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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泉”琴的流传—郑珉中

 坏人彭 2019-07-19

原标题:“飞泉”琴的流传—郑珉中

故宫博物院的藏琴中,有一张传为晚唐西蜀雷氏造的连珠式琴,琴名曰“飞泉”。民国初年大琴家杨宗稷在其《琴学丛书.藏琴录》最后部分的“龙门寒玉”项下,论述“玉振”印时说:“‘独幽’,池内刻‘太和丁未’,‘大圣遗音’刻‘至德丙申’,‘飞泉’外刻‘贞观二年’,皆鸿宝也。”从此这三张唐琴逐成为全国古琴界脍炙人口的重器。杨氏之书刊于1925年,当时“飞泉”归其弟子李伯仁(静)所有。到1944年,这张唐琴又在北京出现,被明琴家管平湖的弟子程子容(宽)所得。1979年,程氏将此琴献给国家,“飞泉”乃得入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国家的珍藏。在这60多年中,“飞泉”琴不仅数易其主,几次修理,且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

一、“飞泉”琴的最初出现

在上海《今虞琴刊》转载李伯仁的《玄楼弦外录》中,有两则记录详细地叙述了这张“飞泉”琴的来龙去脉,情节颇为曲折,因转录原文于此。

其一为《飞泉》,文曰:十余年前,余旅居燕京,遇一壮士称其父病,出琴一剑一求售供药饵。剑甫出匣,光芒逼人,取铁削之,真如削泥。琴红髹秀美,玉轸金徽,成小蛇腹断纹,音铿铿作金石响,神品也。余赠之百金,受其琴而却其剑,谢之曰:“琴吾所嗜,姑置吾所,剑君之宝,宜珍用之。’壮士大喜,为拔剑起舞,但见寒光,不见人也。问其姓氏里门,都不肯语,惘然抚琴首者再而去。琴名‘飞泉’,草镌龙池上,其下有印,方一寸有半,篆‘贞观二年’四字。龙池下有方二寸印一,篆‘玉振’二字;长方印一,篆‘金言学士卢讚’六字。池旁铭云:‘高山玉溜,空谷金声。至人珍玩,哲士新清。达舒蕴志,穷适幽情。天地中和,万物咸亨。’池内墨书‘古吴王崑一重修’七字。后以漆落不能下指,付张虎臣修理。虎臣曰:‘此余小时在来熏阁所见物,别来六十年矣,犹在京师耶?始为刑部某主事所藏,某不善琴,当字画张挂耳,何至入君手?’余告之故。虎臣惊曰:‘剑上得无有双龙耶?’余曰:‘隐约有之。’曰:‘此高阳剑侠之子,父子均万人敌。君幸受琴而却剑,剑非君力所能得者,然其父病果愈,必更以剑至谢君。’其明年,壮士果挟剑来,称父命,病愈,愿献剑为寿。余坚却之,乃奉剑长揖去,至今不复遇其人。每弹此琴,颇念剑也。虎臣为燕市斫琴名手,能不漆却断纹琴,数年前已物故,寿至八十四岁,今厂肆义元斋,即其斫琴处,张氏琴流传天下,不下数百床云。”

其二为《忆亡女》,文曰:亡女琬玉,以善绘仕女,为北平艺专高材生,衡阳萧厔泉先生极赏之。幼时随侍听琴,颇有领悟,因偶授指法,便尔成声。令从九嶷先生学‘潇湘’‘流水’等曲,先生极称其能。余出关前,亲授‘胡笳十八拍’,不数日尽得节奏,且能歌矣。不谓别后未几,病瘵而亡,垂危时犹指余所赐‘飞泉’者数次,归而哭,挽之云:‘望我不归,仕女残图如有泪。指琴而逝,胡笳古调失传人。’吾友李君信臣,尝为影印其遗画,九嶷先生睐惜之,题诗云:‘昙花一现是前因,慧业三生证此身。才福难兼名亦著,烟霞点燃技通神。胡笳绝调怜家学,潇水湘云更几人。欲碎瑶琴报钟子,知昔巾帼谢风尘。’远葬北平又将十稔,偶忆书此,不禁废然,丙子季冬记。”

