仅仅是身体而不是“道”！保全一身是为了“道”之实现。“殷之三仁”中“微子去之”，孟子大丈夫之道曰：“不得志，独行其道”，都与“避人”之理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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