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时眼里的父亲，是既遥远又亲切、既崇拜又想念的一个有距离的亲人。父亲曾是一名军人，是太原市第一批知识分子入伍的军人。从我出生到上小学前，父亲给予我的父爱，就是那个只有过年或是暑假才能见到的父亲——要见他一面太难了。一次院子里的小朋友打闹玩耍，一位小朋友还指着我喊：“没有爸爸，没有爸爸！”旁边大一点的另一位小朋友说：“她爸爸是解放军，有枪！”小朋友们就一溜烟儿都跑了，只剩下我自个儿委屈难过却又兴奋自豪地站在原地发呆。
上世纪60年代解放军最吃香，是最可爱的人。那时候院子里只有父亲一个“当兵的”。他排行老二，家里还有一个哥哥，因为他忠厚老实、肯吃苦，很快就入了党、提了干，还到西安的部队干校进修学习，得到了亲朋好友、周围邻居的喜欢和羡慕。父亲既年轻又帅气，穿上那身“四个兜”的军装，每次一回来，院子里左邻右舍的年轻人都挤在家里、门口看望他，嘴里还兴奋地喊着“二哥回来了！二哥回来了”，问这问那，新鲜地围着他转悠、拉家常，院里谁家有个啥事也喜欢和他唠唠、商量商量，平日里安静、寂寞的家这时热闹极了。父亲尤其爱给我们讲一件事：1966年11月他随部队抽调执行任务，进京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每说到那段往事，父亲就两眼放光、神清气爽。
父亲是个多面手，干什么像什么，年轻时自学中医、自己动手做樟木箱子，家里的水电、木工活不在话下，退休后，父亲却迷上了种地，整地、间苗、除草都干得特漂亮、有板有眼，旁边的老农还夸他：“你这干的活儿比我们都好！”
我的母亲是老牌太原师范生，年轻的时候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惹人羡慕，下了学回到家就爱抱着书看。姥姥让她考师范，她的理想是上大学，可是那个年代，能考得上、上得起大学的孩子太少了，因为上师范不用花钱，每月还有生活补助，毕业后还分配工作，实在是许多学生的首选。毕业后，母亲当了小学教师，教过美术、语文、数学、书法等，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每天都在没完没了地忙工作，有点空闲就拿起放在家里箱子上学生们的绘画作业给我们看，还一张一张地点评，怎样画才好看；后来是让我看学生们的作文写得怎么好、词语用得多么漂亮；再后来是数学题，这个孩子怎么聪明、那种解题方法既简便又快捷。母亲判卷子、改作业到晚上十一二点是常事，还经常带着四五个或是七八个学生回家补课，本就很小的家挤得满满的，小板凳、高凳子、床上，都是学生。就这样，母亲带的毕业班年年成绩拔尖，奖牌、证书拿了有几摞；而且，班里的各种活动多姿多彩，母亲尽情发展每个孩子的优点，黑板报、小报、手工、小发明，连广播操比赛都要排个小方阵来回穿插，以至学生们毕业后，时不时有参加工作的回来找上门看望母亲。
母亲说起年轻时候的父亲，提起的都是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小事：大街上让他抱抱孩子吧，他就说，会弄得军容不整，不能抱；父亲出差到甘肃，在商场里看到一双鞋不错，就给母亲买了回来。结果拿回来母亲一穿，两只鞋子却一大一小，母亲埋怨说：“咋没挑一挑呢？”父亲却说：“革命商场都一样嘛，不用挑！”
父母亲的经历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下一代，以至于我的理想一直是当兵或者当老师，可惜一样也没有实现。上世纪80年代末，父母亲给一同参加工作的我和大妹规定了“三不准”：不准烫头、不准穿奇装异服、不准穿高跟鞋。因为这个，一次，爱美的大妹悄悄烫了头，又被父母逼着剪短。父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做人做事、学业上的严厉严肃，到现实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嘘寒问暖，用他们的方式精心呵护着这个大家庭。前年是二老的金婚年，父母亲在瓶瓶罐罐、磕磕绊绊中相濡以沫、走向夕阳，这也是我们子女感到既羡慕又幸福、快乐的一幕。一次下班路上正好听到车上收音机里播放筷子兄弟演唱的《父亲》：“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不等听完，我便泪流满面。