关于“飞泉”琴的这两则记载,说明了自清代道光、咸丰以来它的流传与李伯仁萍踪南北始终未曾携带它相随而去的原因。此外,从中还可以知道琴上原来的金徽、墨书七字腹款后来都发生了变化,不复存在。而且这张唐琴当年曾经名手义元斋张虎臣修补过。这对于了解“飞泉”琴的过去,是有一定帮助的。

二、“飞泉”琴的再度出现

民国初年,自民国政府南迁及大琴学家杨宗稷的逝世,北京琴坛的盛况逐渐结束,部分琴人相继南下,若干著名古琴亦相随而去。在这种情况下,“飞泉”琴亦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在华北沦陷期间,一些热爱祖国古琴文化的人士,又渐渐聚集到一起切磋琴艺,都围绕在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的身边。当时虽然没有正式成立琴会,但每周总有些老一辈的古琴家和著名音乐家在管氏斋中相聚,同时部分执弟子礼的受业者也得参加。管氏的这些生徒中,有闲居之士、中学教员、中学生及小职员。其中也有少数家赀富有与当时身居高位的人,不过他们是延请先生至其家授课,故与一般生徒很少会面,如购得“飞泉”琴的程子容,就是平湖先生的后一类受业者。

管平湖

据管氏弟子们的回忆,在侵华日军投降的前一年,大约是1944年秋冬之际,管平湖先生斋中出现了一张题名“飞泉”的朱漆连珠式琴,发音不甚宏大,而松透温润极其灵活,韵味隽永,迥异常器,弹之不忍释手。据管平湖先生说:“不久前,后门的平易银号徐子才处,有人持此琴作为借款的抵押品。徐子才知道程子容爱琴,因以相告,程子容乃携此琴就近至帽儿胡同佛弟子兼琴人的夏莲居家中,请其鉴定。夏莲居虽知此琴甚古,但因索值甚昂,一时难定去留,因邀我至夏家一观。乍见之,如逢故人,因以系同门弟子李伯仁旧藏唐琴之一,杨时百先生定为‘鸿宝’的名琴相告。于是皆诧叹不已,为之动容,收购之意逐决。几经磋商,最终以伪币联银卷五万元易得。当时置一张普通明朝琴不过数十元,而程子容以如此巨额之款,购买一张唐琴,足见其爱琴之切,气魄之大了。惟此琴发音略欠雄宏,嘱代为调音,因携归以待修理。”程子容得琴经过大体如此。

数月后再见到“飞泉”时,平湖先生已完全按照其唐款朱髹落霞式“清英”琴之法修理完毕。首先是取下岳山承露,将其截短,使之如圆首琴上岳山内收之状,重新粘牢之后,在其前下方与琴面相接处用漆灰抹圆增其厚度,以加强琴弦的震动传感面积。当时由于无处寻觅翠玉,故未能仿效“清英”在岳龈上安装翠玉条,只能在龙龈上改用嵌铜丝之法,以增强清脆响亮的声音效果。如此修理之后,其音已具雄鸿之趣,然终不及“清英”琴的刚劲坚响。两琴的修理方法虽然相同,但因其材质、制作年代的差异,其效果自然是不会相同的。

1945年夏,为了修理弦下的㪇音,“飞泉”琴再次送进管平湖先生的书斋,方修治尚未蒇事,而日军宣告投降,敌伪机关相继解散,程子容因事牵连而身陷缧绁。为了使这件“鸿宝”得到妥善保护,不致因受掠夺散失而流落异邦,平湖先生乃将“飞泉”琴转移,交给他最得意的入室弟子使用,名义上是琴已归他人所有了。1947年,其入室弟子投身革命,在奔赴河北平山县之际,又将“飞泉”交付其师弟使用,因此北京琴学会诸琴友得时时抚琴,并作了琴背铭文的拓本。及至北京解放,程子容无罪释放,“飞泉”也完整地重新回到程氏之手。这张唐琴在北京,经历了沦陷、国民党统治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居然没有损失,今天能成为国家的一件珍品,无疑,平湖先生也是有所贡献的。当程子容收到“飞泉”琴后,倍加珍爱,在其全家返回山西故里时特别将这张琴交付其在京执教的长子保管,一直到十年动乱之后,“飞泉”才被程子容取回山西。

以上皆已故名琴家管平湖的弟子们所回忆,事涉亲身经历,翔实可信。其间反映了华北沦陷后,北平古琴界的活动情形、“飞泉”琴当年的价格、管氏修琴调音之法、岳山承露形式的变化以及管氏保护此琴的经过,这些对于了解“飞泉”的经历,都是罕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三、“飞泉”琴献给国家

1979年春夏之际,程子容自家乡写信并把“飞泉”琴的照片寄给了国务院的领导,这封信的内容是:“我有贞观二年琴,名曰“飞泉”,千年文物稀世之珍,我已暮年,为保存文物不使流落毁坏并庆祝建国三十周年,拟捐献国家,赋诗一首作为简介:“我有飞泉琴一张,贞观二年著初唐。形制富丽出内府,声音雅润叶宫商。焦尾久虚存名字,四化日新见文章。同庆建国三十年,也教逸响为国光。”这封信连同琴照片旋即由国务院主管单位批转到国家文物局办理接收事宜,同时程子容也由山西平陆携琴来京,等候献琴。

为了了解这张琴的具体情况,国家文物局流散文物处特将所属单位懂得古琴的人召集前去,进行了征询座谈应召前往的人对“飞泉”琴作了具体介绍,然后又议论了颁发奖金的数额问题。当时应召参加的人,对给奖金多少一事,感到难提,因为十年动乱以后,古琴非常之贱,曾经集中处理的古琴,不管是什么朝代的制品,不论什么金徽玉轸,一律都是6元一张,某大药店郭夫人将其珍藏的唐款“均天合奏”、明潞王“中和”二琴,请友人帮助,才卖了70元人民币。而这次程子容是向党和国家领导人献琴,奖金一事殊难掌握。流散文物处的领导说,如果这张琴是献给故宫,应不应该要,应定为几级文物,当年买这样的唐琴要花多少钱?如此斟酌之后,认为这是一张被前人称为“鸿宝”的著名唐琴,自然应当定为国家一级藏品,在北京解放前,买这样的琴总不少于黄金10两,因提出奖给千元之议。事后又听古琴会的人说,中央音乐学院有派人到山东济南,从已故古琴家詹澂秋后人处,用人民币1000元购得唐师旷式月琴“太古遗音”的先例,且其音尚不完美,于是给程子容人民币1000元奖金之议始决。

程子容携琴来京后,会见了当年管氏的几位同门弟子,他们再次按弹了久别的“飞泉”琴,发现因其部分胶合线开裂,声音产生了变化,成为一张苍古松透的琴,但依然是不同凡响的。这时民族音乐研究所闻讯派人将琴借去,进行了录音拍照,留下了永久的资料。其后不久,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了献琴发奖仪式,从此这张在北京辗转流传了近100年的“飞泉”唐琴,正式入藏故宫博物院,成为国家的珍品,结束了随意买卖、任人摸娑按弹的命运。然而事情也有例外,就在献琴的翌年,北京广播电台为了报道程子容献琴之事,拟同时播放程氏用“飞泉”演奏的琴曲,借以介绍“飞泉”的声音。经商得故宫博物院的同意后,前来故宫录音时,中央音乐学院李祥霆得随同电台工作人员来到故宫的录音现场,乘机先弹了这张“鸿宝”,其后李祥霆庆幸不已,对琴会同仁说:“我生平弹过的古琴,未有如‘飞泉’之佳妙者,其音量均匀,在传世古琴中太少见了。”

对于 “飞泉”这种项、腰都做成圆楞的朱漆琴,过去的古琴家皆以宫琴目之,故程子容诗中亦有 “形制富丽出内府”之句,其实“飞泉”并不是宫琴。1931年,李伯仁在填写上海《今虞琴列?古琴征访录》时,在琴的作者栏目中就明确填的是“唐雷氏斲”(《今虞琴刊》268页),而没有因袭宫琴之说,这是很有见地的。以后一直到1985年,笔者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建院60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唐琴的特点及其真伪问题》的专论文章,讨论了宫琴与雷氏琴问题,明确推翻了

“飞泉”是宫琴的说法,为李伯仁的 “唐雷氏斲”补充了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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